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洪鑫诚】

2018年刚刚到来，2017年的余波尚未平息，西方媒体早已开启了新一波对中国的舆论攻势。

首先是在全球外交政策领域地位卓著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在2017年11月16日刊发评论文章“锐实力的意义：威权国家如何投射影响力”（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利用文化和传播手段，创造对自身意识形态及国际形象有利的舆论氛围，同时削弱西方民主制度的威信。

作者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杰西卡•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首先区分了“锐实力”（Sharp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西方人被自己熟悉的概念限制了想象力，看待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总还是依赖“软实力”的框架，而中俄两国的手段不是“软实力”，恰恰是借此概念为掩护，利用民主制度的开放和西方人的认知惯性，从而以“锐实力”不断扩张国际舆论影响力。

12月的《经济学人》杂志则直接在封面主打“锐实力”，称其为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Sharp Power: The new shape of Chinese influence）,这篇文章同样强调“锐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同，称“软实力”是利用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来增加国家实力，而“锐实力”是指“专制政权”胁迫、操纵外国人的观点。

2017年最后一期《经济学人》封面

各种“power”的身世之谜

说到底，这套关于各种实力（power）的理论，还是必须从美国学者，有“软实力之父”之称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起。“软实力”自1990年代提出以来可谓一炮而红，其影响力远超美国的范围，中国显然也长期重视软实力建设。

奈在其理论中将国际政治分为三个面向，分别是军事实力层面；经济实力层面；以及权力已经广泛分散、重新分配的第三层面，也就是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范畴。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奈完整阐释了他的理论。当时正值小布什悍然发动饱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不久，奈对这种明显偏重“硬实力”的对外政策颇有微词。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许多政治领袖仍然完全只关注传统的军事手段，他们是三层赛局中的单向选手”。

显然，“软实力”理论是奈为当时的美国提出的，旨在因应新时代背景下国际政治“三层赛局”的战略理念。在他看来，光靠军事力量已经很难维持美国的全球地位，长远来看，“软实力”有助于美国赢得未来。

奈在书中还进一步发展了同年由美国学者苏姗妮·诺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事务》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提出将强调胁迫和收买的“硬实力”与强调说服和吸引的“软实力”相结合，兼具二者优点于一身的整体性战略，此即后来得到希拉里等人力推的“巧实力战略”。

可以说，“巧实力”的概念和近期外媒热炒的“锐实力”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只是说法客气了很多。

更值得玩味的是，前述外媒使用“sharp power”这个概念时援引的一般是近期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报告，那份报告称中俄两国以分化、干扰与操纵，而非吸引和说服，来塑造全球舆论和认知。然而，“sharp power”以前可不是这个意思。

同样在2004年，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资深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R. Mead）在他的书中提出了“四种力量”，分别是“sharp power”，“sticky power”，“sweet power”和“hegemonic power”，前三种力量分别对应军事（地缘政治）、经济（地缘经济）及软实力，三种力量形成合力，就可形成维护美国霸权的“支配力”（hegemonic power）。事实上，米德的理论和奈的“国际政治三层赛局”有明显的呼应（二人都长期作为CFR会员），而他提出的“锐实力”（sharp power）反而更接近奈的“硬实力”（hard power），指向军事及地缘政治力量。

无论如何，这套各种“power”的理论，基本都是美国学者创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服务的。而为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创造话语体系、主导国际关系议程设定，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智库的看家本领，可谓公开的秘密。

由此观之，这次的“锐实力”炒作更像是针对目前国际形势的“旧瓶装新酒”，只是把十几年前智库学者对“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建议改头换面，用以提醒西方各国“提防中国”。所以，“锐实力”并不是什么一夕而成的概念，背后反映着深刻的国际政治变迁。

中国到处“购买”影响力？

相比最近的“锐实力”，美国智库和媒体更常用的一个概念是更中性的、相对于“地缘政治”（Geopolitics）而言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s）。

