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随着12月14日智利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持续近1个月的智利大选尘埃落定：极右翼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以超过58%的得票率，在全国各选区完胜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珍妮特·哈拉，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在国民议会参众两院稳坐半壁江山，力压左翼阵营。

短短4年时间，智利大选从选情走向到结果，与上次大选截然相反，见证了该国恢复代议制民主35年来最大的右转。

实际上，戏剧性的大翻转在选前已有预兆：左翼总统博里奇任内两次制宪公投的波折、政府支持率的滑落、公众关注的热点议题交锋、强制投票制度下选民结构和心态的变化……投票尚未开始，结果已经可以预见。

卡斯特浓厚的“芝加哥门徒”、右翼民粹、威权等标签，在舆论中引发了“新自由主义”乃至“皮诺切特”回归的声音。这种说法自然夸大其词——无论是4年前选出阿连德之后最“左”的博里奇，还是如今选出皮诺切特之后最“右”的卡斯特，智利选民的态度已经明确：只要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民众就不会继续给予信任。

最急剧右转，只因不愿给左翼执政“续命”

4年前，博里奇当选为智利现任总统时，笔者曾撰文分析彼时大选“30年未有之变局”——两极对立最甚的总统大选，以及政治生态撕裂背景下智利“踏入新自由主义坟墓”的可能。

4年后，两极对决依旧（极右翼卡斯特与智利共产党候选人哈拉进入第二轮投票），可选情走向竟完全倒转：

2021年大选前，右翼执政联盟“民心尽失”，左翼气势如虹、刚在制宪会议选举中大胜；左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拿下众议院多数、守住参议院半壁江山；老牌极右翼人物卡斯特与激进左翼代表博里奇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首轮得票率微弱领先的前者在二人对决中完败，见证后者成为史上最年轻、民主化转型后“最左”的总统；

2021年12月19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智利总统大选结束，现年35岁的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获得超过55%的票数，成功战胜来自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获得44.15%选票），当选第34任智利总统。

今年大选前，博里奇政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民调满意度跌幅，2022年制宪公投、2023年新制宪会议选举、2024年地区和市政选举连遭挫败；右翼政党在参众两院稳居半数，现左翼执政联盟劣势明显；连续三战总统大选的卡斯特在首轮投票中落后于代表智共的哈拉，却在次轮投票稳获其他右翼候选人支持者的选票，终圆总统梦。

当地时间12月14日，极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胜选，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IC Photo

如此鲜明的对比还体现在两次选举后的市场反应：4年前博里奇宣布胜选的次日，智利股市大跌，IGPA指数单日下跌6.2%，智利比索对美元汇率贬值超过4%（创单日收盘最低纪录）；今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和议会选举次日，IGPA指数单日增长3%，到了卡斯特胜选第二天智利股市更是再创历史新高，4周内增长7.05%。

从51年来最左（博里奇）转向35年来最右（卡斯特），智利政坛在4年内完成了1990年结束军政府独裁、恢复民主制度以来的最大转弯。只对比纸面上的结果，很难理解选民为何变得如此迅猛。然而细品本次大选的变量、核心议题和过去4年的政坛动向，就能理解“极限跳转”的必然性——多数选民不想延续左翼政府时代。

今年智利大选最热门的议题是公共安全和治安问题，此外就是连带的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以及与民众最息息相关的经济停滞与物价高企。相比之下，过去几年左右翼激烈争斗的宪法变革、意识形态之争以及环保、原住民等社会议题的热度被明显盖过。遗憾的是，左翼政府在三大热点问题上表现得令选民相当不满。

如果仅按拉美标准衡量，智利仍旧是地区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谋杀率长期为拉美最低。不过近年来该国治安显著恶化，谋杀率从2012年的每10万人2.5人激增至2022年每10万人6.7人，2023年暴力抢劫案件比2014年增加了25%。在犯罪率最高的首都圣地亚哥，加装铁丝网、珠宝柜台配备紧急按钮成了常态，汽车装甲防护服务的需求成倍增长。

票投卡斯特的智利选民对国际媒体煞有介事地表示，今天的智利“正在变成哥伦比亚，充斥着恐怖主义、盗窃、抢劫”。有人甚至夸张地怀念起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独裁时代，原因是“固然存在侵犯人权，但政府施政得力，我们曾经享受和平与宁静的时光”。可见在智利普通人眼里，目前的治安问题有多么严重、又何等重要。

至于治安为何退化如此之快，不少智利人都将外国人视为一大罪魁。智利政府认为，委内瑞拉最大黑帮“阿拉瓜火车”和秘鲁犯罪集团“章鱼”与该国有组织犯罪关联密切，参与了绑架、毒品走私、人口贩卖、买凶杀人等活动。而在民间不少人看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是扰乱原本“岁月静好”的根源。

