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同其它世界强国一道创立了世界银行，旨在帮助那些饱受战争与贫困之苦的国家发展经济。70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世行资助项目在第三世界落地生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穷人们成为这些大工程的受害者，他们不单失去了家园，还失去了谋生的方式。世界银行屡屡失职，它无力施行自己制定的安全保障措施，任凭最无助的群体自生自灭。

但如今的世界银行已不再是唯一的国际银行了，有实力的竞争者正在不断涌现。中国启动了亚投行，并“挖”走了美国的大批盟友。世界银行是否还有足够的影响力？世界银行的未来又会如何？】

天空是阴惨灰白的一片，100多名武警潮水般涌入了东巴迪亚的贫民窟。这是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一个拥攘的大都市。

他们一边开路，一边把手里的警棍甩得劈啪作响。棍子敲击着裸秃秃的街面，敲打着东倒西歪的墙壁。

“还想要命的话，就赶紧出来！”警官们高声叫道。

数以千计的人抓着忙乱中抢在手上的财物，四散而逃。

开进来一队蠢笨的挖掘机，伸出液压爪，把房屋碾成了碎片。没过几个钟头，这个贫民窟就变作了一堆废墟。

在一片混乱中，宾博·奥曼沃·奥瑟比有好一会儿都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她是在事情发生几个小时后才回的家，但她那幢混凝土结构的房子，还有两个小小的店铺，都已经无影无踪了。

“就像一个女人辛辛苦苦生下了孩子，却发现是个死婴，”她说，“这就是我的感觉。”

2013年2月，拉各斯州政府把东巴迪亚夷为平地，为的是给城市重建清出场地。项目由向来以“扶贫”为己任的“全球银行”——世界银行投资。毫无预警地，东巴迪亚地区的穷人们就被扫地出门，他们拿不到任何拆迁赔偿，不得不在这个拥堵而险恶的城市里自谋生计。

在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中段却出现了东巴迪亚区的这类驱逐事件，听来很不可思议。

世界银行有一套施行了三十多年的“保障”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建起了一个据说是更为人道和民主的经济发展系统。向银行借款的那些政府当然不能在不予通知的情况下就开始拆房；给大坝、发电站或其它大型工程让路的那些家庭也必须得到妥当的安置。

世界银行承诺说，不会对人或者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它已经食言了。

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赫芬顿邮报》和其它合作媒体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十年里，世界银行屡屡失职，使一些最穷困、最脆弱的群体承受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项目开始前，世界银行并未对其进行认真评估，以保证相关社区的利益；至于那些被迫迁居者的下落，他们更加一无所知。此类事例屡见不鲜。据银行前任及现任员工所说，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政府滥权，世界银行仍会继续资助它们。这等于告诉那些借款政府，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违反世界银行的规则。

“经常的情况是，政府无意遵守规则，而银行也无意强制落实，”纳文·拉伊说，他曾是世界银行官员，在2000年到2012年间负责监督银行对项目涉及地区原住民的保护措施得到施行。“这就是游戏规则。”

3月份时，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和《赫芬顿邮报》向世界银行表示，媒体已经注意到世界银行对拆迁户的保护措施存在着“体系上的断层”。世界银行承认自己监督不力，承诺进行改革。

“我们认真审视了自己的安置措施，而结果让我深感忧虑，”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声明道。

世界银行口中的“非自愿移民”数量惊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对世界银行数据的分析显示，从2004年到2013年，世界银行所推行的项目使大约340万人或失去家园，或丢掉了生计。人们被驱离故土，衣食无着。

实际的数字应该还会再高些，因为世界银行经常不计或者少计那些受其项目影响的人口。

来自21个国家的50多名记者组成了一支队伍，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记下了世界银行的失职：银行以发展之名使人们流离失所，却未能提供相应的保障。这个记者团队分析了上千份世界银行的数据报告，采访了数千名受害者，深入实地，从阿尔巴尼亚、巴西、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加纳、危地马拉、印度、肯尼亚、科索沃、尼日利亚、秘鲁、塞尔维亚、南苏丹和乌干达发回了报道。

