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了西来的椅子，中原终于不流行席地而坐了-杭侃-观察者网

【椅子起源于西方，曾不止一次地东传。由于与中国传统席地而坐的习惯不符，直到北宋时期椅子才在中原地区普及。椅子的制作技术并不复杂，作者认为，是否接受以椅子为代表的高坐式家具，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选择的问题。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认为椅子首先被唐代河北地区武将人群所使用，并随着河北政治集团成员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影响而扩展，进而被中原地区的百姓所接受。】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写作受到张广达、杨泓先生两篇文章的直接启发。张广达先生在《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中列举了西域出土的一些戏剧写本，指出，“西域很早就流行戏剧，可是戏剧似乎就没有像百戏杂技、音乐舞蹈那样很早传入中原”，“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在隋唐时期，宣传佛教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无一不随佛教的盛行而流传于中原地区，配以梵呗的讲经、配以经变画的变文等文学体裁也随之得到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唯独不见中原吸取印度和西域流行的戏剧这种文艺形式，或者从中得到某种启示而发展出来自身的戏剧体裁，令人殊感诧异。⋯⋯从2世纪流传马鸣的剧本以来，直到11世纪存在大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戏剧流传的西域却未对中原产生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颇难解释的现象。这不能不令人进而思考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文化交流中的取舍问题”[1]。

戏剧在西域出现甚早，但是在中原地区的流行要到宋代。戏剧的内容需要有比较激烈的情节冲突，需要演出的场地和观赏的人群。宋代民族之间的冲突加剧，城市的发展带来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这些新的变化为戏剧的传播奠定了基本条件，因此，并不一定是戏剧这种形式在宋代之前没有被带到过中原地区，但能够为中原地区所接受，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文明史》第三卷在“戏剧的晚出与辉煌”中认为[2]：

和中国的抒情诗相比，戏剧的成熟晚得多，直到元代出现了杂剧，才算有了成熟的戏剧形式。如果和古希腊的悲喜剧相比，中国戏剧的成熟也晚了许多。一个民族的某种文学体裁成熟得早晚，并不说明这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我们并不因为中国抒情诗早出而说中国文明程度高，当然也不因为中国戏剧晚出而说中国文明程度低。但在一个民族中，何种文学体裁出现得早，何种文学体裁出现得晚，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民族文明的某些特点。古希腊悲喜剧是在古希腊神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神话表现人和人的冲突，神和神的冲突，特别是人与命运的对抗，这种冲突与对抗恰好是构成戏剧的要素。再加上古希腊城邦发达，城邦之内的公民居住集中，戏剧的演出有大量观众，所以戏剧很容易发展起来。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丰富的神话，但是中国神话缺少古希腊神话中那类冲突和对抗的主题，难以由此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里，虽然也有一些人口较多的城市，但总的看来农民居住分散，难以形成戏剧的观众群体，这也限制了戏剧的发展。

椅子是具有靠背的单人坐具。中国上古时期席地而坐。单纯从技术上讲，汉代也可以制作出椅子，但是，正如宋代的理学家张载所言：“古人无椅卓，智非不能及。圣人之才岂不如今人？但席地则体恭，可以拜伏。”[3]椅子的传播有类似戏剧传播的现象。影响椅子在中原地区推广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文化。费子智（C.P.Fitzgerald）认为椅子是景教徒传入中国的，对此，美国学者柯嘉豪认为：“除了缺乏证据，关键在于费子智把中国椅子的问题当作一个技术或科技的问题，以为一旦有来自国外的人把椅子带到中国、向当地人展示，汉人就很自然地开始使用椅子了。然而，如上所述，椅子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牵涉到礼节的文化。”[4]

杨泓先生在《汉唐之间城市建筑、室内布置和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中论述了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过程，他说：“自先秦至汉魏，中原地区人民生活习俗席地起居，室内铺筵，其上再铺席或低矮的床、榻，供人们日常白昼时坐卧和夜间安眠。正确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属不恭，不合礼数。待人接物的许多礼节，也都与席地起居的习俗相联系，并进而形成制度。因此，通过丝路传来的高足的域外家具，仅能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寻到一些踪迹，但无法通过传统礼俗的关隘，东传到中原地区。”[5]

