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朱敏洁】

观察者网：何老师，您好，您本次往返内地和香港，是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吗？疫情之下行程的变化，两地通关、疫情隔离、管理有什么异同吗？

何建宗：从今年1月份以来，我是首次回内地。因为公务需要，我在8月28日从上海入境，隔离以后到了北京、广东等多个城市，对两地抗疫策略和措施的差异有很大感受。这些差异与两地体制不同有很大关系，对于我们研究“一国两制”的学者来说也很有启示。

内地抗疫的一个最重要概念，是“闭环”，以严密管控、庞大的资源投入和有效的社区力量作支撑。“闭环”的核心要素，是任何人自境外入境以后，从检测、分流、隔离到结束隔离都不能与社区有任何接触。我踏入上海浦东机场开始，无论是排队接受检疫人员询问，到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检测，再到机场内上海各个区的登记柜台，最后分派到隔离酒店，整个流程都与外界或社区零接触。上海人办事专业，个别城市对港澳入境人士过度反应的态度，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中央在疫情初已定性为阻击战，因此整个抗疫工作都强调集中所有组织和资源，统一调度；所有民众都必须服从指挥。当一个地方出现疫情时，中央也会调动其他地方的力量去支援。武汉能在一个多月内把疫情控制住，就是全国支援的最佳例子。

反观香港，我们未能如内地一般实行闭环管理，也没有像内地那样强大的社区力量去执行严厉的封锁措施。我们的居家隔离是可以与家人同住的，他们可以自由外出，访客也可以自由出入。

因为去年“修例运动”余波未了，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也曾发生恶意抹黑内地支援香港医护人员的劣行。但无论如何，特区政府没有法理依据、也缺乏社区资源去执行像内地一样的闭环措施。

可能内地民众也必须认识体制上的一些差异：用内地的视角来看，香港处理疫情有点拖拉，未能清零；但以香港比较接近西式的治理模式来看，现在每天十个左右病例，包含本地和输入个案，与西方国家比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强求香港长期实现病例清零才可以与内地通关，或许并不切实际。只要我们认为检测结果是科学的，我想凭阴性检测结果往来内地与香港应该没什么问题。

香港于2月8日起正式“封关”，内地抵港人士须接受强制检疫14天；稍早前的通知是强制隔离措施延长至10月7日。

观察者网：您这次在内地转了好几个城市，参加了什么项目或活动吗，交流情况如何？一圈转下来，有没有较深的感受？

何建宗：我主要是来参加一些有关港澳问题的会议，到访了几个大学，讲讲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最新情况；另外，在广州参加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属下的“内地港澳青年学生之家”举办的大湾区青年活动。

顶着疫情往返两地，最大的感受就是，内地在疫情控制方面可以做到收放自如，但香港是收得慢、放得也慢。这次内地朋友跟我说得最多的，便是为什么现在内地几十天没有本地病例、但香港还是继续对我们执行2月以来的来港检疫14天的措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说不通的。把现在内地的抗疫成绩跟今年2月份相比，或者跟当前欧美国家的情况相比，都不可能得出风险程度一样、同样需要隔离14天的结论。

观察者网：那您返回香港后，还是需要隔离流程吧？此前，香港约有180万市民自愿接受核酸检测，稍后林郑称第三波疫情已得到控制。其实，关于核酸检测引发不少纷争，其中更冒出荒谬传言，不知您现在回头看这波疫情的处理过程，有些什么感触？在内地，人们分析美国疫情防控问题时，时常会指出社会的反智主义和政治干扰因素，您担心类似状况在香港也出现吗，或者说出现酝酿这些情况的土壤？

何建宗：我现在正在香港居家隔离，还有几天就结束了，所以是实地了解了两地抗疫措施的差异。香港的检疫人士首先是自己坐公交回家的，检疫期内需要带电子手环，手环与手机的APP连接，如果离开住所的话，理论上系统是可以侦察到的。但由于香港没有社区力量去执行检疫，只能靠政府人员抽查，所以基本依靠检疫者自律。

香港也有像美国那样的民粹主义，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共同之处是，两地都有人罔顾事实，将无法控制疫情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内地。事实上，从2月开始已经没有内地游客可以去美国，过去半年通过内地关口输入香港的个案是零。我过去的文章中经常说，抗疫要做到科学为本，避免“仇恨为本”和“惊吓为本”，但很不幸的是，香港和美国都有借着抗疫散布仇恨的情况。只不过两地的差异在于，香港人对内地的了解始终比美国人深入得多，内地支援队的专业和出色的表现也使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

