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对于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来说，今天纪念邓小平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在2020年以前超越美国已经没有悬念。但中国的改革已经经历时三十多年——在时间上已经超过了改革前的三十年，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已经构成了两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今日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跟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紧密相关，而今日中国存在的问题，既有改革前遗留下来的旧问题，也有改革期间出现的新问题。

正是由于这两个历史阶段的问题交叉存在，而对这些问题又有不同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才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的长期争论。而最近左翼自由主义的出现也跟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有关。当前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意味着改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对建国六十多年来积累的问题进行改革，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真实含义。

在这么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纪念邓小平有着特别的意义，由于这个原因，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此剧虽未对邓小平一生进行全面评价，但却强力表现了邓小平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拨乱反正，上承毛泽东时代前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启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今天纪念邓小平诞辰，最根本的就是要深刻理解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当代历史已经形成了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生死存亡的抉择。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坚持文革意识形态的人仍然掌握着相当部分的国家权力枢纽，彻底告别文革实非易事。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在于，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拨乱反正，彻底地否定了文革，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执政党的基本共识是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极大的灾难。文革结束时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恢复职位后的邓小平，以及二十一世纪初执政的胡锦涛都用过“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或“一度濒于崩溃边缘”的说法来形容文革时期的经济。近年来，随着对建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界对文革时期经济具体发展状况的判断出现了一些争议。文革是否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是否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是否应当具体分析文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客观地说，目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做的分析和研究还很不够，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实为必要。但是，在上个时期七十年代末，当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彻底否定文革，开启改革开放之路时，依据的并不是学界的统计数据，而是顺应当时社会的民心和历史的趋势。

1976年的中国，由于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社会郁积的不满已经相当强烈。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感觉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实在太大。中国在1971年以“乒乓外交”的方式打开了跟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普通民众通过新闻纪录片和参考消息等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港台社会的生活水平逐渐有所了解。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平大幅度落后于外部世界的严酷现实，这强烈地刺激了普通中国人的神经。在文革中，很多中国人都曾经有过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各国人民的雄心，但这个光荣的梦想在现实面前破灭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反省，作为拥有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生活水平为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落后于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和台湾？中国人沿着文革道路真的能走向繁荣富强吗？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相比感到了自己的落后，那么与过去相比则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普通中国人并不了解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但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是，文革十年，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只调整过一次，而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是在下降；十年间全国各个城市几乎没有新建住宅，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住房面积急剧下降，三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越来越多，陈旧住宅楼的走道几乎成为了各家各户的厨房；在文革前夕，中国城镇的票证配给尚局限在粮食、布匹和食糖、食用油等范围，而到文革期间，按照票证配给的商品已达几十种，食品和日用品的匮乏直接动摇着人们对文革的信念。在农村，有2.5亿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个数量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解决温饱。文革后期普通中国人“今不如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对文革的反感和抵触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对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差距，邓小平在1979年讲得很清楚：“中国六十年代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个差距就是中国改革的现实起点。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导致了文革的神圣光环在普通中国人心中逐渐褪去，对文革的反思和否定逐渐形成一种历史潮流。1976年四月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爆发并非偶然，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中国民间社会与文革决裂的开端。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彻底否定文革、拨乱反正是顺应了民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但是，中国在否定了文革之后究竟应当向何处去？是回到文革前的道路，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当时中共领导层中人才济济，但惟有邓小平慧眼独具，最早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看到了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他在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循序渐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官方文件还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框架，把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但中国经济改革总的趋势是计划体制不断退缩，而市场机制不断扩大。

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了迅速市场化的进程，经济开始起飞，在短短的二十二年年间，中国一跃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最大风险在于改革的初期很容易发生颜色革命，最终导致改革功亏一篑。而中国能够在非常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坚决地否定实行了十年之久的政治路线，并对建国三十年来的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又能够保持原有的根本制度不崩溃，这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跟邓小平个人的智慧和魄力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通常都发生在改革初期。无论每个国家改革的具体契机有何不同，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这就是社会大众由于生活资料的匮乏而对既有的社会制度怀有强烈不满，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极为向往。在苏联和东欧，改革的根源都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了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社会生活水平跟西方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由于普通民众遭受的痛苦主要来自既有的体制，人们很容易被人误导到彻底否定原有的根本制度、全盘移植发达国家制度的路径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果国家领导人缺乏政治眼光和魄力，很难防止颜色革命的爆发。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赏花

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也不例外。由于文革导致的社会灾难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社会上对文革的否定很容易跟对中国根本制度的否定混合在一起。在当时的“西单民主墙”，从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再到否定整个中国根本制度的声音并不小，而这种思潮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市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文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就在眼前，而文革之所以得以产生又跟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行为有很大关系，跟中国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基本制度有很大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彻底否定文革，会不会形成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以，当时中国政治领导人既需要政治勇气，也需要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继续维护毛泽东对现代建国的奠基地位？如何在大刀阔斧改革现有体制的同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实事求是地说，中共领导人当时拥有的客观条件远远不如苏联和东欧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要大得多。但中国的幸运在于，邓小平这一代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还掌握着国家权力的核心枢纽。

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否定文革的同时维护了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意义；在改革传统现有体制的同时，坚持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胆改革既有传统制度的人并不少见，比如戈尔巴乔夫，但他的改革只是葬送了苏联；坚持既有的根本制度，严防颜色革命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北朝鲜的金氏家族，但这种坚持只是僵化的同义语。能够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手坚持基本原则的，只有邓小平做得最好。邓小平用实事求是来解释自己的两手抓：“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渡过了最容易爆发“颜色革命”的危险时期。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后，中国的物质财富已经相当丰富，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多元，而广大民众对社会复杂矛盾的认识也日益成熟。今天中国社会很难会一边倒地否定自身的一切，狂热地拥抱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制度，这是东欧的“橙色革命”、“天鹅绒革命”、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无法在中国引起连锁反应的根本原因。念及中国今日之稳定，感慨中国能够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得感谢邓小平在上个世纪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