杨泓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仅能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寻到一些踪迹”，是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木椅，见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6]。斯坦因在此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都提到了椅子。在第五章《尼雅废址所发现的东西》中提到“木制的雕刻品中尤以图四一所示的古代木椅为最好”；第六章《尼雅废址之再访和安得悦的遗物》中提到，“同样熟悉的是这一所遗址里所有家具同农具，全用木制：一把雕成希腊式佛教美术作风的木椅，织布的器具，靴熨斗，大食盆，捕鼠夹等，据我以前的经验，一眼便能辨识出来”。

来自西方的家具曾经不止一次地传入中原。汉灵帝喜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7]，但是，这种现象被讥为“服妖”，认为是后来董卓拥胡兵劫掠长安的先兆。《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陈郡谢氏的一段故事，这则故事是讲谢万遭到王恬怠慢的情景[8]：

谢公（安）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

从上述两则故事可知，胡床（马扎）这种西来的家具不止一次地传入过内地。但是，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汉晋时期的胡床都不乏有人愿意尝试使用，但都不是作为正常的生活状态被记录下来。

现在回到椅子东传并普及至中原的问题上来。杨泓先生所谓“传统礼俗的关隘”是怎么突破的？在哪些地区先突破的？又是在什么人群中先突破的？进而是怎么传播开来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传统的文献资料无法满足，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去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

椅子是盛唐之后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的，这一点基本是学界共识。至于在哪里先得到推广，使用的人群是什么？可以通过已有的考古材料去找线索。

二椅子在宋代的推广

在分析唐和五代椅子的考古发现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地了解一下椅子在北宋社会中的情形。

椅子应该不止一次地东传。敦煌285窟西魏时期的壁画中，就有跏趺坐于椅子上的僧人形象〔图一〕。285窟是一个僧房窟，窟内设置了僧人坐禅的禅房，所以壁画上出现僧人坐禅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椅子图像[9]。但是，类似戏剧在中原曾经长期受阻，椅子在中原也一直要到北宋才普及，是不争的事实。北宋时期椅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文献、图像和实物方面具有材料可证。

1984年，河南的文物工作者发掘宋太宗元德李后陵，李后陵的地宫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圆形，直径7.95米，“环绕墓壁的砖砌立柱之间有十一个壁面，一般宽1.51－1.71米。北壁最宽，达2.02米。壁面上砖雕有桌、椅、灯檠、衣架和门窗等装饰”[10]。

北宋周王赵玄祐墓为宋太宗永熙陵的祔葬墓，也经过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周王墓为仿木结构圆形单室砖墓，墓葬全长38.82米，由阶梯式墓道、甬道及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砖雕分布在墓室内壁和棺床南侧壁面上。墓室内壁面采用仿木结构砖雕及彩绘结合的装饰方法，各壁面草拌泥层和砖雕表面均有彩绘，但剥落严重。七根砖雕倚柱将墓壁隔成八个壁面，除墓室西南侧与甬道口相接的一壁面无砖雕外，其余七个壁面均有砖雕砌成画面，从内容形式看可分为五组。其中第五组位于墓室西壁中南部。此壁面长达3.81米，为横向最长的壁面。该壁面上部两斗拱间用凹凸不平方格砖雕砌方格小窗，边框用砖雕隐出成边框。阑额之下，砖雕方桌位于整个壁面的中央，桌上砖雕出注子、果盘、带盖壶，果盘上砖雕果品有石榴、桃子等。桌子两侧分别有砖砌成的两把椅子，两椅背后各雕一灯檠[11]。

可见，在北宋前期，皇室墓葬中刻画有椅子的形象。这个时期的文献中也有椅子的记载，如真宗朝权相丁谓在《丁晋公谈录》中记载了数条与窦仪有关的故事[12]：

晋公尝言：窦家二侍郎俨，为文宏瞻，不可企及⋯⋯仪因于堂前雕起花椅子二只，以祗备右丞洎太夫人同坐。俨忽见之，谓兄曰：好功夫，奈何其间一只至甚月日先破。仪于是以幕覆于屏风后，爱谨不用。果至是日，有内夫人至仪第，其从人不知，急于屏风后取此椅子，就门外下马，遂为马踢而碎之。

