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在希腊与欧元区领导人达成协议后的第三天，希腊债务困局又出现新的进展与变化。离欧元区领导人要求希腊政府批准该援助方案最后期限前几个小时，希腊议会以229票赞同，64票反对，6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高达86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这个消息看起来令人鼓舞，但在希腊议会辩论期间，附近广场爆发了激烈的抗议示威，示威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希腊的公共服务业工会则呼吁全国范围的大罢工。目前的各种迹象表明，希腊社会在是否应当接受这个苛刻的援助方案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同一天，欧盟方面也传来两个相反的消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希腊进行债务减记是毫无争议的”，这是一次公开表态的退让；但同一天，希腊最大债权国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针对是否应当减记希腊债务时直截了当地表明，“如果你觉得对希腊而言，最好的方案是债务减记；那么我要说，最好的方案倒是离开欧元区。”这两种对立的态度表明，究竟应当如何解决希腊的债务危机，欧盟内部同样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希腊雅典中心syntagma广场议会大楼附近发生骚乱

欧元区各国与希腊在13日达成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的反应不一。希腊国内舆论认为齐普拉斯背弃了对希腊人民的承诺，因为欧元区债权人在7月13日提出的援助条件甚至比6月25日的方案更为苛刻；而欧元区的债权人则认为，虽然欧盟与希腊达成了目前的妥协方案，但对希腊政府是否能够履行这些条件并不十分乐观，因为希腊在过去十多年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

但是，在笔者看来，希腊债务引发的困局，并不在于希腊是否能接受这份协议中的具体条件，因为形势比人强，当希腊民众因债务危机而无法维系现有生活时，终究会被迫接受这些条件的，而债权国基于长远的利益，也有可能减记希腊债务。希腊债务危机以及当前的困局表明，西方民主原则与资本原则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希腊债务的形成，还是希腊与欧元区各国之间的冲突，民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冲突都清晰可见。

希腊是欧洲南部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之一，但经济与政治实力远远落后于同属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希腊在民主化之前的历届独裁者都与美国关系密切，长期接受美国援助，军事装备大部分来自美国。七十年代中期民主化后，希腊希望搭上欧洲共同体的快车来加速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在1981年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但是，希腊加入欧共体并不是要重走法德及北欧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路，而是希望依托欧共体直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结果，希腊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就进入了服务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阶段。时至今日，希腊仍未形成现代工业体系，雇员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大约占了全国企业的95%。今天，人们按人均收入虽然把希腊归类于发达国家，但这个发达国家从未真正完成工业化，实际上是欧盟中的欠发达国家。

希腊经济的病态发展跟它的民主化进程有很大关系。西方式民主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治家能否上台取决于选民的选票，而绝大多数人的天性是趋乐避苦，希望减少税收和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与福利通常是大多数选民的要求。于是乎，西方政客为了获取政权，总是允诺选民会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减少税收、减少工作时间。不过，在一般国家，政客们自相矛盾的谎言很难持久，因为经济发展的现实会很快戳破虚假的谎言。所以，尽管民粹主义存在于西方各国，但严酷的现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民粹主义的泛滥。

不过希腊是一个异数。希腊的政客为了使竞选的谎言能够持续，不断用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制造一种虚假的繁荣，而这种饮鸩止渴方式制造出的经济泡沫由于加入了欧元区而得以延迟，最终累积成今天的巨额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财政赤字与债务已经非常严重，根本不具备加入欧元区的资格。但是为了加入欧元区而继续维持虚假的繁荣，希腊政府竟然给欧盟提供了虚假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的数据，从而混进了欧元区，这个虚假数据一直到2009年才被迫公开。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当希腊的经济泡沫破灭而陷入债务危机时，希腊的政客们不痛定思痛，不对国家经济与政治进行彻底改革，而是再度祭起民主的大旗，要用民主的华丽口号来解决现实中的困难。

对于普通希腊人来说，一方面希望能够得到欧元区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又不愿意接受欧元区债权人的苛刻条件，尽管这两种要求自相矛盾，但作为普通选民来说，有这种矛盾要求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政府的决策。希腊困局的严重性在于，政客们不断以民主的名义来忽悠社会大众。今年1月，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不断开出根本做不到的空头支票：“结束希腊人持续5年的羞辱和痛苦”，“让欧盟、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成为过去”。齐普拉斯许诺选民，希腊既要留在欧元区，又要将其背负的3180亿欧元巨额债务减计50%。

