中国有着漫长、深厚的平民主义传统，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平民主义受到皇权主义和儒家的纲常伦理的有力制约。而正是看似偶然，实则不可避免的辛亥革命把平民主义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无论是革命建国时期的政治斗争，还是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发展，平民主义都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概而言之，从辛亥革命到中国模式，平民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现代中国有许多历史谜题，比如为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能扎根中国；为何要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何改革开放后中国能取得经济奇迹等等，这些都必须从辛亥革命奠定的平民主义底色中寻求解答。

晚清爆发革命难以避免

尽管严格的历史决定论难以成立，但从历史的经验看，大凡重大的历史变革背后都有某些重大的因素，而非一些偶然的因素所能左右。20世纪初的中国之所以爆发辛亥革命，确实有其必然的道理。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在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前节节败退。在中国陆地和海洋上的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是以清政府割地赔款而告终。随着领土和主权的不断丧失，清王朝的合法性也急剧流失。面对列强的欺凌和掠夺，清政府也曾竭尽全力应对，但却多以失败告终。到了甲午战败和庚子之变时，中国实际上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既然政府不能承担起守土卫疆的责任，自然就丧失了统治国家的合法性。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明传承，当然不会因当道无能就坐以待毙，采取非常手段自救是自然的选择。《辛丑条约》之后的中国，根本性的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从皇室亲贵、封疆大吏、改良派一直到革命派，对此都渐有共识。

与此同时，中国也恰逢王朝兴衰的节点。太平天国运动时，清王朝已不得不依靠地方士绅组建武装来平息“洪杨之乱”，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强枝弱干、外重内轻的姑息局面。庚子之变时中央政府流亡西北，封疆大吏纷纷宣告“东南互保”，实际上独立于中央。这次运动席卷了清王朝的菁华地区，包括两江、两湖、两广各省，这无疑证明中国已走到传统王朝兴衰循环的临界点上。接下来，只要爆发几个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这样的事件，这个王朝就自然寿终正寝。

由于地方势力崛起和中央权力衰落，中国无法像欧洲各国那样通过王权完成现代建国任务。因此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决定了必须有一次社会革命来解决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即使没有保路运动，没有武昌起义，社会革命迟早还是会爆发，只是不一定在辛亥这一年而已。

据说因为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其他思潮都被挤到了一边，以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总体上看这个说法并没有错，因为中国确实是被亡国灭种的危机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但这个说法只触及到问题的一半，并且太过笼统而缺乏实际意义。

就世界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都遭遇过亡国的危机，因此救亡图存是所有后发国家进入近代后的共同主题，而不唯中国如此。从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列强瓜分，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近代一直濒临亡国边缘，救亡图存当然是压倒一切的历史使命。但是，谁能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如何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就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当时不仅面临世界列强入侵的外部危机，同时也处于王朝治乱循环的节点。清王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后，由于中央权力衰落和土地兼并，中国的统治集团已没有能力凝聚社会并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当时压倒一切的主题并非是泛泛而谈的救亡图存，而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凝聚社会，从而完成救亡图存这个历史任务。由于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社会革命成了唯一有效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革命而非救亡图存才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正钥匙。

革命开启平民主义闸门

与许多国家的近现代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以各省地方首领通电独立的形式进行的，而不是一场由下层民众推翻上层社会的革命运动。从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看，是各省首领和上层绅士掌握了社会权力。既然如此，为什么说辛亥革命开启了平民政治的闸门呢？这个问题需要从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事实上看，虽然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社会上层，即以汉人为主体的地方豪强势力脱离了以满人为主的中央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却并没有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把革命成果牢固地把持在少数上层精英手中，也没有像美国建国者那样成功地镇压继续革命的谢司起义。相反，辛亥革命在中国开启了平民运动和继续革命的闸门，此后革命后浪推前浪，革命的平民色彩一次比一次重。可以说，辛亥革命之后，平民运动和社会革命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主题。到20世纪中叶，平民大众或者说平民大众的代表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和政治舞台。

为什么一场产生于上层社会内部的革命会导致以后一波接一波的平民革命？为什么一场发端于上层社会内部的革命能够给现代中国奠定平民的底色？这个问题跟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有关。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最重大的影响是取消帝制，而在中国取消帝制则意味着把平民大众推上政治舞台。这是中国不同于欧美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汉到清末实行的是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恰恰是缺乏血缘等级制的平民社会的产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平民社会的国家。随着春秋时代私田和自耕农、佃农的大量出现，以血缘为基础的西周封建等级制开始瓦解。从国家的结构形式上看，周王朝是通过公侯伯子男的层层血缘等级制度维系国家的运转，战国时期各国还通过卿、大夫、士的等级来维系国家的运转。但是，当日益强大的平民运动开始冲垮西周封建等级制时，时代需要新的国家结构形式来维系平民社会的稳定和运转。这样以郡县制为形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平民运动迫使中国选择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而从战国后期到今天，中国虽然经过了各种巨大的政治变迁，但是平民社会一直是中国的基本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架一定是中央集权制度。

