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2013年6月在Ted的演讲引起了知识界与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其中包括一些尖锐的批评。带有鲜明“中国自由派”色彩的黄亚生曾以《民主终将会赢》为题，对李世默关于两种“元叙事”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遗憾的是，黄亚生对李世默的批评更多是把自己虚幻的政治想象作为批评对象，把一个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卡通化”为“民主与反民主”的口号之争，这使得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最近，李世默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则引起了来自另一种比较严肃的批评，这就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对李世默两种“元叙事”观点的批评。

与黄亚生的批评相比较，王琪的批评相当严肃认真。文章抓住了李世默的核心观点，批评的每一个内容都可以说是有的放矢，论证上也自圆其说，逻辑自洽。王琪认为李世默的错误就在于汪晖先生所讲的“去政治化”，而这种“去政治化”的本质是要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

由于王琪对李世默的批评是基于汪晖的“去政治化”理论，文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汪晖的很多话语，所以，笔者对王琪观点的批评同时也是对汪晖“去政治化”理论的批评。汪晖是笔者非常尊敬的严肃学者，但为了把一些混沌的问题进一步澄清，还是需要作出一些回应。

一、“去政治化”理论难以解释西方政治

在对西方国家现实的判断上，王琪与李世默有一定交集，二人都认为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美好预言和承诺，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但是，二人理解西方政治衰败的根源却正好相反。李世默认为西方的党争民主撕裂社会并导致国家衰败；而王琪则认为，西方多党制下的各个政党实际上已经趋同或共谋，原本有鲜明派别色彩的政党派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性或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性，政党政治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正是西方国家政党的“去政治化”趋势导致了西方民主的危机。

“去政治化”理论难以解释西方政治

王琪认为，李世默对国家政治的看法是基于全球近几十年来“去政治化”这一前提，而汪晖早就揭示了“去政治化”的弊端和带来的政治代表性危机。王琪引用了汪晖的一段话：“当代议会民主的主要问题是：构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于政治决定之外，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政治差异被缩小到近于无，后者可以被概括为多党政治的政治趋同现象”。

按照汪晖和王琪的理解，19世纪以来的政党政治应当是由各个代表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有着不同政治价值取向的政党共同构成。这一点，王琪在文中表述得很清楚：“多党制的前提是政党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西方历史上不同的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所有这些传统政党都来自于社会并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表达、维护并争取实现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政党是政党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基石，不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选票来对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做出选择，政党通过对国家的支配执行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政党的轮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义上的”。

到此为止，汪晖和王琪对西方政党的“政治性”的理解大体是正确的。从西方政党的起源上看，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特有的政治利益和诉求，政党政治是各个政治派系冲突的组织化形式。英语的政党（par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pars，原意就是分割，转型为英文即为（part），一部分的意思。所以西文中政党（party）一词本身就表明它代表的并非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个原因，在西方国家，政治虽然被理解跟国家的公共事务和国家权力有关，但由于国家权力总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政党所掌控，所以，西方社会的“政治性”这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党派性”，与“中立性”的概念相对应。在西方社会，人们指责某一个政治家太讲政治，就是说这个人的党派价值观太强，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在西方的文官系统中，由执政党政府首脑任命的政府官员被称为“政务官”或“政治性官员”，与政党的上台与下野共进退，跟政治中立的事务性官员有根本区别。

但是，当汪晖和王琪用“去政治化”这个概念来表达对当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时，就开始误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性质。汪晖认为：“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汪晖的意思是说，西方政党的雷同性或共同性使得19-20世纪那种代表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性”丧失了，政治斗争的政党变成了选举党：“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会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汪晖认为，当政党仅仅成为选举的工具时， 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消失了，政党的政治性也就基本消失了。

从政治理论上看，汪晖（包括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的这种“去政治化”观点很难成立。西方政党演变为选举党不仅不是政党“政治性”的丧失，相反，恰恰是代表特定社会群体政党的“政治性”的逻辑发展。由于西方国家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其代表性只具有部分性（part），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充分的法理依据长期执掌政权。于是，通过竞争而实现政党轮流执政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所以，西方“政党政治”发展成为一种“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本质的应有之义。