又，王铚《默记》中，有一段南唐旧臣徐铉见李后主的生动描写[13]：

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圿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

如上两则故事结合宋太宗李后陵、周王赵玄祐墓的考古发现，均可说明在北宋前期，椅子已经在上层社会流行。

宋代中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椅子图像资料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冬在河南禹县修筑白沙水库过程当中发现的颍水东第119号墓，即通常所说白沙1号宋墓，前室西壁的墓主人夫妇坐椅子端坐在方桌两边的形象，与东壁乐舞形象对观，宿白先生考证为表夫妻恩爱的“开芳宴”题材。墓中有纪年题记“元符二年赵大翁”，可知为哲宗时期墓葬[14]。

北宋晚期，椅子的实物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1920年，河北一带发生严重的旱灾，巨鹿县居民打井发现了宋代大观年间遭受洪水淹没的古城，在城中发现大量文物，遭到哄抢。时国立历史博物馆派遣裘善元等工作人员于民国十年（1921）七月前往巨鹿县，“为一精密之调查”。裘善元等发现了宋代董、王两家之民宅。其发掘纪要如下：“掘地二丈，则见器物。厥土分三层，最上层为地面之浮土，中层为褐色土，最下层为黑焦土。门窗虽倒败，其破片犹有存者。最初所得为王姓宅，碗之下面皆书‘王’字，字亦明了。继掘者为董姓宅，碗下书‘董’字，凡匙箸盆碗以及女子钗环木栉之属皆具。有古钱一，文曰‘皇宋通宝’。有土炕制与今同，炕前有瓦盆一，炕上之破席与土相粘，痕迹宛然。有木椅一，木桌一，制均粗劣。箸匙碟犹陈于桌上。”发掘者发表了《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连同符九铭、梁启超所撰关于巨鹿故城的文章作为附录，于1926年刊登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上[15]。

巨鹿出土椅子背后有明确的墨书题款纪年“崇宁叁年（1104）叁月贰拾肆日造壹样椅子肆只”，另一处墨书为“徐宅落”3个字〔图二：1〕。说明当时的工匠共为徐宅制作了4件这种款式的椅子。这是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椅子实物，现藏南京博物院[16]。

除了巨鹿发现的椅子，近年来还有一些宋代椅子的实物和模型。

1980年12月，江苏省江阴县夏港公社三元大队发现一座北宋墓，墓中出土至和二年（1055）买地券，从出土的经卷和买地券题记得知，此墓为“故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墓为浇浆木椁单穴墓，木椁中棺身之前左置一靠椅〔图二：2〕，右置一供桌。靠椅通高66.2厘米。后足连靠背，靠背向后微弯，上承两端挑出的如意形横梁，横梁下凿半榫，另用铁钉加固。背柱中间有两根衬档微向外弯成拱形，作为背板。上档两头为闷榫，下档用胶粘接背柱[17]。

2002年9月，左权县在旧城改造工程过程中发现供备库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使大夫上骑都尉、天水县开国伯赵武墓。墓室分上、下两层室，构筑于元祐四年（1089）。在上室室内正中央，摆一木制方桌，方桌四周各放置木制高靠背椅子一把，靠背椅后倚墙各放置木制屏风一架[18]。

1978年，江苏溧阳县竹箦村发现北宋元祐六年（1091）李彬夫妇墓，两墓形制结构完全相同，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墓，在李彬墓出土的琉璃陶楼中，发现桌子和椅子的模型。从出土的陶肩舆〔图二：3〕上，也可以考察当时椅子的基本构造[19]。

北宋晚期流行高座家具的情况，图像中可以佐证的材料更多。桌椅等高式家具的流行带来房屋建筑、室内陈设、交往礼仪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在《清明上河图》中有清晰的反映。我们经常引证《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来认识北宋晚期都城汴梁的市井生活，在《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中讲东京的新婚礼俗：“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坐’。先媒氏请，次姨氏或妗氏请，各斟一杯饮之。次丈母请，方下坐。”[20]

这种“高坐”在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就有记述：“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倚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21]在两件相背而设的椅子上放一马鞍，令新郎坐在上面，被称为“上高坐”。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高座是设置于榻上的，榻和椅子是低坐与高坐时代的代表，这种新旧结合的表达方式可见于北宋李公麟的《孝经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22]。