改革正在进入新时代

如果把邓小平放在中国历史的坐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邓小平主政中国的时间虽不到二十年，但却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并没有随着邓小平的去世而结束。在邓小平去世后的十几年间，中国经济起飞，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一切成就都可视为邓小平时代的成就。时至今日，中国的当代历史已经形成了两个时代，一个是毛泽东时代，一个是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时代既密不可分，又有明显区别，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能分开的两个三十年。今天纪念邓小平诞辰，主要是要防止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主义把邓小平与共和国的历史割裂开来。

一些极端的自由派把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解读为对改革前三十年的彻底否定。一些人以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只是表面现象，邓小平事实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尽管中共十八大后新的执政核心反复强调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不可分，尤其不能相互否定。但在知识界和舆论界，极端自由派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仍有相当的影响。也有一些极端自由派承认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继承关系，但却把这种继承视为邓小平的局限。这些人认为，按照邓小平改革逻辑，否定彻底毛泽东，否定改革前的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是理所当然的，邓小平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邓小平个人的局限。

一些对文革抱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激进左派也同样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把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立起来。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背叛，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这种扬毛贬邓的逻辑非常简单和粗暴。他们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而所有的社会弊端与矛盾都是邓小平在改革中的错误带来的。所以，尽管极端左派在表面上似乎与极端自由派势同水火，但在从无视中国发展的现实，否定中国当下的社会制度却相当一致。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存在着左和右的分歧本属正常。如果说，右派从自由的角度来批评社会的弊端，而左派从平等的角度来批评社会的弊端，那么这种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社会的改革总是在批评的压力下前进。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思潮都应当在现实的土壤落地生根，都应当遵循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逻辑。

显而易见，极端自由派割裂邓小平与改革前三十年历史的依据并非中国的历史逻辑，而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逻辑。他们的推论很简单，邓小平否定文革，理应否定毛泽东；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引进市场机制，理应否定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简单推论中，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完全消失了。这种思潮最大的错误在于，以为只要中国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就能顺利完成改革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他们天真相信，中国的未来在于走出过去六十多年的“歧路”而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普世世界。

同样，激进左派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看似在强调中国特色，但他们所依据的其实也不是中国的历史逻辑。他们的推论也很简单。今日之中国有太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改革前都不存在或不严重，所以，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些人对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现实缺乏基本了解，对当时的民心和历史发展趋势缺乏基本了解。这种思潮最大的错误在于对文革浪漫想象。他们天真地相信，如果没有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彻底否定文革和开启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仍会取得今日的巨大成就，而且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显而易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激进主义，只要割断了历史就无法理解邓小平时代的意义。邓小平开创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上承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启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关键意义。没有这个时代，中国今天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但是，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阶段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对前两个历史阶段进行综合。用辩证法来看，中国过去的两个三十年既有后者对前者的反思和批判，更有扬弃和继承，而未来的三十年则是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综合，这三个三十年将构成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的“正-反-合”辩证过程。

从历史的逻辑看，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是辩证发展的“正题”。在这个“正题”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共和国的生存问题。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奠定了共和国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已经初具规模而屹立在世界上，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所以，这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当代历史辩证发展的“正题”。中国后来的所有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历史“正题”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是，前三十年并非铁板一块，并非只有成就而没有弊端。前三十年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正题”阶段，是在对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破碎、社会溃败、集体意识丧失的矫枉过正中完成的。矫枉过正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激进冒进的片面性，其中包括长期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意识形态至上”，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个时代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肯定前三十年的成就并不意味着要肯定文革，这是历史主义的底线。正是由于文革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才催生了由邓小平主导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以拨乱反正为起点的改革开放阶段作为辩证发展的“反题”，并不是对前三十年的简单否定。也就是说，第二个三十年对第一个三十年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而是辩证法上的“扬弃”。用普通常识的语言说，就是有改革、有摒弃，但更重要的是继承。但是，尽管在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个三十年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有自身的弊端，这些弊端正在威胁着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为了摆脱文革时期意识形态至上的弊端，把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不争论”当做了一个长期政策，不自觉地走上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自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武功；中国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把市场原则拓展到许多不应当市场化的公共领域，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市场化直接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跟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共同富裕的目标远未达到；此外，政府官僚化和腐败泛滥，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道德滑坡，中央政府政令不彰，民粹主义泛滥等等。这些严重弊端和社会矛盾表明，共和国第二个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尽管举世瞩目，但出现的问题却也不少，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的声誉与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所以，中国社会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即辩证法上的“合题”阶段，对过去的两个三十年间形成弊端进行改革。从现在到未来三十年，将是对过去“正题”阶段和“反题”阶段两个三十年的综合。

综上所述，在今天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最重要的是界定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意义。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以否定文革、拨乱反正为起点，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同时也坚持了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朝未来看，在经过了历史辩证发展的“正题”、“反题”两个三十年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改革的新时代。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仍将是一个改革时代，但这个改革并不仅仅是对建国前三十年弊端的改革，也包括对改革中形成的新弊端进行改革。所以，未来三十年也是一个整合的时代，是对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整合，这个整合过程将会持续到中共建党和建政的两个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