其实，西方的主流政治学家通常都把政党政治定义为一种选举机制。意大利政治学家Ciovanni Sartori把政党定义为提出政治候选人，然后通过选举把候选人推上公共职位上的政治组织。专门研究美国地方政治的学者高新军对美国政党的定位很有代表性：“美国政党的产生是与总统的竞选相联系的，也是为总统竞选服务的，同时，它的发展也是同选举权的扩大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就了美国的政党，美国选举权的扩大，则推动了美国政党的发展。”

所以，汪晖的“去政治化”理论对西方政党政治缺乏解释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承认西方政党的本质是“party”,是部分，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就应当承认政党轮换的必要性，应当承认竞争性选举是不同政党的主要功能，尤其应当把更换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机制看成是政党“政治性”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理解为“去政治化”。同样，如果西方社会真的如汪晖讲的那样，各个政党已经抛弃了自身特殊的党派性而趋于雷同，那么西方的多党制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呢？很难想象有着共同利益和雷同政治理念的政党竞争和轮替有何意义。

从事实层面看，汪晖的“去政治化”也不符合西方社会的现实。弗兰西斯·福山最近在跟李世默的对话中谈到的美国政治现状与汪晖的判断正好相反。根据福山的观察，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不仅没有在价值和利益上趋同，而是分歧与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国目前处于一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过去，美国体制曾周期性地暴露出这个问题”。为了说明美国两党在政治上的恶斗，福山在两卷本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创造了一个新词：否决制，“Vetocracy”，两党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恶斗而不惜滥用民主的否决的机制。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国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合乎实际。

当然，汪晖在批评西方民主制度时也提出了一些相当深刻的具体阐述，比如西方劳工运动在强大的资本与市场的霸权下不断衰落的现象。但由于“去政治化”这个理论概念本身包含内在的矛盾，很难对西方政治给出强有力的解释。

二、“去政治化”理论难以解释中国政治

无论是王琪还是李世默，谈论政党政治的落脚点还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国家仅仅是作为一个参照体系。如果说王琪与李世默在对西方国家的事实判断（非理论解释）有一些共同点和交集，那么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和解释则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李世默认为，当前的中国政治模式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正是这种政治模式上的优势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而王琪则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不能掩盖中共“去政治化”的蜕变和“政治代表性的断裂”。

王琪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逐渐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精英逐渐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权力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逐渐模糊而与工农群众则日益疏远，执政党与其所宣称的阶级代表性之间已经断裂。在中国目前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家和资本的霸权压制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为此，王琪断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自身的政治价值被消解了，留下的只有作为国家或“政治体制”的职能。

为了说明中共代表性的断裂，王琪引用了汪晖论述：“‘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情况下，党逐渐从一个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权力体制。”

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晖的论述涉及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在中国的话语中，政治的含义为何？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无法讨论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现象；第二个是事实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背离劳工阶级，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

从论述者讲话的语境看，汪晖和王琪在谈到“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概念时，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转圈，他们对“政治性”或“政治化”的界定是一种很难直接移植到中国的西式话语。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性就是“党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党的“去政治化”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派别性而自我标榜为“全民性”和“中立性”。用这种西式话语的“去政治化”来解读中共和中国政治，自然会把中共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解为放弃了自身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王琪：“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政治价值‘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的当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为国家或者‘政治体制’的职能”。）

但是，从欧美借来的西式话语很难切合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这个概念在中国跟在西方现实中的具体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一个党或一个政治家讲政治，就是意味着“党派性”和“非中立性”。但在中国，讲政治的含义就是讲“大局观”和“公共性”，而决不是讲派别性。（中国在二十世纪革命年代把政治性与阶级性等同起来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并且是特定原因，本文下面会谈到）。孔子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看成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亲，防止“小人党而不群”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