另外，在宋代除了一桌和形制相同的两椅之常见组合外，还有一桌一交椅一方椅、一桌两交椅的有趣组合。1984年，在河北武邑发现三座宋代仿木结构砖室墓，墓室平面圆形，1号墓的东壁在桌子两边分砌一把交椅，一把立背平板椅〔图三〕。2号墓和3号墓在东壁则是一桌两交椅的组合〔图四〕。2号墓所出大砖上墨书“庆历二年正月十六日”[23]。

三唐与五代椅子的考古发现

椅子在北宋中原地区已经广为流行。唐、五代时期的墓葬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椅子的图像，可择要加以介绍，以追溯其发展源流。

1988年，在陕西西安发掘了唐天宝十五年（756）明威将军检校左威卫将军高元珪墓，志文曰：

公讳元珪，字元珪。本冯氏，隋荆州长史盎之曾孙。皇高州都督智齅之孙，广州都督君衡之子也。垂拱中武太后临朝，公时尚幼，属奸臣擅权，诛灭豪族，避此祸，易姓高氏。

开元初，我皇帝即位。公方己长，遇海夷作梗，侵掠郡邑，讨斯寇，加勋柱国，授浐川果毅，转鸿门折冲。执干戈，卫社稷，辛未岁，迁领军郎将，移金吾中郎，仍赐朱组。庚辰岁，除右司御率，改左威将军，更加紫绶。公英威绝世，壮气袭人，其容貌赳赳如也，其神色桓桓如也。有若东西队正，有若左右校尉□不遵其范而效其仪焉。春秋七十二，天宝十有四祀仲秋甲子薨于西京大宁里，明年孟春乙丑葬于东郊龙首原。有制赠陈留太守旌之也。

高元珪志文中追叙他为冯盎之后，出身名门，后遭武氏之乱，高元珪的父亲潘州刺史冯君衡等因“谋反”之罪而遭诛杀。高元珪被迫改姓，后因“执干戈、卫社稷”、征讨海夷的叛乱，进升授左威卫将军。他的两位兄弟在《冯君衡墓志》中载：“长子元琏左卫中候，少子力士右监门大将军。”高元珪的这位任右监门大将军的弟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力士[24]。

在墓室北壁绘有死者坐在椅子上的图像，画像中的高元珪也是赳赳武将的形象。椅子用材粗大，椅腿像立柱，在靠背的立柱与横木之间，用栌斗相承托，这应该是椅子刚出现不久的形态，还保留着浓重的大木作的痕迹。

这种保留了比较多的大木作影响的椅子在敦煌晚唐时期的196窟中也可以看到〔图五〕。在196窟壁画舍利弗旁的两位僧侣坐在有弯曲靠背的扶手椅上，构件的交接处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栌斗相连[25]。

僧人坐禅使用的禅椅在敦煌盛唐第148窟北壁上层《弥勒经变》、晚唐第138窟南壁壁画都有表现。不过，禅椅毕竟不能等同于世俗生活中的椅子，佛教艺术说到底是为表现宗教内容服务的，一些特定的内容有其宗教内涵与艺术渊源，不完全是世俗生活的映射。例如，唐代裸上身、斜披络腋的菩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分析椅子在中原地区社会生活中的传播的时候，似乎应该把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材料加以区分[26]。

1998年，北京在基建过程中发现了何延本夫妇合葬墓，墓葬位于陶然亭公园东侧，该墓为单室砖室墓，墓门南向，仿木结构。墓室呈抹角方弧形，在北部设棺床，南壁两侧分别影塑衣架和一桌二椅，西壁影塑一个类似西安大雁塔式样的方塔。墓室东壁和北壁分别开设两个和一个殿阁式的壁龛，北侧壁龛较为高大，犹如一般墓室的耳室，其上还雕出鸱吻，俨然一座宏伟的殿堂。形制殊为罕见。何延本生前任北平卢龙府别将，赏绯鱼袋，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卒于范阳私第。他的夫人卒于史思明顺天元年（即唐乾元二年，759）七月，不久两人合葬于“燕合乡之平原”。其子何令璋为史思明手下的大将，官任游击将军、轻车都尉等职[27]。

