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与会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坚持搁置争议、将钓鱼岛问题留给后人解决的立场，是无需置疑的。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言一出，立即遭日本和中国国内舆论双面夹攻。日本官方反驳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根本“不存在应该搁置的问题”；中国舆论则批评搁置争议是软弱的表现，是在对日本做出让步。

笔者以为，戚建国的此番言论并无不妥。一来宣示了中国在日益强大之时，并没有动不动就付诸武力去解决国际争端，讲究的还是和平崛起；二来说明，中日之间钓鱼岛的问题，尽管中国有足够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是仍然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寻求谈判解决之道，以利于中日乃至亚洲和全世界的福祉。而且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因为多年来日本一直坚持“不存在应该搁置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法谈判。

但是，到底中日间到底有没有“搁置争议”一说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有点象大陆与台湾的“九二共识”。但是，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答案又是肯定的。顺便提一下，日本官方历来有个“特别动作”，就是对自己利害关系特别大的问题上，往往只作口头表示，而拒绝书面文件，例如关于过去的侵略，最多也就是村山富市讲话，河野洋平讲话等。当年江泽民访日，日本一位著名的学者森岛通夫就指出：“日本的所谓‘道歉’只是口头上的，想将过去一笔勾销，不再认账。中国方面要求入书面，日本不同意”。

因此，关于“搁置争议”没有书面记载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日本元老或者他们的亲属证明有“搁置争议”一事，但又拿不出书证。例如，日本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坚持日中曾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过共识的主张。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日本前首相之女田中真纪子，她认为听说过“搁置争议”但她是执政党党员，要与政府保持一致！（当时是民主党执政，可见他们的党性还是相当强的）。正因为邓小平那一代中日双方领导人的智慧和默契，才使得中日恢复邦交后有了那么一段蜜月期。

下面就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政府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关于中日二战后的关系，有个关键条款：“（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就是关于日本领土的问题，简单地说，日本二战后的领土不包括琉球，所以钓鱼岛就更不在内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在此背景下，两国要求尽早展开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从1975年1月至1978年7月，经历多轮艰苦谈判后，双方8月12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互换了批准书的正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如此之久的艰苦谈判，钓鱼岛问题肯定也在其中。1978年10月25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讲完这段话后，当场就博得了在场的四百多名日本记者个外国驻日本记者的掌声一片。有人评论，这相当于对刚刚生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一款中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的实例解释和说明，具有官方文献和公告的性质。

在这样的正式庄严场合，一个国家领导人代表双方发表的见解，绝对不可能是一时信口开河，而且此后多年，日本官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钓鱼岛也是风平浪静。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双方会同意“搁置争议”呢？这个问题除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外，主要还是一个中日双方顾全大局合作共赢的问题。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急需国外资金技术，“发展才是硬道理”，别的问题暂时让道。而日本呢，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摩擦频发，例如在美国出现了日本汽车被示威者用大锤砸坏的“动人”场面。这使得日本迫切需要大力开发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不过确实中日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互补性太强了。在这里很有必要提一下日本老一辈领导人，他们之中有不少对中国还是怀有感情的，眼光也看得远一些。

例如1974-1976年的首相三木武夫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日中对立破坏了亚洲，日中友好将建设新的亚洲。历史证明着这一点。日中双方当然各有各的立场。但仅仅强调立场的不同，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超越不同的立场来寻求共同的利益，使邦交正常化，并筑起友好和合作的道路，才是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见《三木武夫及其政见》）。

中国方面深知“搁置争议”是完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的经济建发展太需要外部的支持。因此，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中日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就指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等到我们发展起来了，道路就更宽广。欧洲的朋友问我：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

邓小平开完记者招待会后，又参加了招待旅日华侨代表的茶会，再一次强调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回顾往事，我们中国的国力有今天的强盛，确实应该感谢中日老一辈政治家、领导人当年高瞻远瞩的“搁置争议”。

但是，随着中日蜜月期的流逝，和日本老一代政治家的逝去，中日的摩擦逐渐增多。特别是1990年代日本经济开衰退时，极端民族主义就出来作祟了。这当然也与二战后美国为了一己私利的纵容分不开的。原本围绕钓鱼岛两国间只有点小交涉，发展到1996年日本官方否认“搁置争议”。也正是这个1996年，日本成立了一个“新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开始全面修改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历史。在此前后，“中国威胁论”也是在日本“首发”。1996年9月1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徐敦信就有关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列屿修建灯塔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林贞行提出照会，指出：“中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曾经达成共识。同意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解决。但近来在日本有关当局的放任和纵容下，一些团体却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议。”对此，林贞行却针锋相对地回应：“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不久，当时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强调了中日“搁置争议”共识的事实，但日本方面仍然毫不含糊地否认。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一直不见起色，而中国经济世界则一路高歌猛进。自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感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日本人感到了危机。“回顾我国历史，在国家危机之时，尊皇精神和爱国心就会兴起，超越危机。现在日本的危机状况，通过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日本传统精神的复兴，必然能够度过。”（日本学者四富正贵语）。因此，在推动经济增长乏术的背景下，一些日本政客热衷于以中国为靶子，人为制造外来威胁和国民危机感，成为这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推手。而普通日本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接受了很多扭曲历史教育，接受的中国的印象大多来自于他们崇拜的西方的“转口货”，接受的宣传来自于日本主流媒体的“舆论一律”，等等。这一切使得日本全社会右倾化严重。因此，2012年中日的钓鱼岛争端的激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发展到今天，责任无疑当然在日本方面。但时，无论如何，中日是邻居，要能解决问题才是正道。笔者以为，现在坚持“搁置争议”仍然是上策。今天的“搁置争议”就是尽一切力量，当然重中之重是自身实力，创造条件坐下来谈怎样才能少些互相消耗，多些利人利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不必过分倚重“据理力争”，更重要的是用好自己的实力。有位政治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领土争端与冲突问题都在于谁更能展示力量，双方所掌握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同解决问题毫无关系。

显然，中国的打破钓鱼岛由日方“实际控制”方面已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中国今后还可以继续丰富在钓鱼岛海域的主权宣示行动，直至开展经济活动。只要中国国力继续强大，我们就完全可以使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不断朝最小化的方向萎缩。日本人实际也认识到，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虽然质量有待提高，但是只要保持稳定，综合国力超过日本是自然而然的。在当前两国实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解决领土争端，谈判肯定是上策，也有可能。而只有对“搁置争议”有了共识，谈判才有基础。何况大国之间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日通过一场全面战争来解决钓鱼岛纠纷，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万一出现擦枪走火，笔者以为，那将是一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谈判的新机会，而绝不是两国大战的信号弹。

邓小平当年提出中日对钓鱼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不让钓鱼岛绊住中日的合作与发展。但近年来日本右翼率先发难钓鱼岛，日本政府也无力管束，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把问题摆上了桌面，也为中国制造了机遇。现在看来，整个钓鱼岛地区的控制形势，实际朝着对中方有利的方向转变不是虚言。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预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靠拢中国”，日本友人若有前辈的远见，还是搁置争议，互相帮助，共同努力，为亚洲的复兴做贡献，不要被西方列强“分而治之”给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