对上述国家及其它地区的调查显示，因为世界银行的失职而离乡背井、无计维生的人群中，有贫民窟的居民，有穷困潦倒的农民、渔民，还有林居者和土著民。他们在恐吓与暴力的威胁下，单凭自己的力量在维护着家园、土地和生活方式。

“世界银行开创性的政策成果如今支离破碎、每况愈下”

从2004年到2013年，世界银行及其下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近7200个项目提供4550亿美元的款项。

受到这些投资影响的人们同样不计其数，他们向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内部审查小组提交了许多封投诉信，声称不论是借方还是贷方，都未能遵守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所制定的保障条例。

世界银行驻拉各斯州监察小组说银行“在帮助穷困弱势群体对抗强拆时，行动不力”。监察小组认为，拉各斯州政府强拆贫民窟、强迁居民的不良记录早已有之，世界银行的官员本该对东巴迪亚地区多加上心才是。

东巴迪亚事件发生一年以后，世界银行又贷了两亿美元给拉各斯州政府，以满足其预算。

世界银行称自己“并不是强拆事件的同谋”，称已建议拉各斯州政府同受害群体和解，赔偿大部分人的损失。

在因世界银行投资项目而导致民生受损的一系列案例中，强制拆迁引发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生计的失落或减损，才是最为常见的。

一个长期处于弱势的穆斯林社区定居于印度西北海岸，他们称附近一个煤炭发电厂把热废水排入海湾，使得原本拥有丰富鱼类和龙虾储备的海域变成了死水，他们的生计也因此成为问题。发电厂隶属塔塔集团，后者是印度最大的公司之一。当初正是国际金融公司贷给它4.5亿美金，建起了这个厂。

世界银行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同其它世界强国一道创立的，旨在帮助那些饱受战争与贫困之苦的国家发展经济。成员国为银行融资，并投票批准大约650亿美元的年度贷款、补助金及其它投资金额。

世界银行在2014年的投资活动称得上丰富多彩，既有训练塞内加尔养鸡户的项目，又有升级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污水系统的项目。

世行行长金墉在3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说，贫困地区对净水、电力、医疗服务和其它基础设施的需求，意味着银行会加大对大型工程的投资力度，而这又极可能将相关地区的居民驱逐出故土，或者把他们的生活来源切断。

世界银行也列出了五页半的“行动方案”，以改善其安置措施。

“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也必定能做到更好，”世界银行发言人大卫·泰斯如此回应记者团队。

世界银行承诺进行改革，而首要的，是对基础政策的彻底修改。如今世行正在重新制定其保障措施，以期在未来数十年里收到成效。

世界银行的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警告说，世行拟行的修订政策是救经引足，结果会与安定民生的初衷相去更远。他们说，最近一次颁发的新政策草案（2014年7月）将使借款政府在满足世行标准问题上有更多的闪避空间。政府还拥有了决定权，可以自行评估是否应对当地人口进行保护。

“看到世界银行开创性的政策成果如今支离破碎、每况愈下，我感到很难过，”迈克尔·塞尔诺说，他曾是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在近20年时间里负责监督世行安置保护措施的落实。“付出代价的是那些最贫困、最无助的群体。”

世界银行说自己已经听取了反馈意见，将发布一份“最有力、最先进的环境与社会保护”修正案。

印度蒙德拉港口附近的渔民在被污染的水域撒网

“对管理层而言，保障措施根本无关紧要”

世界银行对受大型项目影响的人群采取系统性的保护措施，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发生在巴西东部的一场人为性的灾难。

索布拉迪纽水坝上游水位上升，迫使6万多人流离失所。这个水库是在世界银行资助下建成的。无家可归的人们被安置在草就、杂乱的居所。当水开始灌入村庄时，一些家庭匆匆出逃，留下成群的家畜被水淹没。