外交关系协会（CFR）甚至在2002年设立了地缘经济研究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旨在结合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外交政策研究。这一中心自成立以后，在CFR历年中国研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CFR在2015年出版的一篇重要中国研究报告（协会特别报告72号：《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为例，报告将“地缘经济”解释为“使用经济工具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并称中国为世界领先的地缘经济实践者（the leading practitioner of geoeconomics）。在报告作者看来，中国正在积极利用经济的力量对亚洲乃至全球施加政治影响，而美国却还未能认真应对。

在这种视角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海外的投资和援助，乃至近期的“锐实力”争议中涉及的资助美国智库、大学，无疑都会被视为通过经济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行为。

现在，从不少外媒关于中国的相关文章也能看到这一概念的痕迹。近期《太平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标题就用了简单粗暴的“购买影响力”（buy influence）说法，作者声称中国正在通过对“不自由国家”的慷慨援助来排挤美国的软实力。

《大西洋月刊》文章称中国用经济手段增加影响并削弱民主体制

CFR在12月中也发表文章，直指中国对美国传统盟友的“渗透”。研究员库兰斯基（Joshua Kurlantzick）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年来在经济来越来越依赖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正在通过经济和文化战略，越来越大胆地对澳洲施加影响，甚至震动该地区的国内政治。

近期澳总理特恩布尔声称中国“干涉”澳内政的风波便以此为背景。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在2016-2017的年报中向议会报告，他们相信和北京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商人们持续为该国两大党提供资金，并在国内推动亲中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外国政府在本国的影响力扩张，已经构成对澳大利亚主权和国家机构完整，乃至公民权利的威胁。”这一系列言论也已经对其他西方国家造成影响，掀起一波反中国“渗透”的舆论浪潮。

不过，澳大利亚的剧情很快发生反转。特恩布尔很快受到来自本国企业及选民的压力。澳大利亚商人担心澳大利亚会因为总理的“反华言论”受到中国人的抵制，从而损害中澳经济关系。而后特恩布尔自己也承认，在一个关键悉尼选区的选民们已经对不断恶化的中澳关系感到担忧，这使其及执政党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种种压力之下，才有后来特恩布尔在电视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孙女会用中文叫“爷爷”的桥段，以此否认自己“反华”，向中国示好。

剧情显然不是一面倒的简单，正如指出“中国渗透”的库兰斯基自己也在文章中提到，据民调，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提升，新西兰人甚至希望选择中国而非美、英来发展更密切的双边关系。当地民众对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这些努力更多持友好、积极的态度。

显然，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分别倚重美中两国，使得这些热衷于发展对华贸易的美国盟国，其内部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出现了意见分裂，不止官方在对华立场上摇摆不定，而官方和民间的观感也存在一定落差。不过，两国关系好坏，当事国民众自有感受，美国人总不能替澳洲人表态吧？

中国并未挑战世界经济秩序

话说回来，中国真的已经如西方媒体焦虑的那样“神通广大”，试图“买下全世界”了吗？

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两篇报告无心插柳地提供了一些令人冷静的结论。首先是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研究了中国过去几年来对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金融支持，他有点意外地发现，作为世界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者，中国对外提供的贷款没有体现明显的地缘偏好，且近几年反而并不向“一带一路”覆盖地区倾斜。基于研究，杜大伟指出中国的发展贷款分配更多是“需求驱动型”而非“供给驱动型”，也就是说，更多取决于哪些国家希望向中国借款，而非中国精心规划要针对哪些国家有的放矢。

报告的最后，杜大伟总结到，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学习和融入国际规范，很难说中国的开发性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有意挑战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他甚至乐观地期待，中国的努力以及与既有体系的良性竞争，可以为旧体系带来积极的改变，毕竟，在他看来，西方不能预设现存的体系是完美的。

同时，在“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的最新报告中，两位研究员主要基于联合国及OECD的数据，梳理了世界主要国家对53个主流国际组织在过去几年内的资金投入状况。研究发现，美国的年度拨款总额高居榜首，并且是其中24个组织的“头号金主”。紧随其后的是英、日、德、法等发达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拨款总额位列全球第14位，且并未在任一组织的预算中占最大份额。基于研究结果可见，在主要国际组织中具有广泛及深远影响力的，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中国虽然正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却还远未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2014-2016年全球主要国家对53个重要国际多边机构的总投入

