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伊恩·布雷默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两年半的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持续八个月的乌克兰战争切断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扰乱了全球食品和能源市场。全世界似乎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许多人声称，全球化正在消退。现在越来越多的分析师认为，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流感疫情结束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一样，俄乌战争、新冠疫情、趋于激化的民粹主义以及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相结合已逆转了第二次全球化时代。

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在10月中旬写道：“这场新冷战标志着那个塑造了1989年后国际体系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时代已经结束。”

知名投资家和决策者对此都表示赞同。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CEO拉里·芬克今年3月致信股东，称乌克兰战争“结束了我们此前长达30年的全球化时代”。在今年5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说，“地缘经济分裂”即将到来。她说，各国和各公司正在“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并在撤出已持续几十年的一体化过程。

但在此前，全球化已被多次宣告死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当年晚些时候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后，以及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然而，这些预测都没有实现，也许是时候让分析家们去暂停预测“全球化”的下一次死亡时间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挫伤全球化的地缘政治衰退，但这不会终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前所未有的互通互联

那些大肆宣扬全球化已死的人也不是全错。的确，从1970年代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超级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在此期间，称霸世界的美国分阶段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死亡，而与其一道死亡的还有推动它发展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维护其稳定的单极国际秩序。

越来越内向的美国已不再有政治意愿去担当世界经济的架构师和担保人。而此时的中国也受到了结构性经济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束缚了中国的手脚，使其无法通过贸易准入和投资政策等手段建设自己的国际秩序。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则没有能力填补这一空白。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只有美国积极反对经济一体化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除了夸夸其谈，特朗普在任时并没能做到这一点，而在乔·拜登治下，这根本就不会发生。实际上，美国只是不再领导规模越来越大的全球化。正如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这一领导真空导致了“全球化治理”分崩离析。但全球化本身并没有分崩离析，它只是受挫而已。它已不如以前那样协调、精密和高效，但对比一下“去全球化”的恶果就会发现它仍然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特朗普反对全球化

看看经济数据就会发现“全球化逆转”这一观点不符合事实。尽管全球资本流动额与GDP之比自201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值以来已经有所减小，但跨境投资额仍在继续增长，金融市场的各项收益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着高度相关性。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额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超过了疫情前的各方预测。

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但新的贸易协定仍在继续出现，其中就包括在15个亚太国家间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有11个国家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自1990年代以来，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持续增多，自2008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多。

自2008年以来，商品贸易在全球产出中的占比已有所下降，但即使出现了这一变化也不意味着“去全球化”出现。相反，全球贸易占比进入稳定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这是全球化成功的标志。

以中国为例，自2006年以来，其贸易在GDP中的占比已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而中国因其庞大的经济规模，是造成全球范围内贸易与GDP之比下降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经济更加复杂（这是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场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从出口拉动转向国内消费和投资。同时，国内需求已经从商品转向传统上不太容易交易的服务。

中国还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减少制造廉价消费品，增加制造更先进的中间投入物（译注：中间投入物是在工业生产活动中消耗的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实物以及对外支付的服务费）。在出口货值中，中国本土制造所占的份额更大了。由于收入增加，中国劳动力也更加昂贵，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不太理想的制造业中心并消除了中国的一大关键竞争优势。最后，中国已经利用且用尽了因贸易自由化和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带来的大部分机会，这意味着它进一步全球化的空间更小了。

所有这些趋势都不说明全球化正在瓦解或收缩。相反，它们反映出全球化收益缩减这一事实，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收益缩减。如今，大多数国家已经相对较好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获益较少。

一般来说，随着曾经封闭的低收入经济体融入全球市场并变得更加富裕和发达，它们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中国和许多在过去半个世纪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生产出了更多消费品，消费了更多本国的产品，其产能在不断扩大。这在数据中表现为全球贸易频度下降，但这是进步的迹象，而不是“去全球化”的迹象。

此外，电子商务、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和远程办公等技术进步将许多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转变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过程。因此，旨在利用国际劳动力成本差异牟利的贸易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衰退迹象，但出现这种迹象的原因并不是有人故意反对全球化。

在现代经济中，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正变得日益重要，这也催生出了“去全球化”的错误印象。15年来，服务和无形资产贸易一直在加速增长，它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数字服务贸易尤其如此。

例如，计算机和通信服务现在约占国际服务贸易的一半，占全球GDP的3%。研发活动、知识产权、品牌、设计和编程等无形资产在贸易、投资和产出总量中的占比也大幅增长。然而，由于统计困难，许多服务和无形资产没有被计算在当前的贸易数据中。