安禄山、史思明的影响并没有在河北地区消除，甚至在他们身后的几十年中，当地百姓还将他们称为“二圣”，《新唐书》卷一二七，列传五二《张弘靖传》载[28]：

长庆初，刘总举所部内属，请（张）弘靖为代，进检校司空，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夹道观。河朔旧将与士卒均寒暑，无障盖安舆，弘靖素贵，肩舆而行，人骇异。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

对此，陈寅恪先生感慨：“盖安、史俱称帝，故在其统治之下者率以圣人称之，自无足异。所可注意者，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29]

2001年，河北宣化在基建过程中发现877年张庆宗墓。张庆宗墓墓室平面八角形，其中东南壁有高檠台、直棂窗、椅子〔图六〕和马球杆。“椅子呈立体式，将整个椅子的各个部位磨砖雕刻出来，施红彩，位于壁面中央。马球杆的杆柄细长，首部弯曲”。墓主张庆宗为唐幽州雄武军马步都将、衙前散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以会昌初载，于雄武军遇雷霆震集，日月竖新，捧白刃以竭诚，展赤心而尽节”，“历过九镇四十余秋，名高塞上”，可知是雄武军的一员武将[30]。

除了以上墓主清楚的几座墓例，我们还可以找到几幅晚唐时期的椅子图像。

2004年，河北故城西南屯村民在取土时发现六座墓葬，其中M1、M2和M3属于晚唐时期。三座墓平面圆形，南北向，仿木结构，其中M1“东北壁一张方桌和两把直背椅。椅背、椅腿、横柱及桌面、桌腿全部涂成红色，两桌腿下半段黑彩绘月牙形纹饰，两椅子背、椅面绘一层椅垫并绘花边”〔图七〕；M2墓室内绘有方案和一直背板椅；M3砌一雕花腿方桌和一直背板椅，椅子上有坐垫[31]。

2006至2007年间，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五座仿木结构砖室墓，其中新乡电视台2006XDM1墓主人是张希光及其夫人贾氏，张希光先于夫人贾氏去世，被葬在“卫北之原”。“大和元年丁未岁”，即公元827年，夫人贾氏病故，其“嗣孙从寿”将两位老人“合祔迁窆于新乡县东十里之原”，墓志称“府君讳希光，世本清河人也，汉仓公之苗裔。因祖授任，食禄沧海，累代功勋，名官不绝。惟府君幼而精学，长乃备成，授职佐于魏邦，效忠勤而竭节。元戎委记，随镇新乡”。并称其有三子，“府君有子三人，长曰重荣，次曰重顺，季曰重福。皆禀异气，人号间生。并授荣班，雄勇难疋”。

发掘者认为：当时的新乡是河北道最南端的一个县，西邻当时隶属于都畿道怀州的获嘉县(今获嘉县)，南邻当时隶属于都畿道郑州的原武、阳武两县(今原阳县)，黄河此时恰好是从新乡与原武、阳武之间穿流而过。由于紧邻帝国的都畿之所，北“倚长安之官路”，又处在大运河的沿线，使得唐代的新乡交通发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这些情况从近些年的考古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证。而到了中晚唐时期，自安史之乱之后所形成的藩镇割据使得唐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新乡一度为魏博节度使所节制，故有“授职佐于魏邦”之言。

河南新乡南华小区M1东壁砌有桌子一张及两侧椅子各一把，桌上刻有壶盏等茶具三种。北侧椅子北边在砖上刻弓及杖形器各一具。南侧椅子南部刻一灯檠〔图八〕。M2东壁砌桌椅，椅南边砌一灯檠。荣军休养院M1东壁砌桌子一张，桌左右两侧各砌椅子一把；宝山西路M1墓室南边封门两侧砖壁各砌一黑框红彩直棂窗，窗下刻灵芝、仙草图案。西壁砖柱南边砌红彩椅子一把，椅子右侧刻一黑彩杖形器〔图九〕[32]。此墓中的黑彩杖形器，与张庆宗的马球杆属于同类器物。后四座带有椅子图像的墓葬，发掘者认为属于晚唐或五代时期。

