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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旧平衡难以为继

黄益平

黄益平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微信号“北大国发院” 2020-12-11 07:47:51
导读
2020年11月24日,《中国经营报》社和中经未来联合主办“2020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2020卓越竞争力银行峰会”。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的主题演讲整理。

【文/黄益平】

与“十四五”规划和明年经济工作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思路,是以“双循环”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结合。实际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政策一直在倡导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支持经济增长。当然,现在说国内大循环,除了需求,还有供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循环。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旧平衡不再

经济学分析经济的推动力量,常用 “三驾马车”的概念,即出口、投资、消费。改革开放的前30年-40年间,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第一是出口,第二是投资。

我们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很高,但消费相对疲软。比如,从2000年-2010年,总消费在GDP当中的比重从62%下降到47%,10年下降15个百分点。投资很强劲,这在短期支持经济增长,之后则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再结合消费相对不足,就容易造成产能过剩问题。产能持续过剩,就会影响投资回报,经济增长很难持续。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高度重合。尼克松1971年把黄金和美元脱钩,世界各国从固定汇率走向浮动汇率,事实上形成了全球化的起点,跨境资本流动和货物贸易变得越来越活跃。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潜在的过剩产能的压力其实是通过大量地出口到国际市场而被缓解了。美国经济结构正好成了中国的镜像,中国是高投资、高生产、弱消费,因此,经常项目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则恰恰相反,低投资、低生产、高消费,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中国的很多产品都出口到了美国,两者达成了一定的平衡。这样看来,中国在改革前期的经济增长确实高度依赖国外经济大循环。

为什么单靠外需会越来越难

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增长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持续,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对中国及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产品的需求难以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第二,中国在国际市场开始遭遇一些政策挑战,尤其是过去两三年,中美贸易冲突频繁,中国出口产品所面对的关税税率不断提高。

第三,中国从小国经济变成大国经济。现在中国到世界市场上去买什么,什么就会变贵;卖什么,什么就会变便宜。这也是为什么在二三十年前,中国不是欧美国家贸易争端的主要对象。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做什么,都可能对国际市场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如果继续维持之前的出口增长速度,面对的政策挑战会越来越大。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要像过去那样持续地靠外部需求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危机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更多地靠国内需求来支持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希望国内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

国内消费持续增长靠什么?

在疫情暴发和经济恢复期间,国内消费复苏其实还是有难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低收入人群受到疫情很大冲击,使消费复苏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的新故事: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出现报复性反弹,包括一些奢侈品、房地产、汽车的消费,确实有很明显的反弹,但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还没有完全复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消费要想持续增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改善。

第二,收入分配有待进一步改善。现在消费市场的两极化表现,归根到底是有钱人消费倾向本来就高。低收入人群虽然也需要消费,但没有足够的收入,这使得收入再分配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第三,挖掘城市化发展的潜力。过去几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布鲁金斯学会一起做了一个研究,看未来30年,尤其是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的消费还能不能持续增长。我们发现城市化有着巨大的潜力。中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只有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一半,这意味着未来30年如果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让更多农民进城,消费依然大有可为。这也是我们将来“双循环”中内循环的重要内容。当然,国内大循环不仅涉及需求问题,还关乎供给问题。

第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最近我们一直在讨论,要靠创新支持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这就要好好挖掘创新的潜力。

保持和推进开放是双循环的关键

最近关于“双循环”有很多讨论,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提出的新战略,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然的选择。不过在国际市场上也确实也有一些疑虑,一些国际投资者担心 “双循环”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我们会走向内向型的经济,不再持续地对外开放?

在打通和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还是要坚持开放政策,甚至要不断地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这其实是真正实现“双循环”良好运行的关键。更多靠国内经济循环,并不是说将来就完全靠国内循环支持长期增长,而是需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

金融开放可能是我国过去这几年开放政策中的一个突出亮点。过去两年,中国面对的贸易冲突越来越突出,但政府并没有改变开放政策的大方向,尤其在金融领域的开放,政策力度非常大,这点已经获得了很多国际投资者的高度认同。即便在和美国贸易冲突非常尖锐的时候,我国政府还在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外资进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门槛在不断地降低,原来很多持股比例的要求也被取消。整个金融服务行业,包括投行、资产管理、评级等领域,都在不断地开放。这已经极大地增强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将持续实行开放政策的信心。

用创新和开放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

明年经济的不确定性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明年最大的确定因素就是不确定性。

在国内,政府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支持老百姓,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很少能直接惠及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必须通过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来提供融资支持。

今年,国家要求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增长速度要达到40%。我相信国内中小银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疫情期间作为一个政策要求,没有问题,但需要考虑我们明年的资产质量会不会发生变化。今年的政策是“应延尽延”,鼓励大家敞开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对于稳定金融、经济和社会是必要的,但如果明年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变化,该怎么应对?对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出台一些预案,万一这些问题带来冲击,要快速而精准地出手。大家知道,一旦我们的银行资产质量出问题,政府肯定会出手,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尤其是稳定市场和信心,最好有一些科学的预判和预案。

国际上,明天的经济形势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西方不少大国的疫情仍然非常严重,而且会怎样进一步发展并不知道。也许还要维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也许疫苗很快研制成功并能马上全面铺开,明年春季疫情就能彻底结束,经济就会强势反弹。具体走向哪一个可能性,目前都不好确定。

即使疫情结束,我们还要面对经济反弹之后的货币超发问题。美联储、欧洲央行将来会不会快速地退出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欧美央行一旦回归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往往会导致大量资本回流。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面临新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对此情形,我们也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面对种种不确定性,我们能把握的就是基本原则:

第一,在大方向上,中国的政策重点会转向国内经济大循环。依靠国内经济大循环支持国内需求,中国14亿人的消费需求增长,可能是下一个世界级的经济故事。今年中国国内的消费开支、社会零售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品市场。即便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再微微下降,我们依然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保持全球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市场地位,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当然,这其中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具体工作来支持消费者的信心,提高他们的收入,并通过推进城市化等举措支持国内消费更快地增长。

第二,我们要坚定地支持创新,尤其是金融部门的创新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的金融体系在历史上比较擅长支持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如何支持创新驱动型的增长,一直是巨大的挑战。银行要转型、资本市场要发展,包括现在的数字金融要想更长足的发展,都对国内金融体系的转型提出新要求。

第三,我们要坚定地保持和推进开放。好消息是决策部门确实没有停下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这给了世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的信心。坏消息是,金融开放也会提高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包括金融系统本身的不稳定性,这方面需要政府做出科学的预案,包括对潜在的大进大出跨境资本采取一定的措施,借用经济政策里的术语就是宏观审慎。如果能对可能增加的风险提前做好预案,就能更好地推进金融开放和创新,以支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增长,通过良好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经济全面现代化的新目标。

(文字整理:王志勤 | 编辑:王贤青)

作者
黄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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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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