根据智利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移民局数据，截止到2023年智利移民占全国人口已超过10%（超过191万），比2018年猛增46.8%。其中非法越境的移民从2018年刚过1万人增长至2023年的近33.7万，翻了33倍。委内瑞拉人是智利移民第一大群体（约72.86万），更是占非法移民群体的75%（约25.26万）。

尽管多项调查表明外国移民在智利的犯罪率低于该国平均水平，且谋杀率已从高点开始回落，但公众的不安全感与移民问题密切捆绑，加之政府执法人员配备、社会治安措施、边境管理应对明显滞后，成为卡斯特阵营动员支持的一大武器。

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疲软，物价、失业率、财政赤字、公共债务高企，收入不平等和民生困境不仅容易归咎于“外来移民”，更指向博里奇政府“治理无方”。

现实困境本就消磨了选民的“意识形态狂热”，而自2023年正式恢复的强制投票制度（不履行投票义务者将处以最高约合136美元的罚款）更为原有选民结构注入一大新变量。

在2012年至2022年的自愿投票制度下，选民主力自然是各政党忠实的基本盘选民，因此意识形态动员的效果明显、选情易于预判。而强制投票意味着大量的中间摇摆选民和政治冷感选民（约占20%至30%）将被迫用选票表态，具备颠覆选举结果的力量。

2021年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和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分别为55.6%和47%，到了今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85%和84.8%。由于选举的无效票和空白票占比有限，意味着这批“首投族”基本充分发挥了“新变量”的作用。

这批向来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没有政党忠诚度的摇摆“首投族”，更关注前述的三大现实问题，而对现任左翼政府治理不满的他们大都选择支持右翼候选人。智利机构“公民小组”的选前调查发现，该群体约56%的选民支持（中）右翼候选人（包括27%支持卡斯特），而支持哈拉的仅刚过10%。

随着第二轮投票前伊芙琳·马赛、约翰内斯·凯泽等右翼竞争对手呼吁支持者票投卡斯特，“首投族”的选择已然明了。

尽管议会选举在“汉狄法”（比例代表制下的最高均数方法）制度下产生更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但被强制投票的新群体还是帮助右翼政党在参众两院力压左翼执政联盟一头。

加上卡斯特有效的宣传动员方法（比如扬言驱赶36万非法移民，以及投给哈拉就是“给现政府的续命票”），哈拉反而陷入两难困境（吸引摇摆选民必须向中间靠拢，却更难整合左翼乃至智共内部群体），最剧烈的右转，其实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再起？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

即将步入花甲的卡斯特“8年媳妇熬成婆”，令地区其它（中）右翼领导人（如阿根廷总统米莱、巴拉圭总统培尼亚、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罗德里戈·帕斯、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竞相庆贺，而左翼领导人（如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则担忧“纳粹回归”。拉美各国密切关注，只因智利的政治命运与地区息息相关。

事实上，智利“向左再向右”，与整个拉美地区的大环境变化趋势完全一致：2021年底“最左”博里奇历史性胜选，正是拉美最近一波“粉红浪潮”冲向顶点之时；2025年底“最右”卡斯特几乎以席卷全国各省之势胜选，恰逢地区国家再次“右转”浪潮——智利是阿根廷、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之后的最新一个。

作为“拉美ABC”国家之一，智利长期被视为地区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优等生”，因此该国的政治转向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卡斯特的个人履历与标签，更难免引发外界关于“智利向何处去”的关切与疑问：

在庆祝总统决选结果的集会上，有卡斯特的支持者套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面具。图取自法新社

卡斯特来自德裔家庭，父亲米夏埃尔·卡斯特曾是参加过二战的纳粹党员和德军军官；哥哥米格尔·卡斯特是“芝加哥男孩”代表性经济学家，曾在皮诺切特政府担任过国家规划部长、劳工部长、央行行长，任内大力推行以市场手段减贫、提供社会服务，鼓吹制定1980年宪法（他反对立刻实施西式民主，认为需要长期威权统治、巩固“新自由主义秩序”）；

卡斯特本人同样毕业于国内“新自由主义大本营”智利天主教大学（区别是他学的法律），也自称“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他不吝公开称颂皮诺切特“独裁遗产”，过往言论带有明显的威权和民粹右翼色彩（特别是无条件反对堕胎），被视为是特朗普式政客；今年竞选期间他主打政府“瘦身”、经济复苏、恢复公共秩序，策略性地向中间靠拢，但部分政见（例如在与秘鲁和玻利维亚边境挖壕沟、大规模驱逐移民、建设高安全级别监狱、重罚犯罪集团）仍体现了其政治底色。

