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 朱敏洁】

观察者网：11月2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报告原定于10月中旬公布，但当时以访京为港争取惠港措施为由，港府决定押后公布《施政报告》，并表示“想不想有一份更有内涵的《施政报告》”。事实上，在报告发布前不久，林郑去了北京讨论惠港措施，就此份报告来看，其内容是否如预期中那样“更有内涵”，为什么？

何建宗：这份报告增加了不少中央支持香港的措施，都跟融入国家大局和粤港澳大湾区有关，包括香港入股珠海机场、放宽香港汽车北上等等。在支持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方面，特区政府也推出了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支持2000个港青到大湾区就业，并提供工资补贴。除了具体措施，跟过去几份施政报告相比，特首林郑更多着墨于一国两制，尤其是“一国”的论述。

观察者网：10月底，中央政府公布十四五计划相关建议。从《施政报告》发布时间和内容来看，是否与之有相呼应之处？如果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十四五计划是国家发展的长期计划，是接下来五年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内地各省市以此为发展目标；而施政报告一年一份，相对短期，这几年港府时常说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抓住国家发展机遇，不知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未来会如何改善或在施政报告中落实相关精神？

何建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也直指“一国两制”下香港政府要如何调整思路更好融入内地发展的问题。香港是在2007年左右开始参与国家“十二五”规划（该规划是2010年颁布），是由当年的特区政府智囊中央政策组推动的，我当年作为中策组研究员对情况比较了解。国家规划的幅度是五年，香港特首选举也是五年一次，但时间上并不重合。香港更多是按照每任特首的政纲和偏好来施政。

因此，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是一个为时至少两年、全国上下及各部委通过大量调研论证所得出的约束性文件。所谓约束性，就是如果不达标是要被问责的。但对于香港而言，五年前的“十三五”规划制定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政府做过多少调研或者公众咨询。不过，如果特区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如立法会不配合等，从而未能全面落实规划要求，中央也难以问责。

澳门在五年前的2015年，率先发布对接国家五年计划的澳门五年发展规划。这个做法值得香港参考。尤其是最近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有关港澳的第57段描述比过去更具体、更具针对性，香港政府对此必须有更积极的回应，并将其落实在未来五年的施政方针里面。

11月2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图自香港特区政府网站

观察者网：粤港澳大湾区是十四五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注意到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青年的就业、教育工作，您能否结合一些案例和数据详细介绍一下工作内容、进展？目前的不足和问题？

何建宗：作为青年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早在三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对港人在内地的读书就业待遇问题进行研究，并在香港发表首份报告，提出的多个建议也得到中央政府的采纳。

我们对在内地读书和毕业的香港学生的情况比较熟悉，事实上他们大多集中在大湾区，是港人融入大湾区的主力军。我们今年初成立了“内地港澳青年学生之家”，在广州大学城设立了办事处，为有兴趣到内地读书、正在内地读书、以及已经毕业的香港青年提供支援和服务。最近我们还研发了“港生内地升学网”，是全港首个集收生数据、国内外排名、大学和学科排名的网上平台。

2019年，我们对在内地院校毕业不久的香港青年进行调查，发现在内地和香港发展的比例各半，就工资来看在内地发展是香港的56%，与同类研究结果相仿。

我们觉得，过去无论是两地政府或商界，都把创新、创业作为青年大湾区发展的重点。事实上，适合创业的青年始终是少数，而懂得创新科技的更是极少数。根据我们在大湾区的实地观察，香港青年还可以在非创新产业有很好的发展，例如广告业、会展业甚至甜点制作。

此外，如何鼓励港青在大湾区就业，发挥所长其实更加重要。香港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产业单一，主要都集中在金融地产和其他传统行业。日后香港应该探讨如何把大湾区各市的重点产业和香港的人才进行配对，让香港年轻人在更大的市场和天地发挥自己。

观察者网：今年《施政报告》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给了不少优惠政策。但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香港内部关于大湾区争议，部分市民、青年的不了解、反对派的污名化相互交织，您在是否碰到过类似困境、有什么解决方法？另外，内地普通民众也有一些质疑，比如资源、房价等问题，您怎么看待两地出现的不同心态？