塞尔诺是世界银行内部第一位社会学家，他以这一惨重教训，说服世行通过了第一个系统性的政策，以保护那些被世行项目影响了生计的人群。塞尔诺将新规条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基础上：失去田地、居所和工作的人们应当得到足够的补偿，而重建后的生活标准应当超过、或至少等同于重建前的生活标准。世界银行在1980年批准了这些新规条。

世界银行规定，如果政府要向银行贷款，必须先提交详细的安置方案，说明将如何照料那些失落生计、被迫迁移的人群。

世界银行的前任及现任职员说，为了通过某些轰动的大项目，很多时候是来自银行内部的压力妨碍了这些规条的实施。据内部人员所言，管理层中的许多人以投资项目的多少为终极目标，往往对那些会增加项目开支与复杂性的要求弃置不顾。

人类学家丹尼尔·格罗斯是世界银行的顾问，已为世行工作了20年。据他所说，在权益保障问题上，世界银行内部的监督团队“是有发言权的”。但问题在于，人们为了让项目尽快通过，常常会要求他们“安分守己”。他们的声音是被忽略了的。

去年，世行审计员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在负责执行银行保障措施的工作人员中，有77%的人认为银行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未予重视”。三月份时世界银行承认自己对安置政策的实施监督不力，同时也公布了这份调查。

“对管理层而言，保障措施根本无关紧要。”一名员工在调查问卷上如此写道。

“世界银行无力确认安置措施是否圆满完成……”

阿尔巴尼亚小村亚莱紧靠着爱奥尼亚海岸，2007年，这里的居民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场“净滩”行动的受害者。这场行动的幕后出资方是世界银行，它贷了1750万美元给阿尔巴尼亚政府。有超过十二户的穷人家庭定居在亚莱，他们要么住着违章建筑，要么从租给旅游者的度假房里辟出一层居所。

但阿尔巴尼亚政府对这片海岸另有打算。

他们视亚莱为理想的高端度假胜地，能将大批游客吸引入这个国家，因而决定启动海岸重建计划。这一计划由当时阿尔巴尼首相亚萨利·贝里萨的女婿负责。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这一计划能够使他们的预想成真。

事先对此地进行的航空勘测是世界银行掏的腰包。四月的一个早上，天还没破晓，大批警察就拥入这个海岸村庄，直奔那些卫星照片中标示出的建筑。警察们把居民赶下床，将他们逐出居所。拆迁队则把整幢楼房夷为平地，把违章建筑拆得片瓦不剩。

萨尼埃·赫利莱望着被拆了一半的房子泪流不止。她已经和丈夫在里面住了半个多世纪了。

“你没了一个深爱的人时，别人还会来宽慰你，”这位74岁的老人在近期的一次采访里说，“可你没了家时，却半点安慰都得不到。”

起初世界银行否认这次强拆与它资助的海滩重建项目有关。但一年以后，世行的监察小组找到了二者间的“直接联系”。监察小组猛烈抨击世界银行“有系统地”妨碍了此次调查。世行管理层一直以来都清楚事实，却常常给出与真相有严重出入的信息。

2008年，监察小组将报告公之于世，时任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称世行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佐利克发誓立即“加强监督、完善程序，帮助那些家园尽毁的人们。”

“世界银行不能一错再错。”他说。

7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转。尽管世界银行承担了他们的诉讼费用，亚莱的很多居民仍然没能从政府手中拿到赔偿。世界银行继续失职。

在2014年世界银行进行的一次内部审查中，有6成的抽样调查显示，在项目进行地区的人们被强制迁移后，世行的相关负责人员未能对他们的后续遭遇进行追踪记录。

2014年的这次内部审查所抽取的案例中，有7成缺少必要信息，即未记录受项目影响人群是否有过投诉，而其提出的问题又是否得到了解决。内部审查人员写道，这表明世界银行在处理民生问题上敷衍塞责、缺乏热度，“光是纸上谈兵”。