所有这些都表明，随着全球经济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全球化衡量标准正在变得过时。事实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会不断深化，因为互联互通的国家越多，它们脱钩的难度和成本就越大。

“分居而未离婚”

诚然，世界部分地区正在脱钩，但这只是部分地区，而且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发达的工业化西方阵营国家正以一种近乎彻底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方式，强行与俄罗斯脱钩。

西方跨国公司关闭了几乎所有在俄业务，并清空了它们在俄公司的所有股份。俄罗斯寡头受到制裁，他们的资产也被冻结。大多数俄罗斯银行被驱逐出SWIFT全球支付系统，甚至俄罗斯的央行储备也被没收。发达国家正在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并阻止俄罗斯获得先进产品和关键零部件。

这一脱钩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地位产生可怕的影响。但俄罗斯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在整个世界之外。尽管该国经济占世界GDP的份额极小，但其拥有的自然资源非常宝贵以至于它不可能被完全隔离在全球经济之外。

中国和印度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其购买量从2021年6月的170万桶/日增加到2022年6月的近280万桶/日。发展中国家现在仍然依赖俄罗斯的谷物和化肥。许多国家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仍在继续使用俄罗斯的武器和雇佣兵。世界大部分地区将继续与俄罗斯做生意。

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陷入了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这导致它们在那些被认为是攸关国家安全的领域脱钩。这些领域涵盖了越来越多的“战略”行业（从半导体等军民两用技术到可再生能源，再到社交媒体和其他信息产业），这些行业现在是外贸和投资的禁区。

但这种“部分脱钩”只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完全脱钩对两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毁灭性的。美国和中国的商界希望彼此开展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业务。同样，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最亲密盟友，它们也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惕）没兴趣错失机遇而正在增加对美中经济的投资并向其开放。

尽管存在紧张局势、贸易战和疫情干扰，美中双边贸易仍在持续增长。2021年双边货物贸易额为6570亿美元，高于2019年的5570亿美元，今年的数字几乎肯定会超过2018年创下的6590亿美元纪录。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口货物供应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

美国对华投资也保持强劲。尽管西方企业比过去更加担心在华投资的安全，但它们几乎没有退缩的迹象。去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美国商会最近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83%的美国在华制造商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只有3%的制造商打算将生产“回流”到美国，而60%的制造商计划增加对华投资。美国中间产品和最终制成品的进口增速继续高过美国制造业产出，这表明美国制造业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净回流现象。

就北京而言，它可能希望在技术和经济上自力更生，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本国与西方的商业联系。美国、欧盟和日本总共购买了中国近40%的出口商品，这一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变化。

此外，中国缺乏自主生产尖端半导体的能力，美国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导致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仍无法生产这些高端半导体。半导体不仅对手机、电脑和汽车等消费品制造很重要，而且对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很重要，这种重要性使中国根本承受不起与美国及其盟友脱钩的代价。

这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亲密。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但两国仍然毫不信任对方，两国的国内政治趋势也越来越倾向美中对抗。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敌意、疫情政治、俄乌战争以及台海局势日益紧张，都使美中关系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管控。但这一关系并没有濒临破裂，因为连接两国的纽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越来越不重要。

无领导的世界

尽管俄罗斯与西方、中国与美国的部分脱钩并不等于去全球化，但它确实表明全球化的本质发生了转变。在国际领导力缺失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秩序正变得更加多极和松散。这意味着地缘政治将越来越多地影响经济算计。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暴露出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脆弱性，这让经济安全问题凸显出来。

通过将“盟友支援”、“近岸外包”、供应来源多样化和物资储备相结合，各个国家和公司将大力提高自身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使自己免受地缘经济压力的影响。随着各国加深本国与盟邦的经济融合，减少对对手的依赖，跨境经济活动甚至有可能碎裂成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内的活动。

今年初美国遭遇了婴儿奶粉短缺危机

这些做法背离了近几十年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但其发展方向不是自给自足。规模效应和分工经济的好处太大，逆转全球化的成本太高。生产大多数现代商品的全球价值链如此复杂和分散，以至于在一国范围内重建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西方公司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撤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会把生产能力带回国，而是把它转移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友好的低工资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回流和内包将被证明是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的。正如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奶粉危机所表明的那样，要想保持产品供应稳定，最好通过供应多样化和配置备用产能来实现，而不是靠自力更生。

全球一体化模式发生这些变化很可能会造成效率损失。毕竟，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提高了交易成本，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这是为确保全球化及其好处持久存在而需付出的小小代价。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将带来更安全、更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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