何建宗：首先，我觉得特区政府把重心放在就业、而不光是创业上，是正确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鼓励他们回去就业。现在用工资补贴的方式可以鼓励一批人，但不能持久。最近有智库指出，香港青年不愿意到大湾区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比香港低。说实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是新的发现。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提供足够的咨讯和数据，让香港年青人自己来做选择。

比如，我去年的报告发现在内地的工资是香港的56%，但如果扣掉生活和居住成本后，在大湾区工作的青年每月能够存起来的钱不一定比香港少。如果有买房或者创业打算的话，未来5到10年在大湾区实现的机会肯定比香港大。这还没有把大湾区的经济和市场前景考虑在内。

至于所谓“污名化”，我觉得就让事实证明，让数据证明，让亲身经历的年轻人去证明。个别人要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愿意接受大湾区快速发展的事实，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未来香港要融入大湾区，有两个方向很重要。第一，是大大降低香港和大湾区的通关手续、时间和成本，必要时对交通进行补贴。我们说一小时生活圈，如果通关就用了半个小时甚至更多，那这个圈就是虚的。因此，要香港真正融入大湾区，必须把通关手续和时间减少，交通费用尽量降低。试想，如果日后深圳开往香港中环的大巴班次和票价跟新界的天水围或者上水差不多，那么很多人会考虑搬到深圳居住、香港上班。政府对两地交通费的补贴可以促成某种意义的同城化，长远来说可能比补贴香港青年人的工资意义更大。

第二，是要研究和区别香港人到大湾区发展的意愿与能力。大多数人既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希望留在香港，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要对有能力的人才给予充分资讯以提高他们的意愿，同时对有意愿但能力不足的人提供各种培训，包括如何适应内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等。

至于内地民众的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给香港人一个同等待遇、共同发展的机会，而不是特殊待遇。之后就让香港人自己做选择。无论如何，愿意到内地发展的香港人总体上仍是少数，对内地城市的就业、资源或者房价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观察者网：就政治方面来看，如需概括这段时期的特点，不知用“正本清源”是否合适？从一国两制到行政主导体制、三权分立、公务员宣誓、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等，这些讨论似乎变得常态化。11月4名立法会议员被撤销资格，随后闹出反对派议员“总辞”一事，不知您在香港是否有了解到更详细的一些状况，对此有何看法？同时，从立法会“确认书”制度到公务员宣誓制度的实行，您怎么评价其落实范围及实际成效？

何建宗：我觉得有关“三权分立”的争论反映出长期以来香港有很多人，包括管理香港的“治港者”对基本法的认识存在偏差。这主要是受西方体制和民主观念的影响。最普遍的误解是把选举民主与制衡行政机关的功能绝对化，认为立法会是民选，行政长官是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的，所以后者要受前者的制衡监督，而非配合。

但《基本法》已经明确写明，香港行政长官是双首长，双负责；这是法律规定，与其选举方式没有关系。至于司法人员，他们同样是根据《基本法》104条宣誓的主体，肯定跟回归以前的角色、功能和效忠对象不同。

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是不会改变的，但确实很多司法人员包括律师和法官，对《宪法》和《基本法》的一些核心内容，包括人大常委释法的规定，仍有抵触情绪，认为这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普通法精神。我觉得香港司法界应该更主动地与内地及中央政府沟通交流，对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人大常委对于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的政治要求是非常合理的。立法会议员当然可以批评政府政策，甚至批评特首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但如果是用瘫痪立法会、暴力攻击、拉布等方式无差别阻挠政府施政，或者要求外国制裁香港和香港官员，那肯定不符合他们的宣誓承诺和政治伦理。我们必须把四位依法被取消资格的反对派议员，以及另外十五位因此辞职的议员区分开来，前者是丧失资格，后者是不负责任辞职，放弃参政权利，违背选民期望，跟中央政府无关。