这些“信息的巨大缺漏”表明“世界银行的安置保障系统存在着重大隐患”，报告写道，“世界银行无力确认安置措施是否圆满完成，这损害了它在世人眼中的信誉。”

亚莱居民站在被强行拆除的房屋前

“他们遗弃了我们”

世界银行的大多数项目并不会让人们离乡背井、衣食无靠，但近几年，损害民生的项目数量在急剧增长。

2012年的一次内部审计发现，需要用到安置政策的世行项目多达40%，是当年已完成项目的两倍。

《赫芬顿邮报》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分析指出，一直以来，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都大力支持大型工程建设，比如石油管道和水库。它们也很清楚，这类工程对社会与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的”。

一个大型工程会使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天翻地覆。

2004年以来的世界银行预测数据显示，至少有十二项获得世行资助的工程让人们失去了家园和生计，而平均每项工程影响到的人口数量多于5万。

研究表明，强制迁移撕裂了亲族关系网，增加了疾病的风险；而被迫迁移的人群更易遭受失业同饥饿的威胁，他们当中的死亡率也会更高。

世界银行承认了安置措施中存在着的困难，同时指出，在不迁移人口的情况下开展修路、造发电厂及其它各类亟需的工程，常常是不可能的。

世界银行发言人泰斯称：“我们仍然坚持把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放在首位，包括那些涉及土地征用及非自愿移民的工程。”

世界银行称，自己会尽力确保借款政府为那些受工程影响的人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它以老挝为例，指出在一项世行资助的水库项目中，老挝政府为那些被迫迁移的人们修建了1300多所通了电并带有厕所的新居，32所学校，还有两个卫生院。

“通过周密的项目设计和严格的政策执行，土地征用与非自愿移民显著改善了民生。”泰斯在一份声明里说。

在巴西一个饱受干旱之苦的地区，因世界银行资助的水库项目而不得不迁移的农民们说，他们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

狭小的加梅莱拉村住着35户人家，这个村庄由政府出资建造，以加梅莱拉大坝命名。为了建造加梅莱拉水库，这些家庭被迫从原来的穆铎河域迁出。

当他们住在穆铎河边时，他们可以从井里、河中取水，但重建的村庄却没有淡水资源。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承认未能及时给新建的村庄提供水源，但指出已经在2012年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但村庄的居民们揭穿了这个谎言。从四年前被迫迁移到现在，他们一直在等当地政府履行诺言，从加梅莱拉水库引入一条小小的输水管道，解决他们的用水需求。但政府并不守信，水库里的水都供给了城市的居民。

村庄里的一口井产的是盐水，即便经过淡化处理，每个家庭的日用水量也被限制在36升。人们不得不花钱买水，有时单单买水一项，就要花去微薄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些买来的水只够他们浇灌种着木薯、豆子和玉米的小菜园。如果他们想种类似腰果树那样的经济作物，就只能等老天下雨。但此地几乎不落雨。

“我们受苦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让城里人有水喝，”39岁的农民弗朗西斯科·维纽斯瓦·杜斯·桑托斯说，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把我们遗弃在这里了。”

世界银行在一份书面报告里说，他们对加梅莱拉村的状况感到满意，因为村庄的供水是“保质保量”的。世行称它正在协助巴西政府“提高小型农村社区的韧性”，教授村民如何开凿应急地下水井，制定“抗旱计划”，以解决巴西东北部的长期干旱问题。

新行长的“踢皮球”策略

2012年7月，世界银行迎来了一位出人意表的新领袖。韩裔美国人金墉成为世行第一位没有金融或政治背景的行长。他是一名医生，因在非洲抗击艾滋病而为世人所知。

20年前，金墉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示威抗议。人们要求世界银行关门，因为它把经济发展看得比穷人们的生存更为重要。

