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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总理请辞,中国社会应如何对照

2014-04-28 08:47:22

韩国总理郑烘原27日引咎辞职,这显然会对平息海难事故中死亡和失踪学生家属的愤怒起一定作用。此前遇难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导主任以自杀方式谢罪,现在郑烘原请辞,都给中国公众带来视听上的冲击。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反观国内,认为中国社会里对责任的追究过于温和。

韩国作为总统制国家,总理权力小责任大,是为礼仪首脑,平均不到2年换个总理

这种印象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中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自2003年开始确立并不断完善,北京市长孟学农当年引咎辞职,数年之后他再因责任事故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成为最突出的因重大责任事故而辞职的官员。但“孟学农模式”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常见,此外有些被问责的官员隔段时间在其他岗位上复出,加深了舆论不满。

问责制在中国尚在起步阶段,与整个国家体制的对接还处在磨合期,规范性与制度化程度距离公众的预期确有较大的差距。舆论对“问责软弱”的意见是削弱政府公信力的一个元素。

现代问责制度源自西方,它是对公众交代的一种方式,在西方政治制度里,它恰恰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它是一种政治交代,而与管理层面的改进关系并不大,它的使用频率往往取决于舆论的激烈程度,以及其他多种政治和文化元素。比如美国对官员的追责就很少出现类似韩国这一次的情况,“9·11”事件、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几乎都没有追责高层官员。

美国是对官员丑闻反应强烈的社会,但在欧洲有些国家,官员引咎辞职多,却可能从个人丑闻中逃脱。最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他反复陷入多种丑闻,却能反复出任国家总理。

中国推行官员问责制,同时面对两大问题。它首先是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它的目的应是警示官员,鞭策他们认真履职,同时淘汰确实不够格的官员。二是要在政治上与时俱进,适应民主的发展,促进官方与民间在用人态度上的合拍。

应当说,在第一个方向上,问责制收获的效果比较多,大多数官员如今非常害怕出事,对出责任事故仍然无所谓的官员,如今恐怕已经鲜有。但在第二个方向上,效果不理想。

最重要的差距是,中国舆论已经将西式政治体制里最严厉的问责视为榜样,而且中国舆论如今的民粹主义色彩已不低于任何其他社会,每当一个重大事故出现时,公众的第一需求是要出气,由于官方对管理中国社会承担着“无限责任”,被追责的官员职位越高,舆论就会觉得越痛快。

仅仅从官员问责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洞察到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深度和复杂。我们启动了问责,前方面临一系列政治配套,而形成配套每一环的流畅都很不容易。

韩国出事学校的教导主任以自杀谢罪,世界多数国家不会倡导那样的社会伦理环境,中国也应同它保持距离。但官员是否应以“政治自杀”来解特殊时刻的公众之恨呢,这是中国社会有待厘清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体制塑造了政府的“无限责任”,人们不仅需要物质性福利,也对“出气”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将此视为民主的首要标志之一。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台上的人只要把舆论一时哄好就够了。中国政府既要让当下舆论满意,又必须致力于社会的长远利益,从而面临实现这两者见骨和平衡的挑战。

中国需要不断加强对官员的问责,增强它的吏治实效,也要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社会治理不仅要管理好,而且要让人们觉得好,这是一个国家走稳走远的真谛。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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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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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 责任编辑:朱海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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