政治作为一个现代词汇来自日本中的汉字，但到了中国却被赋予了与西方党派性不同的含义。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中国在革命建国年代，因为有一个打击和推翻的革命对象，所以中共曾使用列宁关于政党的理论，把政治性、阶级性和党性联系在一起，但这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极短暂的一个革命时期。中国在告别革命后，政治这个概念再度回归到国家性和公共性的层面上。

稍微了解今天中国现实的人都很容易发现，在中国，讲政治，讲政治性，跟在西方讲政治、政治性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人讲政治通常意味着“讲大局”，讲“集体利益”、“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即使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讲政治、讲党性也跟西方政党讲政治、讲党派不一样。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论，讲政治不是讲政党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局部的利益诉求，而是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共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中共给自身设定的历史使命并不是要满足社会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要追求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舍此无他。如果用西式话语中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概念来解读中共和中国政治现实，把中共今天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理解为“去政治化”，理解为消解了自身的政治性，这就好像在西方的象牙塔里与西方学者对话，太不着中国社会现实的边际。

第二个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背离劳工阶级？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学者很难坐在书斋里凭一些个别案例或逻辑推断来判定某个政党是否代表了民众利益。要回答中国执政党是否发生了“代表性断裂”的问题，必须要有大量的调查数据。遗憾的是，断言中国存在着“代表性断裂“的汪晖和王琪都只有逻辑推演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但是，根据世界几大民意调查机构，比如皮尤研究中心和爱德曼公司，十年来中国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都高居世界前列，信任度都在80%和90%之间徘徊。

对于知识分子的判断与社会现实的差距，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在《让民主归位》一书中有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叙述：“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关于普通百姓对政府和共产党的信任度问题的实证调查，第一次抽样调查发现信任度特别高，结果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想象，于是做了第二次、第三次问卷设计和调查，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我们北大的同行开始反思了，是不是一些知识精英太自大，自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大众的看法？”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大国来说，谁也不会否认社会中有人不承认执政党和政府的代表性。但即使如此，这个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不信任的群体也主要不是劳工大众。汪晖和王琪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个诡异的现实问题。在中国，指责执政党和政府不代表劳工大众的人基本都不是劳工大众，而是远离劳工大众的文人和中共官员。如果说中共确有代表性断裂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发生在党内而非发生在党与劳工大众之间。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劳工大众远比党内官员和学者更相信共产党的代表性。在中国，断言中共面临代表性危机的人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其中包括官员。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

三、中共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

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党派视为一种社会祸害。孔子讲君子“群而不党”，要求社会避免党派之争。中国的汉代曾饱受“党锢之祸”，宋代和明代都因“朋党之争”而大丧元气。但是，清末以来，中国从日本输入了“政党”这个概念，开始赋予政党一词以中性甚至正面的意义。在革命当人反对清廷的活动中，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词汇。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三百个左右大大小小的政党。但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成功，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跟西方实行政党政治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是在民族国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形成的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在这当中，民族国家（即现代独立国家）和宪法制度的确立是政党政治的先决条件。而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其时的中国并非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

孙中山最早看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根本任务是建国而非其它，建国是所有其他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如何建国？在国民党并无经济政治实力的条件下，唯有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进行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把传统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以，中国的政党是以建国为目标的革命党、建国党，而非建国之后的选举工具。由此，孙中山提出了“党国”的概念，即由“党”来建国。其逻辑是以党建军、以党军的力量统一中国，然后“以党治国”。

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到孙中山提出党国概念，使得中国的政党概念跟西方政党开始有了差异。建军和建国成了中国政党的主要目标，这显然跟西方建国之后在议会内部形成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有很大不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上都是沿着“建国党”而非“选举党”的道路在发展，用军事力量建国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所以，上个世纪的国共之争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之争，而是建国的主导权之争。究竟谁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谁来设定中国的基本体制？谁来领导社会各界制宪？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冲突的根本。在这个争夺建国主导权的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力图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而非西方那种代表只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党（party）。蒋介石曾指责中共只代表社会中一部分阶级（劳工阶级），而自称国民党代表全体人民。同样，中共则用统一战线来凝聚全国民众，指责国民党只是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为了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国共双方都试图把自己表述为全民的代表，双方都把对方指责为少数人的代表。