至于公务员宣誓，这是应有之义，相信绝大多数公务员都会如期签署效忠声明或宣誓。但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去年已经违反纪律的公务员，比如联署、参加示威集会等，政府会如何处理。宣誓只是一个仪式、一个承诺，建立更有效的纪律和惩处机制其实更为重要。

反对派议员的“总辞”闹剧 图自香港巴士的报

观察者网：想要正本清源，也许根本还在于教育，事实上也有声音呼吁香港相关部门应整改“毒教材”或不适任教师，此前香港教育局建议通识教科书删改“三权分立”等内容，取消某播“独”小学教师的教师资格，等等。不过，香港教育局、考评局、教协等各组织间的统筹协调甚少，教育局在教材、试卷、教师等方面的监管有限，首先在制度架构上，如何做一些改革，增强必要的监管检讨机制，未来教育局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什么，相互间的关系如何理顺？

其次是关于通识课，改革重点在哪里？如何“去伪存真”，既能融入现阶段需要的一些国家教育，真正做到教育政策中倡导的博雅教育？”

何建宗：关于教育，我记得我之前在观察者网的采访中提到两点，第一是教育局的角色是资源提供者，学校的角色只是服务提供者，教育局的监督很不充分。

这次施政报告中，我很高兴看到特首在149段提到，政府在教育的角色不只是提供资源，更是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监督者。

第二，我也建议过，通识教育应该减少课程内容和课时，把教学时间放在语文和数理这些基础科目上。这次，教育局也提出类似减少通识科内容和课时的计划，日后通识教育还会更改名称，有指定教材，属必修科目，但只有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此外，到内地考察学习会成为科目要求。

我觉得这次教育局改革通识科的决心和力度都比想象中得大，有望纠正青年人在缺乏引导下过早接触政治的问题，值得肯定。

10月6日，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教育局依法办事，不容许“港独”和违法意识在校园蔓延。此前，香港教育局取消一名小学教师的师资注册，该教师在课堂散播“港独”信息。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您聊聊近期的香港疫情。上一次采访中，您谈了香港和内地疫情防控的亲身体验，到这次采访，香港再发生三位数增长，内地也有个别地区零星增加。此前，全民检测、健康码、日常防控措施等相关讨论已经非常多，一方面还是想请您聊聊日常管控以及亟需改进之处？

另一方面，疫情对经济民生冲击很大，林郑在施政报告中提到，因为去年的街头暴乱以及今年持续疫情给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困扰和艰难，而且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政府向中央申请惠港措施，同时也鼓励港人北上，您能否就这两个层面谈谈后疫情时代香港的发展机遇与趋势？

何建宗：香港抗疫措施最大的问题，是未能驾驭疫情，收得慢、放得也慢。比如，第三第四波疫情的爆发都与外地输入有关，但无论对机组人员、船员和外事人员的管控都不足。另一方面，在疫情缓和时，放松也很慢，比如直到11月底才允许来自广东和澳门的香港人免除检疫回港，事实上这两地早已实现多月清零，但是对于内地以及粤澳以外的人士还未能豁免。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也对大量在内地工作读书生活的港人带来困扰。

在全民检测方面，虽然香港的体制跟内地有所不同，但在非强制情况下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等方式，吸引市民在期限内参加检测。

最近，政府推出对确诊、而非对检测的市民提供补贴，也引起很大争议。香港某程度上出现了所谓的“抗疫疲劳”，因为市民看到很多限聚措施影响了市民生活，很多行业面临生计、乃至生存风险，但新一轮的爆发，如输入个案、跳舞群体或老人院群体其实跟一般市民的关系不大。政府在执行措施上的力度不足，导致守法市民觉得受到无辜波及。

无论如何，政府应该更科学地掌握疫情节奏，一方面要收放迅速，另一方面要尽全力达到清零的目标。

后疫情时代的香港，应该更好地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过去一年的疫情，已经充分显示内地在抗疫方面的制度优势，能够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同时，恢复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枝独秀。在外国疫情还没有受控的情况下，内地、包括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会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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