人权组织和世界银行中负责施行保障措施的员工都希望金墉的就职成为世行政策的一个转向标，世界银行将会为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群提供更多的保护。

三月份时，金墉称他对世界银行在安置政策上存在的“重大疏忽”感到不安。他宣布了一个行动方案，要求给银行的监督人员更多自由，并拨出15%的资金，用以落实保障措施。

然而，尽管金墉和世行的其他官员都承认银行工作的不足，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世界银行并不需要为在其投资项目下进行的暴力或非法驱逐负责。

在埃塞俄比亚，世行监察小组发现世界银行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规则，无视因一项卫生和教育工程（由世行资助）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迁移活动（由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动）。一份“人权观察”组织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被迁移人群的采访报告显示，2011年，负责拆迁的士兵对部分村民使用了暴力，拆迁过程中还发生了强奸事件，至少有7个村民被杀。

金墉承认“我们本可做更多事”去帮助那些被迫迁移的人群，但从根本上看，银行并不需要为上述事件负责。

在印度，内部监察专员也发现国际金融公司违背了自己的政策。国际金融公司向印度政府提供资金，建起了位于喀奇湾的一所煤炭发电厂，却并未对受此工程影响的一个大型渔民社区提供足够的保护措施。在金墉授意下，国际金融公司的管理层无视来自监察专员的实地报告，并找借口为当地政府的所作所为开脱。

世界银行集团承认，不论是在埃塞俄比亚还是在印度，它都没有要求贷款方向受影响社区作出完全的补偿。

世界银行曾承诺受工程影响的人们会得到全额补偿，却用一种取巧的方式去处理发生在尼日利亚东巴迪亚地区的暴力拆迁事件。

一般的程序是，如果某社区认为世界银行的某个项目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提出投诉。相应地，世界银行的监察小组会就此展开调查。

但在三个来自东巴迪亚区的居民提出投诉以后，监察小组却迟迟不开始调查。相反，他们采用了一个新的试点计划，即引导居民自己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就让东巴迪亚社区去直接同拉各斯州政府交涉。

梅根·查普曼是东巴迪亚社区的辩护人，她当时是社会经济权利行动中心的律师，如今是正义与赋权行动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查阅了世界银行监察小组写给查普曼的电子邮件，监察小组在邮件里向她承诺，如果东巴迪亚社区对裁决结果不满，他们随时都可以要求其展开调查。

东巴迪亚区与拉各斯州政府间的协商并不尽如人意。拉各斯州政府坚持认为东巴迪亚区居民是非法住户，尽管有些人已在那里定居了有几十年。它给了社区一个最后通牒：要么拿一小笔赔偿金，然后签字放弃一切法定权利；要么一拍两散。

查普曼认为拉各斯州政府的行为违反了世界银行的安置政策，因为它既没有为那些被迫迁移者提供新住处，也没有为他们的损失提供同等的赔偿金额。举个例子，拉各斯州政府为那些被拆除的大型建筑物所提供的赔偿金，比世界银行所估算的低了31%。

“这就像大卫对抗歌利亚（观察者网注：《圣经》“撒母耳记上：17”）。这些东巴迪亚区的贫民们对抗着拉各斯州政府，”查普曼说。世界银行“抛弃了弱者，让他们自寻生路。”

而拉各斯州政府的这则最后通牒离间了东巴迪亚社区。社会经济权利行动中心的主席认为这是东巴迪亚区居民能得到的最好补偿了。他称自己对政府的赔偿感到满意。但许多居民及包括查普曼在内的维权人士都反对这一交易。

然而，他们求助无门。

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掌握的世界银行内部邮件中可以看到，早在2014年初，监察小组主席渡边英美就已经在施加压力，确保监察小组在调查这一事件时有所取舍，不深入探究世界银行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从内部邮件里发现，渡边在得知社会经济权利行动中心的主席同意与拉各斯州政府达成谅解这一消息后，立刻敦促其手下公布一份正式通知，要赶在这份脆弱的协议流产前，一劳永逸地结束所有正在进行或将会进行的调查。