中共在成立之初，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于中国。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共产党作为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组织，尽管具有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党色彩，但仍然带有西方政党的一般特点，即是社会一部分人群----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劳工阶级在社会中占有大多数，但毕竟还是“party”，而非全体人民。有产者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中共在革命初期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和影响，沿用西方政党模式把自己定位为劳工阶级的政党，这对动员和组织劳工大众起来革命和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把自己定位为某个阶级的先锋队，而非所有人的政党，在建国过程中就很难仅靠政党的形式来凝聚整个社会。中共在井冈山时期虽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虽然也以建国为目标，但整个政治理念还是深受苏俄和西方政党概念的影响。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苏区的钞票甚至以列宁的头像为标志。井冈山最后的军事失利虽然跟中共的战略战术有关，但仅仅靠劳工阶级的力量，缺乏统一战线也是其局限之一。

抗日战争是中共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中共虽还保持有西方政党（party）的色彩，但创造了统一战线的形式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民。到上个四十年代后期，中共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即把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联合为一个创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这个时候，中共对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建国的意识已经超越了由西方输入的阶级斗争而成为主导思想。中共在1949年的建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中共已经试图在共产党主导的政治框架中纳入全体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这个纪念碑的碑文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共建国的基本理念：“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旗，1954年的制宪过程，都显示出中共开始超越了阶级政党的范围。中共后来在五十年代末开始陷入阶级斗争为纲的陷阱，但二十年后开始拨乱反正，再度回归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

由此可见，中国在上个世纪形成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跟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方，是先有国家，先有宪法，然后才派生出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政党政治，是国家和宪法制度催生出政党政治。西方的政党是建国后的选举党。而在中国，政党在现代国家之先，无论是中共还是今天的其他8个政治党派都产生于1949年建国之前，是中共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建立国家，领导社会各界制宪，是政党催生出国家和宪法，而不是相反。所以，在上个世纪，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党和建国党，在今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复兴党”。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的上理解今天中国执政党在社会中的位置。

如果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中国的执政党其实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政党。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政治市场的自由说服而发挥功能，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阿尔蒙德和萨托利等人也是把不同利益诉求的诸多政党竞争看成是政党政治的根本。但是，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那又是什么呢？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通过社会动员和革命完成了现代建国；从1949年到今天，中共一直有效地治理着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或政治组织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简单说中共不是政党确实很难说得通。这里涉及到对政党概念的界定。只有超出西方的政党理论才能理解今天中国执政党的性质。

西方政党轮替的核心理由在于每一个政党都是一个部分（party），既然是部分就没有理由永远执掌政权，就必须通过竞争性选举进行轮换；而通过政党轮换，执政者才能改变治国方略，才能照顾到上届执政党忽略的社会群体。说到底，换党就是换执政者和换治国方略。但是，如果一个党不是部分（party），而是整个民族的优秀代表，那么更换执政者和治国方略就成了一个政党内部的换届，而不是不同政党的轮换。如果把中共建政后六十多年在治国方略上的变化与西方国家的政党轮换作一个比较，我们会吃惊的发现，中共在自身内部的治国方略调整幅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通过政党更替实现的政策调整。美国战后共和民主两党的选战不可谓不激烈，但党争越激烈，政治变革就越困难。半个多世纪来，美国白宫和国会山在治国方略和政策上的变化虽有，但幅度却相当有限。

反观中国的政党内部换届，治国方略和政策的变化之大几乎可用“革命”二字来形容。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三十多年，几乎每一次中共代表大会和核心层换届都导致治国方略和政策的巨大变化。人们都很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从1979年以来，中国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和治国方略上的变化实在太大，以致这三十几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面貌（并非指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把中国每十年间的报纸和执政党的政策拿来对比，会发现其差别大得让人震惊，以至于这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只能用“改革”两个字来界定。笔者预测，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发展仍然还会用改革一词来界定，因为未来五十年中国发展仍将会随着执政核心层的换届而发生巨大变化，仅仅用发展这个概念远不足以说明中国执政者在治国方略上的调整和变革。