通过以上墓例，我们可以看出椅子的一些相关信息：墓葬比较集中发现在唐代河北藩镇统辖的地区，有墓志可以确认身份的都是武将，唯一的一个例子是高元珪墓，而且是最早的有椅子图像的两个示例之一。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京城兴起，流传到河北地区；一种是河北地区兴起，高元珪受其影响。两地之间的联系有很多证据，例如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记，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又每岁献俘虏、牛羊、駞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所过郡县，疲于递运，人不聊生”[33]。

高元珪是武将，高力士与玄宗朝政治多有关涉。鉴于关中地区除了高元珪墓的图像，我们现在尚不能找出更多案例，来证明椅子是在长安兴起并传播的，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河北地区兴起，而高元珪受其影响。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椅子可能是河北地区兴起，首先为武官人群所接受，并逐步扩大影响，进而对改变中国家居生活的面貌起到重要影响的呢？原因很简单，正是这样一个群体，最容易挣脱传统礼法的束缚，更兼之为了户外活动的方便，已有胡床为高座家具的先声，不断冲击着旧有的低座家具传统。

五代时期，有椅子图像的墓例在洛阳地区明显增多。

2011年，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中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洛阳产业化园区项目基本建设，在孟津县新庄考古工地发掘出晚唐五代时期墓葬一座，墓葬规模大，墓葬形制及壁画保存较为完好。该墓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墓葬全长30米，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为仿木结构砖室墓。东壁从南向北依次为高浮雕或砖雕马球杆、门楼、高脚箱、桌子。三者大小不成比例。马球杆为高浮雕，竖立，杆细长，首部弯曲，西壁由桌椅、高檠灯、门楼组成。北侧为砌砖雕仿木结构桌椅。方桌居中，直腿，腿间有横枨相连，桌上置浅浮雕的执壶与茶托盏。椅子左右对称，直腿，靠背微斜[34]。

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万丰房地产皇朝丽苑建设的考古工作中，清理了一座五代至宋初的砖室壁画墓（编号：IM4729），该墓为南北向的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近圆形，墓室四壁有砖雕结构，正对墓道的墓室北壁为砖砌假门结构，假门两侧有砖雕窗户、门、桌椅、灯檠等结构〔图十〕[35]。

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洛吉快速通道以西、营庄村之北洛阳宏进国际物流中心发掘墓葬27座。墓葬年代从晋到宋，其中五代壁画墓（编号：C8M1548）的发现是这次发掘的一大收获。壁画墓由墓道、石块封堵的第一道墓门、过洞、砖砌的第二道墓门、甬道、墓室六部分组成，墓室砖砌，平面呈圆形。发掘者将壁画分为八组，其中第三组为弹唱宴饮图，“这组壁画应为该墓的主壁画，画面有砖雕桌、椅。桌子中部置果盘，果盘内置石榴；果盘两边置茶壶、托盏。桌后站有七位仕女，布局紧凑。在砖雕椅子后面各有一侍女”〔图十一〕[36]。

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龙盛小学基本建设时发掘清理一座五代壁画墓，编号为C7M5722。该墓葬为长方形台阶式墓道砖券墓葬。整个墓葬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为砖雕仿木结构，平面近圆形。墓室壁上有砖雕的门、窗、桌子、椅子、灯檠、柜子、衣架。“桌子居中，桌面为斜角，桌腿间有横枨一根，桌腿为曲棱形，桌面上用砖一块表示摆放的东西。椅子方形，有靠背，对称地放在桌子两旁”[37]。

洛阳五代至宋初集中出现一批表现有桌椅的墓葬不足为奇，这种情况也和传统礼制的被破坏有关。《旧五代史·礼志》仅简略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几次宗庙礼讨论，《新五代史》则将礼志取消，认为“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38]。五代之人自己亦有“文章礼乐，并是虚事”[39]之说。邓小南先生在《走出五代——10世纪中原王朝统治人群的转变》中认为，“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类似，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这个时期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安史乱后，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大量胡人迁居河朔，加重了该地区的胡华倾向，也增强了河北藩镇的力量。这些胡人最终整合入晚唐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40]。