权力转移时代的深层焦虑

上述两篇报告本身就是对“中国威胁”的一针镇静剂。事实上，正如统计数据中看到的，目前中国运用经济力量对其他国家进行发展援助，或借由国际机制扩张全球影响力的能力，和“老司机”美国比起来，可能恰恰不是太强，而是不够。

所以，对中国“地缘经济手段”及“锐实力”的指控如出一辙，都更像是因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而被夸大了。

以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为例，就连外交关系协会这种长期被视为主张对华友好的“红队”，其历年研究报告和文章中也反映越来越多中美关系的悲观一面。其早期中国研究报告中体现明显的“整合”（integrate）中国、合作主义的立场。而近几年，随着中美实力不断接近国关理论中的所谓“均势”（parity），“制衡”（balance）中国的呼声渐起。2015年出版的协会特别报告72号《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正是这一对华立场变化的标志性体现。这份由小布什时期国安顾问布莱克维尔（Robert D.Blackwill）主笔的报告，指责过去美国“整合中国”的战略放任了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下的相对成长速度超过美国，因而美国必须把更多精力放在“制衡”而非“整合”中国，夺回竞争优势。

的确，后发优势之下的成长速度，似乎让中国的经济力量超过美国变成时间问题，各种机构都热衷预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时间点。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对于被中国超越的焦虑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强硬派自然获得更大市场。

IMF基于实际购买力（PPP）标准绘制的世界主要国家全球GDP占比排名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人权”、“民主”等美国传统价值的漠不关心，进一步加剧了建制派的焦虑。正如沃克和路德维希在《外交杂志》文章中所说，比起北京和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政体似乎已经从“理念之争”中撤退。西方智库和媒体也早已对全球性的“民主衰退”痛心疾首。

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表明，虽然全球民主对代议制及直接民主仍有广泛支持度，但已有相当数量民众对“非民主制度”——包括专家、强人或军政府治国持开放态度

正如他们的许多同行一样，沃克和路德维希也在文章的结尾力劝民主国家应该对自己的传统价值和原则采取更坚定而自信的姿态，以回应中俄等国的“意识形态攻势”。

但看起来，至少对于2018年，他们仍有大概率将持续失望。在CFR一年一度的全球冲突预测报告中，美国自己也被划入2018年爆发冲突可能性及危害最大的地区。对此，主持该项目的斯塔尔斯（Paul Stares）又狠狠地黑了特朗普一把。他表示，“过去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只需把美国单独放在一边，然后思考世界上最大的不可预测性、不安全感的来源，而现在，我们需要把美国自己考虑进来，考虑到大家对我们这位总统的评价……”

《大西洋月刊》在评论这份报告的时候也引用了斯塔尔斯的一句狠话：“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不可预测的行为者，这已经造成了深远的不安”。

CFR绘制的2018全球冲突地图，红色表示程度最高

在这件事上，连印媒都加入了黑特朗普的队伍。《印度斯坦时报》网站12月19日发表文章称，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旗帜，执意彻底撕裂世界多边秩序。造成美国及其迷惘不安的盟友面临着若干不断升级的危机，世界可能重新陷入毁灭性冲突之中。

《印度斯坦时报》评论截图

看来，“新年新气象”很难带走建制派对特朗普的无可奈何，而特朗普对民主价值的冷淡可能持续加剧西方智库、媒体对中国获得“制度之争”优势的焦虑。可以预见，只要中国保持成长，这些关于中国威胁、渗透的言论仍会长期存在，作为一种东西方权力、理念博弈的表征。好消息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已经高度整合，中美之间也存在巨大的互赖，总体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彼此的共同利益。

因此，西方对中国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对中国的善意和敌意仍会长期竞争、并存。

要说我们可以从诸如“锐实力”这种舆论风波中学到什么的话，可能正是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增强今后在国际上发起论述及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国家形象建构，可能不是因为做得太好才引起西方指控，恰恰是因为做得不够细腻和精巧，以至于在面对外媒的攻势、国际的误解时处于被动。

而在战后很长的一段历史中习惯了操盘世界秩序的西方国家，恐怕才是“锐实力”真正的资深玩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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