在欧盟三重峰会讨论希腊债务危机前，齐普拉斯隔空对欧盟进行民主喊话：“民主选择一直是欧洲传统的核心所在”，并在7月5日举行了是否接受“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方案的全国公投。齐普拉斯公开在雅典的投票站投下反对票，呼吁民众以民主的名义对欧盟的救助方案协议草案说“不”，扬言“希腊不退出欧盟或欧元区，我们要的是民主欧洲”，希腊国防部长卡门诺斯把这场公投称之为一场“民主的战争”。公投否定欧盟的援助方案后，齐普拉斯欢呼胜利：“今天，我们庆祝民主的胜利。”

但是，齐普拉斯和议员们的内心很清楚，他们口中的民主其实是个忽悠大众的口号，在现实中根本不能对抗资本的逻辑。就在希腊公投的“民主胜利”后的几天，齐普拉斯拿起一份对希腊更为苛刻的文件跑到布鲁塞尔参加会议，并最终接受了欧元区各国领导人提出的援助方案。对于齐普拉斯当局的投降，马耳他总理Joseph Muscat评价道：“希腊政府实际上接受了一切条件，接受了所有关键的要点。”希腊政府在布鲁塞尔的屈辱退让让世人看到，7月5日“民主的公投”更像是一出闹剧，只是让沮丧了这么多年的希腊人民体验了几天“民主的胜利”，齐普拉斯向世界显示一下他的支持率。

作为希腊最大债权国，德国的态度一直都非常强硬

齐普拉斯对欧盟的隔空“民主喊话”为什么不能发挥作用？为什么民主的原则无法叫“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让半步？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有一句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全球金融制度不能为了希腊就扭曲其规矩”。全球金融制度就是金融资本的制度，当民主的逻辑遭遇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决不能退让，这是由西方社会的本质所决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并非虚名，而是表明资本居于统治社会的最高端，在这个社会中，民主当然有一定位置，但民主并不能僭越资本的地位。

纵观整个西方社会，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活动中遵循的原则，而非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严格说来，西方民主是以政治程序民主化为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党自由竞争、公民普遍选举、政府以民众代表的身份实施立法权和行政权，而公投则是这种民主制度最极端的一种形式。但无论民主采取何种形式，都有着明确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政治的边界，当民主超出了政治的边界，就会受到资本的抵抗和制约。

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个公司如果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与债权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只能按照维护资本权益的法律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债务人公司内部的民主表决来解决。同理，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当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也只能通过资本运行的逻辑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债务国的民主表决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政府以高喊民主口号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危机，其实是忽悠普通民众的一个政治表演，其目的是为了让世界看到这个政府还有民众支持，而不是要解决民众的困苦问题。

不过，指出西方的民主逻辑与资本逻辑在本质上存在着冲突，并不等于断言欧元区的领导人将来不会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让步。在笔者看来，欧元区国家在未来仍有很大可能做出一定让步，只是这种让步不会是基于民主的逻辑，而是基于资本的逻辑。德国ARD电视台在7月初的调查结果显示，68%的德国民众反对对希腊实行债务减免；61%的民众表示，如果违约，希腊应退出欧元区。同一时间的另一项德国民调则显示，四分之三的德国人表示，就算希腊会退出欧元区，也拒绝德国政府对希腊让步。这就是说，如果按照民主的逻辑，希腊债务最大的债权国德国绝不会同意减记希腊债务。但是，德国下一步是否同意减记希腊债务，并不取决于民主的逻辑，而是取决于资本的算计。

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显示，国家主权债务减记或减免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有相当多的案例，其中，美国在1989年提出的《布雷迪计划》最为著名。这个计划包括的债务国家多达19个，平均减记债务36%。即使现在坚决反对减记希腊债务的德国，也曾于1953年得到过战胜国给与的50%的债务减记。但是，在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债务减记或减免都是基于资本的逻辑而非民主的逻辑。道理很简单，当债务国接近破产而无法偿还债务时，无论债权国是否采取减免债务的行动都无法立即收回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债权国与其杀鸡取卵，逼垮债务国，不如减记或减免债务，让债务国喘过一口气而慢慢复苏，最终再从债务国身上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做法跟中国古人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类似，是一种利己的算计，而非利他的施舍。

希腊债务困局的解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希腊与欧元区各国会依照资本的逻辑进行博弈，最后博弈的结果如何？谁会得到更多利益，现在难以断言。不过有一点可能肯定，无论希腊债务困局最终如何解决，都与民主的逻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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