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面对台下的英国皇家学会听众，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李世默的文章《中共的生命力》没有对民主卑躬屈膝。这位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宣称，关于中共民主化的辩论已经终结：中国共产党不但可以继续执政；其未来的成功还“将不断巩固和完善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这一历史进程，将挑战西方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这个预言似乎为时尚早。

李世默引用了民众对于中国总体大方向的高支持率，将其作为中国人肯定现状的证据。不过，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求民众直接评估其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就好像叫学生勾选一道只有一个选项的选择题一样。更加缜密的若干调查问卷则设计了敏感度较低的问题，而这些调查的结果与李世默的结论相矛盾。根据朱云汉、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Doh Chull Shin主编《东亚人看民主的视角》所引用的2003年的一项调查，受访的中国民众当中，72.3%的人表示自己相信民主“对当下的中国有好处”，67%的人表示民主“适合当下的中国”。这两个数字也符合东亚其他民主国家与地区的情况，其中包括日本、韩国与台湾。

这乃是中国实现进一步民主的呼声。诚然，中国的反改革阵营自1989年政治风波后占据了上风。但最近，党内改革的呼声有所增强，数亿中国网民呼吁建立诚信、透明、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至少愿意采取更加温和的调子，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警惕“西化”。现在，中国在民主方面不乏“需求”，但“供给不足”。未来十年，这一差距将逐步缩小。

低矮的长城

李世默承认中国存在问题，即经济放缓、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但他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替代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李世默提出，中共能够通过适应时势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来实施各种艰难的政治抉择。

中共执政六十年来，历经土地集体化大跃进、文革和私有化。根据李世默的说法，中共是“世界史近期最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政治组织之一”。不幸的是，中国总理没有李世默那般的信心，相信中共具有纠正错误的能力。去年3月，温家宝回答关于腐败与政治丑闻的提问时说，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文革等历史悲剧可能再度发生。”

中国现在似乎已经远离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但中共既没有明确地谴责或承担责任，也没有制定预防悲剧重演的方法。在一个既不负责任、又缺乏权力制衡的体制下，温总理以及数亿经历这些苦难的中国人有理由发出类似的担忧。

李世默颂扬了中共的适应能力，接着，他又赞扬中共的选贤任能。李世默举了仇和的例子。仇和在公共政策方面进行了创新，因此丛一个落后县城的官员升至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共体制具有足够的弹性，可以容纳仇和开创的改革试验，这证明其体制还在有效运转。然而，李世默用仇和的例子来批评民主有些奇怪。容纳仇和去做政治试验的中国体制特点（政策创新、权力下放、联邦主义）实际上是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的基础。不同于中央政府命令权力下放和联邦主义的中国，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都推崇分散政治权力。

还有另一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仇和”，都有无数以各种其他理由升迁的中共官员。系统数据无法支持李世默关于选贤任能的中国模式的论断。政治学者Victor Shih、Christopher Adolph和Mingxing Liu严谨地分析了经济和政治数据，他们发现，经济政绩优秀的官员在晋升方面没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背景，也即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编辑吴思所说的“潜规则”。

李世默认为，仅凭奥巴马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时的资历还不足以在中国体制中问鼎。这话没错。但反过来说也一样。想想薄熙来，这位前政治局委员的妻子犯了谋杀罪，他以公务员的薪水神秘地供儿子接受昂贵的国外教育，针对记者和律师发起了一场红色恐怖运动，未经合法程序便虐待、监禁无以计数的中国公民。凭借薄的资历也不可能在美国混出头。不过，他在中国却成功了。他下台以前，与仇和一样握有不可制衡的政治权力，试图复兴温总理所反对的文革因素。

李世默的另一个论点是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但腐败和滥用权力破坏了这一合法性。这便是中共领导人从薄熙来事件汲取的教训之一。胡锦涛与习近平最近都对腐败亡党亡国的危险发出了严厉警告。鉴于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他们的担忧没错。这并不是说，个别中共领导人不能获得民众广泛拥护。但这些官员倾向于是改革派，例如1970年代末发起市场化改革的邓小平，以及当过邓的秘书的胡耀邦。这些改革至今仍然受民众欢迎，这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共可以进行积极的改革，以实现渐进、和平的民主转型，避免中东经受的混乱和暴动局面。但关键是要立即启动。

一望便知

历数中国体制的优势之后，李世默开始讨论西方面临的问题，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然大批消亡；基础设施大量失修而无人问津；政治上无论是选举还是立法，都受制于资本和利益集团操纵；巨额赤字和负债吞噬了未来几代人的财富——都归咎于自由民主。但这些问题不限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威权主义政权也会碰到同样问题。想想1970、80年代拉丁美洲几个军政国家以及1997年印度尼西亚遇到的经济危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成功避免金融危机的威权政府原先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因而缺少产生金融危机的体制基础。这些国家的经济体不会发生剧烈的上下波动，但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