“请赶在（协议）破产前发布通知，”渡边在2014年2月6日的一封邮件上如此写道。

渡边的指示并没有立即得到执行，但在接下去的月份里，调查小组的行动表明它已经不想对这个案件追根究底了。

2014年7月，两名东巴迪亚区居民告诉监察小组，他们对这次和解并不感到满意，希望监察小组能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就是最初向世界银行提出投诉的人。但监察小组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以一份官方通告永久性地关闭了这一案件。通告里这么写道：私下说一句，世界银行已经够不到自己制定的安置标准了。

查普曼和其他东巴迪亚区的支持者都认为世界银行在试点计划上误导了他们，抛弃了东巴迪亚地区的居民。

渡边并未回应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就此事件提出的任何问题。

冈萨罗·卡斯特罗·德·拉·马塔是监察小组的现任主席，他称监察小组“对东巴迪亚区案件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慎之又慎的”，还称监察小组也并不愿意让这次调查胎死腹中。

马塔声明，尽管在项目开始前，拉各斯州政府同意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则去安置东巴迪亚地区和其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但这并不是一项正式的协议。世界银行的城市更新项目中，并未正式包含“拆迁”的相关规条。他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监察小组决定不展开调查，因为“一项渺渺无期的调查最终也未必能给他们（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金墉

世界银行的未来

在步入第八个十年期（观察者网注：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时，世界银行面临了一个身份认同的危机。

它再也不是唯一一个敢于为贫困国家的大型项目提供贷款的银行了。其它的银行正在发起竞争，它们没有世界银行那样的社会标准，并频频从世行那里“挖墙脚”。

中国启动了亚投行，还不顾美国的公开反对，说服英、德及美国的其他盟友共同加入。

这类地缘政治上的变动引发了人们的疑虑，即，世界银行是否还有影响力，或者说抱负，去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强而有力的保护。

联合国人权官员致信金墉，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如今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银行，这势必刺激世界银行去加入“逐底竞争”（观察者网注：race to the bottom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著名概念，指竞争参与者为了寻找最高回报率，不惜以牺牲道德、触犯法则为代价），而这样一来，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标准就会降得更低。

改革后的世界银行保障政策将给借款国家更多自主权。在最近的一份草案里，借款政府可以在等世行批准其项目后，再着手准备安置计划。世界银行还允许这些政府用本国的社会和环境政策来替代世行制定的保障政策，只要在世行看来两者没有冲突就行。

世界银行的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指出，随着世界银行投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改订后的世行保障政策会给越来越多的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借款政府可以在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金额之后，再去衡量那些受影响的弱势群体是否需要保护——用的还是自己那套低于世行标准的国家标准。

12月份时世界银行的最大赞助者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措施，要求世行理事会的美国代表在日后投票通过某个项目时，如果这一项目会对世界银行的现行保障政策产生威胁，就一律投以反对票。

世界银行称改革后的保障措施加强了对受害群体的保护。

世行发言人泰斯说，改革后的保障政策仍然会要求借款政府“提交一份周密的项目前期计划”，而“在任何施工活动开始之前”，政府也必须准备好安置计划，并指出工程存在的其它不利影响。

世界银行官员如今正在着手制定一份新的保障政策，并称参照了人们对先前那份草稿的批评意见。他们希望在今年春末或者夏天公布这份文件。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继续资助大型项目，比如在东巴迪亚地区进行的那个使得宾博·奥瑟比无家可归的工程。

奥瑟比说，在住所被毁以后，她在一张渔网下面住了几个月。

三月中旬时她待在一间诊所里，等诊所关门后就在接待处过夜。她说，她不得不把三个孩子送去亲戚那里住。

“在这个时候同自己的家人分开，日子就变得尤其难熬。”奥瑟比说。

宾博·奥瑟比晚上就睡在诊所接待处

（观察者网刘旭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