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是君主和平民的二元结构，并无贵族和僧侣这样的中间阶层横隔在君主和平民之间。虽然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本质上看，官僚集团实际上是平民社会的一部分，是通过科举制形成的平民上层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只是皇权的工具，远远不能像欧洲贵族集团那样凭借自身的世袭权威对君主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在中国这样没有贵族和僧侣集团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一旦帝制终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被平民革命席卷。因为帝制终结后，上层社会失去了皇权的支撑而缺乏合法性，平等成了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如果国家统治者不能让社会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统治者就很容易丧失合法性而引起下层民众的起义。而平民革命具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只要社会还有不平等，就有人会热衷于革命，革命一直会持续到社会接近于最大程度的平等为止。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平民底色，孙中山从提出三民主义到把国民革命界定为“谋农夫、工人之解放”、“为农夫、工人而奋斗”，其实是逻辑的必然，是社会现实迫使孙中山不断地倾向于追求平等的激进革命。同样，后来的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和中共的土地革命也都是辛亥革命的逻辑延伸。在中国的土地上，诚如毛泽东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辛亥革命后中国爆发的一系列革命无一不是下层社会追求社会平等的革命。

平民主义孕育中国模式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今天的中国模式实际上也是辛亥革命开启的平民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让相当多的国内外人士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近几十年来卷入市场化浪潮的国家远非中国一国，市场化程度超过中国的国家也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唯有中国的高速发展傲视全球？传统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主义显然都无法解释这个当代奇迹。其实，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现代中国具有平民主义的土壤，无论是战争还是经济建设。今天的中国模式不是少数社会精英设计出来的，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竞争和发展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是少数社会精英在创新和开拓，而是全体民众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条件下以同样的热情和动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中国社会拥有其他没有经历过平民革命的国家难以企及的巨大发展动力。

平民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平等的追求，正是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使中国社会始终保持强大的活力，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甘于在经济政治上落在他人之后。中国发端于1979年的改革，打开了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的阀门。在中国，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人们都有强烈的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欲望。不甘落后、向富人看齐、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中国执政党在改革中的种种政策，不过是对这些经验的合理总结和及时推广而已。

对于厌恶革命的人来说，对于信奉精英主义的人来说，可以指责辛亥革命放出了瓶子里平民革命的幽灵，可以指责20世纪的中国平民革命是当今中国社会民粹主义的根源。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现实，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晚清的统治集团无法承担起抵御外侮的现代建国任务，那么中国就只有通过社会革命释放出平民大众的力量来独立建国。而中国一旦打开平民的闸门，平民革命将不可能轻易停止，除非社会达到最大程度的平等。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平民主义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潮流。

尚难轻言告别革命

李泽厚先生反对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提倡革命。他问道，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对于李先生的想法我完全理解和赞同。但是，在今天拒绝革命跟否认历史上革命的重要意义是两个不同的命题。这里有个历史阶段性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如果以反对今天革命为由来否定辛亥革命的重大进步意义，不仅有可能会割断历史更有可能引发新的革命。

李先生说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并断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我以为这种讲法有些回避历史本身残酷的一面。如前所述，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对外无力应付列强入侵之危局，对内无力阻止各省督抚之独立，在这么弱国家、弱社会的条件下，中国要想不亡国亡种，唯有进行社会革命以再造强国家。只要清政府解决不了对外对内这两个弱国家问题，就无法承担现代建国的历史任务。所以，无论清政府进行何种改良都无法躲避革命。

近年来有许多人开始反思辛亥革命的弊端，相对于过去把革命神圣化和绝对化，这是一个进步。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完美无缺的，革命总是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和代价，而不认同革命者也不乏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但是，评价一场革命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对于社会来说，如果革命无法避免，如果不进行革命就无法解决国家的生死存亡，那人们将不得不选择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杀戮曾给法国人留下了很多痛苦的回忆，尽管批评法国大革命弊端的人不少，当今法国国家的合法性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之上，革命中的《马赛曲》仍然作为今天的法国国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部分否定辛亥革命的人是秉承保守主义的心态来看革命，是为了防止中国今天再度爆发激烈的折腾。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很可能跟这些人的主观愿望相反。

作为现代国家，今天中国的合法性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辛亥革命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平民底色，国共两党主政的基础皆来源于这场革命。如果否定辛亥革命，则意味着否定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这会使现代中国再度面临新的激进革命的挑战，而这恰恰是一些否定辛亥革命的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降低旧革命的重要性不等于就能回避所有的新革命，相反，否定旧革命的历史价值，极有可能引发具有颠覆性的新革命。

其实，保守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不搞历史清算，不把历史推倒重来，而是承认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渐进改良和改革。所以，真正的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否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更不试图否定其革命遗产。放下革命中的极端主义，站在现实的土地上对社会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这才是保守主义的真谛。

作者系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旅美著名政论时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