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当地时间5月6日，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了16万，死亡人数近七千。

作为首个解封的欧洲国家，德国是否操之过急？医疗技术先进的德国，在疫苗研发方面有哪些进展？观察者网就德国抗疫的前景，德国医疗资源的分配以及疫苗研发等问题，采访了德国生物科学院市场外联部主任亨德里克·伯鲁茨基（Hendrik Borucki）。

【采访/观察者网 武守哲】

观察者网：伯鲁茨基先生你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采访你。纵观这两个月来新冠状病毒疫情在德国蔓延的情况，我们发现你们的病毒学家和政客们一直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普通民众戴口罩到底有没有必要？一系列前后矛盾的指导性意见是不是浪费了德国在防疫方面的宝贵时间？

伯鲁茨基：口罩是个非常好的防护工具，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在自我防护方面我们主要考虑三个因素：社会距离、勤洗手和“礼节性咳嗽”。当然了，如果你要在一线接触确诊病人，则必须要配备专业防护性的口罩，比如FFP2型的（注：FFP2口罩，是欧洲口罩标准EN149:2001中的一种，作用是将有害气溶胶，包括粉尘、熏烟、雾滴、毒气和毒蒸气等经滤料吸附，阻挡而不被人所吸入）。

我们德国人对此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在社会距离比较难以掌握的微妙场合，或者公众难以意识到的某些特定场景，如在有轨电车、巴士和飞机中是否需要戴口罩，目前看来这是必须的。但是有一些专家依然不推荐民众强制性地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出于心理上的虚假保护，有可能带了口罩之后放松了对其他必要性的防控措施的紧迫性；另外一点，如果普通人都戴口罩，那么会导致和专业医护人员需要配备的防护资源的非必要竞争，因为他们才是最需要被优先供给的，我们已经看到普通民众中有不少戴着FFP2型口罩和医用防感染的手套，这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一定要给德国政府挑错，仔细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抗疫瑕疵，我觉得这个点值得提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本应该给一线工作人员储备足够的医用防护用品，而不是更周全地去考虑某些私人群体的特定需求。

德国图林根州耶拿市4月6日出台规定，要求民众必须在购物、搭乘公交和进入人流量大的建筑时戴口罩。耶拿成为德国首个颁布“口罩令”的城市

观察者网：紧张的医疗资源大环境之下，逼迫德国的某些汽车制造商暂时改行做口罩和呼吸机了。他们的“转行”对缓解口罩和呼吸机产能危机是不是很有帮助？

伯鲁茨基：如果我们不考虑口罩的质量和专业用途，只关注数量的话，民众当然可以从这些暂时性转行的制造商手里拿到足够需要的口罩，甚至可以自己简易制作，对普通人来说，产能是够用的。但是如果提高标准，达到FFP2或者更高的FFP3医用水平，则原材料供应的标准相应地也就更高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德国目前的执政团队力图考虑长远，预防性地储备足够多的口罩原材料，为可能存在的下一波疫情高峰做准备。

所以说，我必须着重强调，对普通民众来说，相对于执着于怎么搞到高防护型的口罩，不如考虑怎么改变日常生活和某些在公共场合的卫生习惯。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莫斯科的生产线，目前该生产线也正在加班加点制造口罩（@明镜周刊）

观察者网：从目前德国公布的官方数据来看，新冠状病毒的死亡率依然是比较低的，比西班牙和意大利都要低的多，很多专家都在分析德国低死亡率的原因。对这个现象，你有什么独到的看法？

伯鲁茨基：目前德国的死亡率比较低，根据我个人的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我们的各类医学实验室的总体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在欧洲各国中，德国对疑似群体实施检测，各种手段上的比较早，比如一开始就用了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检测方法，四周之内检测量就达到了至每周50万个。

所以，和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同的是，我们在疫情初期就甄别出了一批检测呈阳性的病人，做了基本的隔离措施，所以总体的确诊数量比他们也要低一些，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少的话，相对来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率也会降低。

第二点，德国各界很早就呼吁民众保持社会距离，并且尽早封了边境，那个时候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首脑还在否定新冠状病毒大规模传染的可能。疫情之下，德国政坛各个党派暂时放下了不必要的党争，一致抗疫的决心比较大，所以政令发布还算比较畅通。

所以总的来说，德国的疫情发展曲线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避免了大范围重症患者击穿整个医疗系统的惨状，在疫情高峰到来之前争取了宝贵的预防和隔离时间。

观察者网：你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的时候，提到限于德国目前的整体检测能力，导致了大量的检测工具被用在了疑似健康的人群中，建议分级检测。如果这样的话，决定谁应该首先接受检测，谁是次要受检测者，有可能产生较为严重的医疗伦理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伯鲁茨基：目前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新冠状病毒检测形势：大量认为自己需要检测的人群排队等检测，用来PRC检测的试剂消耗地非常快，而且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前几天发布了一条公众检测标准，把有临床症状的患者划分出了一定程度的优先级。

从过去三个星期检测的几千个数据来看，结果为阴性的占了95%，也就是大量的试剂用在了这95%的人身上，所以我根据咽拭子检测中心的数据来分析，医疗资源被太多用在了“健康”的人群中，这干扰了我们总体的PCR日常检测流程，所以我们需要着重强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那套分级建议标准，重点照顾有需要的人。

对看起来很健康且没有症状的人群来说，我觉得这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医学伦理问题。如果你接触过确认人群，担心自己被感染了，但还没有显露出症状，那你完全可以呆在家里自我隔离，等症状出来之后再接受检测，尤其是如果你还比较年轻不属于高危人群的话，那就更没必要急着要求检测。这就是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建议的分级检测治疗方案。

另外再说一点，你看到的那篇采访是几天前的了，这几天我们增强了PCR检测能力，现在检测量又提升了一倍，克服了原来遇到的瓶颈。

观察者网：美国很多媒体报道了不同种族的感染量和死亡率，显示黑人是最高的。相应地，你手头有没有数据，能看到德国不同族裔之间的确诊数和死亡率的比对？

伯鲁茨基：没有，德国不对此进行统计。一般来说，让人很痛心的是贫富差距和疫情期间重症患者的生存率有直接相关性，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疫情恰恰就证明了这种相关性。

观察者网：看过之前很多德国病毒学专家的访谈，他们都对疫苗可否能及时被研发出来表示悲观。在疫苗问题上，你的态度如何？

伯鲁茨基：根据我们实验室的判断，最早要等到2021年春天左右，才有可能研发出能投放到市场上疫苗可供患者使用，而且很有可能要更晚一些。到底是成功研发疫苗来得更快，还是群体免疫比疫苗更早实现，形势还不十分明朗。所以我很理解我们国家的防疫策略：尽可能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尽可能把医疗资源优先供给诊治医院，尤其是ICU重症医护病床，高通量筛选（high-throughput-testing）病毒和抗体，密切监视感染链条，增强公共卫生控制能力。  

这两条路可以同时走，我对这两个策略的未来都保持乐观态度，当然以研发疫苗相对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人数。

观察者网：你们这个实验室平时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合作项目吗？近日特朗普以“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履行基本职责”为由，宣布美国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你有什么看法？

伯鲁茨基：和我们生物科学院有竞争关系的科研机构很多，我们单位下属的一些分支机构和世卫组织有一些间接合作，但是没有在官方层面上达成有签署文件性的合作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即便是在疫情之初就把各项指导措施安排得当，做到了滴水不漏尽善尽美，我个人觉得白宫依然会找世卫组织的麻烦，因为美国的防疫策略太失败了，他们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转移美国公众的视线。所以说，美国“断供”世卫组织是无可争议的极不光彩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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