卡斯特用时4年，取代的是扬言“智利将是新自由主义坟墓”的博里奇政府及其接班人，反差之大，也难怪会有“新自由主义是否复苏？”乃至“皮诺切特时代将卷土重来？”的夸张之问。当然时移世易，今天的卡斯特完全不具备皮诺切特垄断权力的资源、手段、时机。

更重要的是，“极左”到“极右”的背后，智利政坛和社会过去4年的历程表明，今天多数智利选民已经更加成熟，不会沉醉于抽象的意识形态、政治光谱、政治社会理想，而是以务实的态度检验、选择政治人物。

2021年博里奇以推翻新自由主义秩序、制定新宪法、铺设国家新道路为口号走进总统府，可左翼绝对主导制定的第一部新宪法草案在2022年制宪公投中遭遇完败，被约62%的选民反对。这是博里奇政府任内第一大打击，原因在于这份宪法草案“太长、太左翼（进步）、太激进”，关于智利是“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定位，挑战了多数民众对于国家的传统认知，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天主教保守传统深厚的实际国情。

反过来，2023年以右翼占绝对主导的第二次制宪会议推出的第二部新宪法草案同样输在了公投上（约56%选民反对），同样在情理之中：这部草案充斥着太多民粹右翼特质（连税收和移民议题都纳入其中），罔顾中间选民，也看不出争取社会最大共识的努力。加上高调“反堕胎”的卡斯特为这部宪法草案背书，多数选民宁可固守修改了60%的皮诺切特宪法，也不愿选择撕裂共识的新宪法。

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性质、定位的根本大法上，多数智利人明确对“极左”和“极右”说不，这与2019年全国性抗议“新自由主义的30年”看似不协调，实则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智利民众严重不满新自由主义无视社会福利、弱势群体的弊病，不惜爆发怒火，更不意味着他们要摒弃此前几十年从欠发达国家变成拉美最发达国家的发展成果——不要皮诺切特，不等于回归阿连德，国家道路不是二选一。

更何况教育普及后，很多智利人也有足够认知水平和理性判断能力，那些抽象的意识形态动员、不切实际的社会福利、空头支票承诺再难轻易迷惑选民，他们会密切跟踪政府是否有能力且兑现了竞选纲领，并以此决定是否继续给政府投下信任票。

2023年夏天，执政不过18个月的博里奇政府满意度就暴跌至28%，已经证明再美好的口号也抵不过经济低迷、安全威胁、立法停滞等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治理能力是智利人下架左翼政府的标准，也是明年3月11日后卡斯特政府无法回避的严格检视与压力。

2022年3月-2025年10月博里奇政府支持率（红色）与不支持率（绿色） 数据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briel_Boric

显然，压垮博里奇政府的难题，也极可能是卡斯特过不了的难关：

公共安全和治安困境无法通过市场的逻辑、政府“瘦身”迅速解决，反而需要扩大政府投入，对志在缓解公共债务、减少财政赤字的卡斯特意味着额外压力；

拘捕、驱逐非法移民在皮涅拉和博里奇时代就收效甚微，卡斯特如要强硬行动，同样需要增加开支，而且势必激化国内矛盾和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摩擦；

智利经济发展的瓶颈乃结构性问题，外国直接投资、公共和私人资本积累水平低是缺乏增长动力的深层因素，却难以在短期内实质解决；卡斯特的放松管制、减税、削减公共开支手段能否改善投资环境尚不得知，可一旦已经上马的政府投资项目中途停摆，经济建设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引发的外资纠纷反而更不利于投资和营商环境。

此外，卡斯特所谓“变革的力量”、“让智利再次伟大”的口号要想落地，离不开议会支持，但智利选民（包括首次投票的摇摆选民）选出的新一届议会，并不天然被卡斯特阵营所掌控。

根据选后的议会版图，卡斯特领导的极右翼联盟“智利改变”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只占27%和16%的议席，达到半数都需要马赛领导的（中）右翼“智利大联盟”支持。这就意味着卡斯特的日常立法与政策推行都不能太过激进，否则就会失去盟友支持。至于宪政等层面的重大变革，没有右翼之外阵营的支持更不可能。左右翼阵营存在相当数量的温和派议员，本身就体现了多数选民的态度。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2019年智利全国大抗议的标志性口号，一度让人以为智利又要回归意识形态的激烈纷争。

如今看来，与其讨论智利政治到底是变得“温和”还是“极端”，倒不如说智利民众依旧务实，而且更关注与自己生活相关的事务：管你打的什么旗号，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否则下次选举将不再给出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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