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决定了代表各种不同局部利益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并不实用于中国，中国的政党模式必然是一种创新。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在形式上跟西方政党有相似之处，但其代表性却广泛得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执政党都将是一个涵盖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治核心力量。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的政党政治，断言中共已经自我消解了政治性，已经“去政治化”，这难免会跌入西方政治话语的陷阱。

余论：李世默到底是什么派？

一般说来，我写文章都针对观点而不涉及个人，但这次有些例外，想谈几句李世默究竟属于什么派。

尽管王琪批评李世默的文章严肃认真，就事论事，但还是有一点超出了讨论问题的范围，这就是他忍不住用李世默的身份来证明其观点。王琪在文中这样讲到：李世默“去政治化的叙述的本质是要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联想到李世默作为一个风险投资资本家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显而易见，这种以讨论对象的身份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方式有些不妥，这不是思想与思想的交锋。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范勇鹏则清楚地看到了李世默的思想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他善意地用“保守派”来形容李世默的思想，尽管他认为“保守派”这个名称也并不准确。

笔者以为，李世默和他创立的春秋研究院既不属于中国目前流行的“自由派”，也不属于“新左派”。在李世默和他的同道者看来，中国目前的激进“自由派”和激进“新左派”尽管尖锐对立，但二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判断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激进“自由派”常常以西方“自由民主“的名义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斥之为专制，并认为当下的中国政治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专制主义。而激进“新左派”则以“革命“的名义把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解读为不平等的封建制度，把儒家思想看作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在现实中，激进“新左派”则把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解读为一个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从思想渊源上看，激进“自由派”和激进“新左派”师出同宗，都源自上个世纪三十四年代左翼思想文化圈。在那个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一道在建国道路上共同奋斗。但在中国完成了革命建国后，一些左翼文人在思想上远离现实，仍然习惯于运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中国丰富的社会现实，所以始终难以摆脱乌托邦情结。今天中国的激进“自由派”和激进“新左派”在政治光谱上都属于左派，都秉承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风范。今天的许多自由派言必称哈耶克、弗里德曼，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乌托邦情结正是哈耶克等人所尖锐批判的。今天的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在本质上是激进左翼文人中不同派别之争，老路与邪路实为同一。

笔者以为，在中国的舆论场，李世默和春秋研究院在政治光谱中离“革命”知识分子最远，确有范勇鹏讲的保守的一面。春秋研究院的寒竹和文扬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过“中华保守主义”的概念，并一直以保守主义自居。这个学派的保守色彩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现有基本秩序的维护。尽管这个学派高度赞扬改革，也承认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也承认中国的制度改革远远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但不赞同对现实妖魔化和情绪化的描绘，更不主张把现有秩序推倒重来。

第二，对历史传统的维护，不赞同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个学派坚持把今日之中国放回到五千年文明中来理解。历史是绵延而不能割断的。五千年文明、两千大一统帝国文明、一百多年救亡图存的现代建国历程，中共建党以来的三个三十年，是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理解未来发展走向最基本的依据。

从这两点上看，李世默和他的同道跟当年英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埃德蒙·柏克确有类似之处，说这个学派具有类似于英国式的保守主义色彩并不为错。但是，把李世默们简单看成是保守主义者还是不够准确。这个学派的历史主义比英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主义更为彻底，因为这个学派对历史上发生的革命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于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到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学派坚持一种同情和尊重的态度。这跟埃德蒙·柏克否定法国大革命有根本区别。

所以，用任何一种派别，比如自由派、新左派或保守派，左派或右派来形容李世默及其春秋研究院的同道都是不准确的。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思想流派”来形容李世默和他的同道，可能“民族复兴主义”这个概念更合适一些。这个学派一直坚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看世界；一直致力于“化西为中”，把西方的优秀文化融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一直试图创新中国人的话语。而这个学派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