观察者网：8月，澳门和珠海、广东全省陆续恢复两地自由行；9月23日起内地恢复办理澳门自由行旅游签证。说实话这很难不让人想到香港的状况，同为特区，同样是内地居民旅游观光的目的地，近年来、尤其是去年修例风波到今年疫情，香港旅游业打击颇大，整体经济状况也大不如前，一方面对比港澳防疫反应，另一方面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产业发展，您如何看待港澳两地的差别？未来香港在这些方面的前景预期如何？

何建宗：毫无疑问，澳门的抗疫成效比香港好，至今只有46个案例。澳门地方和人口都较香港少，市民同质性较高，政府在抗疫中占主导地位，威望也更大，并且在疫情初期就与内地专家比如钟南山院士合作。相较而言，香港政府比较弱势，抗疫由专家主导，但他们对内地了解有限，倾向于不惜代价限制市民活动的方式来压低病例，策略相对被动。谁都明白督促市民留在家中不要聚会，永远不会错，问题是抗疫必须做到真正能收能放，在医疗资源充足的前提下，尽快让市民恢复正常生活。

其实，粤港澳健康码谈了很久，一直是只闻楼梯响。我最担心的，是以香港的抗疫进展，很可能在两地部分通关数星期以后，内地或香港又在秋冬季迎来新一波疫情而重新封关。香港和内地体制不一样，只要我们相信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强求一个地方在数据上长期清零才能通关，似乎不切实际。

早在7月，香港旅游业者前往政府总部外请愿，呼吁政府尽快推出“健康码”。图自港媒

观察者网：前面聊了疫情相关话题，接下来想向您请教香港近来的政治讨论。首先当然是嫌犯弃保潜逃问题，本来应该是罕见情况，如今却时常见诸报端，部分嫌疑人成群结队逃走，还有人在网络为此“声张合理性”，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否会损害香港司法的权威及外界对其信心？

何建宗：这批犯人首先是逃犯，所犯罪行包括制造炸弹等重罪，不是正当守法的社会运动参与者。部分香港媒体、政客和市民到处声援他们，甚至鼓励家属控诉特区政府，完全是颠倒黑白，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支持这批人潜逃。这些逃犯中有触犯国安法，也有触犯其他法律的。我相信，经过这次事件，日后法官在批准与“修例风波”有关的疑犯保释申请时，会更加审慎。

观察者网：其中一个状况是，不少嫌疑人逃往台湾，近期也传出消息称这些人到了台湾后音信全无，其实从去年以来港台之间颇多矛盾，不知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何建宗：台湾借香港刑事案件进行炒作政治的情况，近来有恶化趋势。比如，促使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的谋杀案主角陈同佳，在表达愿意回台自首后，台湾当局无视过去曾与港方移交疑犯的具体经验，用各种借口为疑犯的自首行为设置障碍。

一些因修例暴动被控而逃亡台湾的疑犯可以获得台当局收留，而在台湾发生的谋杀案的主犯愿意回台受审却受到诸多刁难。这对于一个标榜法治的社会而言，是极大讽刺。我相信，如果这种政治操作持续下去的话，也将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

观察者网：日前，香港教育界的行动也引发关注。首先是，通识教科书删改“三权分立”等内容，为此林郑公开表明香港没有三权分立。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此事有望成为香港教育改革起点吗？一是组织架构，其实内地民众也逐渐了解到，香港教育局、考评局、教协等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甚少，教育局权限有限，“教协”内部、学校教师中不少是泛民甚至港独，比如近日教育局称正在制定国安法相关教材和课程，能有效落地吗？二是教育政策，未来改变的突破点是什么，如何推动？

何建宗：有关“三权分立”的讨论，我觉得香港社会普遍对基本法认识还相当有限、甚至浮于表面。如果要正本清源，需要有更好的准备和论述。“三权分立”论在香港根深蒂固，是很多教科书的内容，不少终审法院判词也提到过，因此我提议要有更充足的法理、历史和政治学资料佐证来进行驳斥，无需操之过急，更应该避免演变成骂战，让反对派人士乘机炒作。

至于国安法教育，这是法定要求，因此特区政府没有做不做的选项，只有在如何开展教育方面进行研究。教育局亲自制定教材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将其上升为指定教材，而不是让老师自由选择用不用、教不教。

至于通识教育，主要是几大问题，比如作为升大学的必修科目，缺乏指定教材，以及让年轻人过早接触政治等。我觉得，把必修科改为选修科的话，改动太大，影响课程完整性和大学录取制度。要改善的话，应该在保留必修科的前提下，由教育局制定指定教材，并将政治类比较敏感、容易误导青少年的部分单元取消，例如“今日中国”，并减少通识科课时，以语文和科学知识训练代替。最近，有智库提出将通识科的评级改为合格与不合格，这也是可行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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