河北地区在安史之乱到宋代初年，在全国政局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会昌时期临近河北的泽潞军企图拥立自己的首领，宰相李德裕指出：“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41]这种政治大变局，在物质文化方面也会有所体现。谭凯从晚唐河北的特殊性与文化隔离、河北人在10世纪中国的政治地位、晚唐河北人对北宋丧葬文化的影响、晚唐河北人对北宋汴洛语音的影响、门阀世袭风貌的消失、新兴精英风貌的兴起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晚唐河北人对宋初文化的影响，认为“在10世纪，北方的各个新朝代大多由来自河北或河东的将军所建立，以至于宋初时高级文官阶层里原籍河北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位于这个具有政治与文化权力的位置上，河北人显然有助于改造政治核心区域的霸权文化”[42]。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河北人在五代宋初政坛上影响的扩大，高座家具更进一步扩展了使用的范围，并最终完成了由低座家具向高座家具的转变。这一转变是逐渐实现的，朱熹考证了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写出了《跪坐拜说》，其中有：“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43]可见，在北宋时期，至少在祠庙当中还可以见到席地跪坐的旧式习俗。

四余论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曾经记载：“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44]

陆游并没有明确说明“往时”的具体时间，但估计和他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南宋之初，江南女性尚不能随意坐在椅子上。但是，在北方妇女坐椅子的形象出现很早。1993年冬，在阿鲁科尔沁旗宝山村附近发现两座大型壁画墓。1号墓该墓内部结构独特，装饰华丽，满绘壁画，并有“天赞二年（923）题记，这是迄今发现的纪年辽墓中最早的契丹贵族墓。2号壁画墓出有契丹小字石碑，年代接近1号墓，在其北壁有一幅表现《颂经图》，图中的“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毯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面前置红框蓝面条案，上有展开的经卷”[45]。此图吴玉贵先生考证为“杨贵妃教鹦鹉图”[46]。

由于辽代早期文化受河北地区的唐文化影响很深，所以，辽代墓葬中有妇女坐于椅子上的图像并不奇怪。同时，辽代墓葬中出土有不少椅子的模型，而且辽墓出土的椅子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其鲜明特征是椅面前大边与左右抹头两端的交接处有向外突出的部分，呈十字形，这反映了一定的区域特征，也和一定的审美心理有关。也许由于椅面前端的这种十字形突起没有实际的功能价值（甚至妨碍臀部的活动），所以后来并没有被继承下来。”[47]

另外一个问题是，故宫博物院传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出现高靠背椅，由于画面描写的是南唐时期的故事，如果高靠背椅出现在南唐官宦之家，我们不但要对椅子在南方的传播做进一步的思考，也要对陆游所记的习俗进行新的解释。不过，此图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南宋时期的摹本，张朋川先生认为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是综合了不同时期的粉本而在南宋组合成新图[48]。

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由墓门、前后两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图十二〕，每个侧室均有放置随葬品的木床一张，床长1.8米、宽0.92米、高0.50米，可见还是属于矮式家具的时代[49]。

这样，宝山辽墓“杨贵妃教鹦鹉图”和《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椅子形象，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即椅子在唐代最早流行于河北地区的武将人群之中，随着晚唐河北人在中原地区影响的扩大，椅子在宋代已经普及到寻常百姓之家，深刻地改变了古人的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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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本僧人圆仁在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经记载，开成三年（838年）十一月“十八日相公入来寺里，礼阁上瑞像，及检校新作之像。少时，随军大夫沈牟是来云：‘相公屈和尚。’乍闻供使往登阁上，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见僧等来，皆起立，作手立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参见［日］圆仁注、白化文等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页68，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这段话是椅子的早期文献之一，从“椅子上吃茶”看，仍可能采取的是在椅子上跏趺坐的形式。要之，椅子在寺院中出现较早，但如何影响民间是有待探讨的。

[27] 高小龙：《北京清理唐砖室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20日。

[28]《新唐书》卷一二七《列传第五十二》，页4447－4448，中华书局，1975年。

[2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页195－19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0] 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7期。

[31] 衡水市文物管理处：《河北故城西南屯晚唐砖雕壁画墓》，载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三）》页129－138，科学出版社，2007年。

[32]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乡市仿木结构砖室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

[33]（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页12，清宣统三年叶氏刻本。

[34]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3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苗北村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36]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37]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38]《新五代史》卷五八，页669，中华书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