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新著《风起陕甘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2月）。

本书是韩毓海教授于2020年受邀到陕北踏访后形成的文字。“风”一指造成黄土文明的大风，二指中国革命形成的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韩老师聚焦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以追问陕甘宁对中国革命的塑造。

在本文中，韩毓海教授以冀朝鼎这一人物为线索，通过勾勒其生平和著作，指出了冀朝鼎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其著作不仅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了在元代之后中国如何处理“居国”(农耕文明)、“行国”(游牧文明)与“海国”(海洋文明)的问题。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身处“边缘”的陕甘宁地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中国革命“中心”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文/韩毓海】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其父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厅长和教育厅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那个时候，他只有16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北大刘仁静也是那天被抓进去的，当时也只有17岁，法庭审判，问刘何以被抓，他竟茫然不知。被捕学生中，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

孙中山说，国家的实质就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争之外，有了大规模外交，而外交又有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39年9月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上书蒋介石时则这样说：英法对于弱小民族之一贯政策，决不愿其独立解决，故对自己言民主，对任何弱小国家，不能言自主也——这就是巴黎和会给中国的教训。

五四运动要的是民主还是自主，是“启蒙”还是“救亡”？这是一个问题。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不仅使中国知识界开眼看西方，也使中国的先觉者认识了西方的强权本质——所以说，这是“觉醒年代”。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9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6岁。

冀朝鼎（1903-1963）

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正如唐代之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江南，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则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曾在民国政府做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加入了美共中央中国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美亚》杂志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

1929年，《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而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对当时世界金融市场的高度不稳定充满警觉，甚至乐见英镑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崩溃。他们认为，健康的经济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上，而不是依赖于盲目的金融扩张。在当时的保守主义者看来，这种观点是“左”倾的，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与杰弗逊和麦迪逊不同，汉密尔顿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就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以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自美国立宪时代起，杰弗逊、麦迪逊就激烈反对过汉密尔顿的制度设计。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制度设计有几个缺陷：第一，使美国政府依赖银行借款，这种借款不仅来自富人，而且来自旧大陆特别是英国；第二，使美国财政依赖于向老百姓课税，特别是向农民课税；第三，使美国的财政体系依赖银行债务，这不但使美国难以独立自主，更为美国财政破产埋下了隐患。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包括在金融方面，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冀朝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的极为单纯的西方绅士。据说，有一回，宋霭龄专门请厨子做了山西菜请他，宴席起初摆在院子里，只有主客二人对饮。席间，宋霭龄突然说，院子里冷，我们到屋里去吧！冀朝鼎恭敬起身说：时候不早了，感谢夫人的款待，我失陪了。事后，宋霭龄对孔祥熙说，你那位小同乡，是个财色不动心的柳下惠。

孔祥熙和宋霭龄

1948年，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一个政府的能力，就在于其举债能力，英国的“富强”，根源就在这里。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1948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能抓住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最近有一部轰动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据说，其中就有冀朝鼎的影子，但神龙见首不见尾，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异势。其中原因，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以四个连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以此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大局；一个是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金圆券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是参与构造这三个制度的人。

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经济崩溃；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财政金融奠定了基础；“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开了先河。

使货币发行与土地挂钩，这是麦迪逊的观点，美国没有采用这样的货币制度，而中共发行人民币则是这样做的，人民币首先是在土地改革中，为广大的农民所接受。但麦迪逊的一个基本观点还是被美国所坚持——为了美国的独立自主，就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农业和农民的数量——今天，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

冀朝鼎极为熟悉西方，他的一个观点是：西方文明不是一个整体，基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美国、俄国、德国和英国都有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而天主教的法国则对文化输出更为热心，由于拉丁文化的原因，法国与第三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基于不同的文明传统，与中国有着更多共同语言的应该是法国，法国是新中国与西方建立关系的纽带，而中国能够给法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协调阿尔及利亚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在出访阿尔及利亚前一天夜晚，冀朝鼎因劳累过度，在办公室猝逝。

冀朝鼎死于盛年，带走了太多的思想、学问、智慧，也带走了太多的秘密。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最厉害，我个人认为是冀朝鼎，为什么？就凭他一册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2008年，我在纽约大学教书，遇到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说，冀朝鼎被称为“纽约男孩”，这是误解。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不代表这里（纽约），代表这里的是汉密尔顿，冀朝鼎代表南方和西部农民的观点，他属于麦迪逊派——那个时候，因为他的中国身份，在这里，他就会被理解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其实，他确实代表中国共产党。

如果他留在美国会怎么样？他留在美国，会得诺贝尔奖，就像阿玛提亚·森那样——不过，那又怎么样？冀朝鼎可以轻而易举成为阿玛提亚·森，但森不可能成为冀朝鼎。

美国一直希望改变中国，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你瞧，历史就是这样！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完成于1926年，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1年版）

微观经济的核心在交换，宏观经济的核心在交通。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央政府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协调四面八方。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了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生产技术、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要协调这种自然与经济的差异与不平衡，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力量，一是维护交通水利的运作与畅通，二是通过财政税收，实行财税之集中，再通过中央财税的分配，以平衡各地方差别——今天，这就叫“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当然是对马克思“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冀朝鼎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

因为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了，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长三角”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仅是一个立足于长江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还不是一回事。

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的意思，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论十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单纯在于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而在于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那个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并非是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中国之不平衡，差异在东西南北，美国之不平衡，差异也在东西南北。只不过，中国之差异与不平衡比美国更严重，这就决定了中国比美国更难治理。

因为存在南北差异，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更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各州必须听命于华盛顿中央。但自立国以来，美国同时还存在东西差别，东部以工商业为主，金融经大西洋与欧洲合为一体，“二战”后在军事上与北约重合，而美国西部今天以高科技和农业为主，亚洲和美洲移民众多，与亚洲的联系十分紧密，如今加州是美国税收的大户——美国的战略要害是在东还是在西，这决定了美国的国策。

同样地，中国的发展是向东还是向西，如何协调南北东西，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必须考虑的“千年大计”。倚重东南，这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发展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央政权，既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又必须与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条路走到黑，高度不平衡的结果是共同体的分裂。

持同样看法的人，就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1]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中国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

因为中国发展极端不平衡，要避国家分裂，就需要一个大公无私的强大力量，以协调四面八方。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谓领导，首先是协调，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当家难。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说，《红楼梦》里讲，大有大的难处啊！

尼克松深以为然。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

《风起陕甘宁》

韩毓海 著，2023年11月，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