李世默引用“透明国际”的数据来证明许多民主国家比中国更加腐败。抛开使用透明国际的数据来为一个不透明的威权体制做辩护不说，李世默的论点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论点。挖掘腐败需要以信息为基础。在一党制国家，真实的信息常常被压制，很难找到。印度的“我承认行贿”网站建于2010年，成为印度人匿名报告官员腐败的一个途径。2012年11月，该网站记录了超过2.1万个腐败事件。然而，当中国网民试图建立类似网站时（例如I Made a Bribe和522phone），政府却将其关闭。因此，我们不能用印度的2.1万个腐败事件来与中国的零个事件做比较，得出结论说印度更加腐败。而这恰恰是李世默的做法。

当然，确实存在许多腐败的民主体。正如李世默所指出的，阿根廷、印尼、菲律宾都是劣迹斑斑。但这些国家开放民主以前，都有着数十年的军事独裁历史。那些专制国家创建了腐败的体制，新兴民主体不得不与之作斗争。民主政体应当竭力根除腐败，但分析家不能把因果倒置。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毋庸置疑，专制国家总体上比民主国家腐败得多。透明国际200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前二十年最为贪婪的官员分别是1998年以前一直统治印尼的苏哈托、统治菲律宾至1986年的马科斯、1997年以前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的蒙博托·塞塞·塞科。这三位独裁者一共从他们贫穷的国民手中掠夺了500亿美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月前公布的简报，自1990年以来，约1.8万名中国腐败官员向国外流出了约12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数字相当于1978年至1998年的中国教育预算。除了经济损失，由于疏于执法，腐败还造成了极度糟糕的食品安全问题。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估计，中国每年约有3亿人患有由食品引发的疾病。不止食品不安全。腐败还导致桥梁和建筑坍塌，化学工厂泄漏污染，以及各种瞒报。

问题不是中国喜欢腐败。政府按常规会处决一些腐败官员。有些级别非常高，例如2000年处决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克杰、2007年处决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问题是，他们的权力缺乏制衡，缺乏防止腐败的阀门、透明体制和媒体自由。

民主来临

李世默虽然认为中共的一党制是中国所能实现的最佳体制，他还是提出了一些明智的改革建议。他提出，加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帮助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为独立的媒体，监督腐败；党内民主，“遏制党员的不当行为”。他的话没错。反讽的是，这些全都是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所具有的核心因素。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不接受全部民主的情况下，仅采纳其部分因素。一个国家不可能既有艾奥瓦州那般的热闹初选，又有斯大林式的中央政府。以逐步民主化的台湾为例。1970年代初，蒋经国开始改革执政党。他于1978年担任“总统”。国民党开放地区选举，吸纳本土人士，将政党制定预算的程序变得更透明。他还释放了政治犯，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也更逐渐宽容。反对党——民进党——1986年兴起，这是蒋经国初期改革的自然结果。对于台湾而言，不可能把部分民主与全面民主区别开来。中国也将如此。

这是好事。李世默正确地看到，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在创造包容性经济增长、减少收入不平等、遏制腐败、防止环境污染方面显得能力不足。该给民主一次试验的机会了。正如学者David Lake和Matthew Baum提出，民主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比威权政府做得更好。一旦实施民主转型，国家总体状况就会立刻改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Nancy Qian的研究已表明，中国引入乡村选举的地区，公共服务的问责度和经济成本都有所改善。

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不可能在GDP增长率方面胜过当下的中国。但经济增长将更具包容性。增长带来的好处将分散给大多数人，而不是政府和少数权贵资本家。因为，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

中国经济的两个方面预示了民主化的潜力。一方面是人均GDP。中国已经超过了4千至6千美元，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认为这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化的分水岭。华裔学者裴敏欣指出，人均GDP比中国高的25个“非自由”或“部分自由”国家中，有21个是靠自然资源维持经济。除了这一类例外，一个国家在富裕过程中自然会民主化。

民主化的第二个有力条件是，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几乎必将放缓，各种冲突和腐败的压力将加大。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们可以容忍适度腐败。一旦经济不增长，人们就会对腐败咬牙切齿。如果中国在政治上维持现状，冲突将加剧，由信心下降而引起的资本外逃将加速。如果不能安抚中国经济精英的信心缺失，中国经济将面临危险，引发金融瘫痪。

当然，民主化的主动权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即便如此，事情也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中国体制内部一些人物开始相信，稳定不是来自于压迫，而是政治和经济开放。十八大前夕，网上流传着一份呼吁政治透明和加大党内民主的公开信。公开信的作者之一是陈小鲁，他的父亲是陈毅。陈和许多中国精英一样，不再相信现状可以长久维持。

自198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没有实施过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依赖高增长维持统治。这一策略只有在经济腾飞时有效——北京方面不能忽视这一点。中共究竟是积极主动地提出改革，还是在危急时刻被动这么做，其中有着巨大差别。政治体制渐进地、以可控的节奏实施改革，这要比暴力革命好得多。中国共产党将通过顺应改革的民意而重拾威望，在不交出权力的前提下改善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几个专制政权能获得如此良机；中共可别错过了。

（原文刊于2013年1/2月的美国《Foreign Affairs》杂志；朱新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