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邀请了原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原南非总统曼德拉顾问、南非发展银行行长现任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和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博士克里斯·柯塔纳（Chris Kutarna）发表主题演讲——新文艺复兴时代的风险与机遇。

在演讲中，戈尔丁教授表示，中国发生的一切反映了当年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现在世界正处于高速发展中，而中国通过推进全球化对此产生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同时，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保持在6%或以上，印度也会保持6%的增速，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非洲大约是3%，拉丁美洲也是3%，美国1.5%，欧洲1.5%，只有日本是0。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需要小心老龄化，再过30年中国会有7亿人口在60岁以上。

伊恩·戈尔丁教授进行演说

以下为戈尔丁教授演讲部分，观察者网通过速记整理，未经嘉宾本人确认：

伊恩•戈尔丁：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像到过我会经历今天这样的情况。当时是1984年，33年前了，浦东还是稻田，没有像样的酒店，我住在了国宾馆。今天来到上海，看到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切真是举世瞩目，中国这个国家能够反映新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

那时候之所以来上海，是因为我从南非流亡。我出生于南非，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曾经以为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回到南非。我在很多国家工作过，包括中国，我见过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中国加入全球社区也导致了非洲和亚洲其余地方、拉丁美洲、以及我所在的国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曼德拉在监狱里面一共度过了27年，在1994年被释放后，他邀请我回南非做他的经济顾问，帮他经营国家银行，我照做了。

伊恩教授和曼德拉

我们处在自文艺复兴以来变革最快的世界

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从80年代末到现在所产生的变化，是整个世界之前都无法想像的，墙壁被推倒，国家被开放。这些变革使得世界大部分的地方都加入了一个全球社区，只有很少的特例。在8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大概只有2亿人是互联互通的，大部分人都与世隔绝，可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70亿人互联互通，变革正在加速。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变化，事实上今天将是你们在有生之年体验到变化最慢的一天，为什么呢？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世界的相互关联性越来越强。创意会四处流通，不只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人民的寿命更长、更健康，更多地方的平均寿命预期大大提高，儿童的死亡率下降的非常快，所以我们整个地球新增了20亿人。只要注意一些很简单的事，多洗手、戒烟都能够带来重大的健康改进，当然还包括疫苗等等。

与此同时，在1990年早期的时候，或者80年代末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互联网创造了世界的思想的传播，也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人才是随机分布的，80年代，大概只有5亿人能够贡献他们的理念，但是现在有60亿人在群策群力创造我们新的时代。即便你生活在孟买的贫民区、圣保罗的贫民区，或者是上海的街头，都可以进行创造。

杰出的人才都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天才，但是改变世界的不仅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集体是团队，人们会聚在一起，他们相互学习，相互激发理念的火花，多元化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个趋势在全球世界都在发生，创新的速度、学习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而演进的过程也在不断的加速。

很多人在微信这样的平台上学习，通过非正式体制学习。但是正式的学习教育体系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变革。大学和所有研究机构都拥有新的能力，他们现在能够做到以前无法想像的很多事情，不仅仅是自己开展研究，而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很多人在世界各地学习之后又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共同分享他们的学习和经验。

这也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全球网络的时代。多年来第一次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这要归功于新技术的发展，而且这个新的技术不断的在演变。

我们在牛津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新的癌症治疗药物，而且也不断在云平台上使用数据进行分析，不管是孟买、纽约还是在上海，大家通力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学习的速度，学习的多元化在发生变化，这也正是我们创新和学习不断加速的原因。

我们会看到未来与现在大相径庭，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变化在不断加速。

回顾我们过去的历史，一个惊人的故事在发生。看一下过去2000年入来全球收入变化的情况，你可以看到蓝色是GDP的增速，灰色显示的是人口的增长，这两项在近200年来都呈指数性增长。我们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高速的人口增长和收入的增长。

GDP和人口近200年来发生了告诉增长

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收入的增长一直在持续的超过人口增长，而中国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力量，在过去35年中，国民收入每十年就翻一番。

在展望未来、思考未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在于，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认为有一个时代非常有意思，和现代也息息相关。我觉得，那个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视角，更好的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现代。

那就是500年前的文艺复兴，500年之前的1500年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在1500年以前，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并不惊人，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500年前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时代。所以在我们观察未来，思考未来的时候，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进程还会继续吗？我们还会看到人口和收入大幅度增长吗？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同时还有反对全球化造成的威胁，比如说美国、欧洲的国家保护主义，这些新的趋势对全球化又会怎样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就是因为互联互通，就是因为融合，有些人把它叫做全球化。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融合、开放，开放边境，让商品、服务、资金，当然还有最重要是，思想能够自由的传播和流动。

所以我们要观察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才能够更好的判断未来。

全球化在发展，但是很多人被抛在了后面

其实现在发展的进程我认为有两大威胁，一方面高墙在倒塌，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蔓延。

虽然新兴市场的增速是老经济体的3到4倍，他们在融合，他们的差距在减少。但是各国之内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在增加，在全球化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平等现象的蔓延。

为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说世界是扁平的，但是我认为不是，这个世界的高山丘陵在增加，有更多的起伏不平，如果你时代对了，你选的地方对了，那么你可能会占据优势，否则你可能会被抛弃，被时代所抛弃，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选对地方，选对时机。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视觉中国

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生活成本很高，学习费用也很高，在纽约和伦敦或者在全球任何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都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获得这个机会的。其他的代价包括交通，包括道路的拥堵，现在所有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多人希望来到这些特殊的地方，希望走在全球化的前沿。

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不平等的现象在扩展，但这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而是有人被全球化排斥或者被全球化抛弃在后面，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从全球化进程当中受益，但只有少数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找到正确的地方。

收入的不平等在增加，还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也在增加，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被时代所抛在了后面，投票脱欧的英国人并不是在伦敦的那些人。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也不是波士顿、洛杉矶或者纽约的那些人，是那些没有抓住机遇的人投向了脱欧，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第二个威胁是，其实互联互通增加的不只是好的现象和事物，也有坏的方面。我们写了一本书叫做《蝴蝶缺陷：全球化如何导致系统风险及应对办法》，我们可以有一个一体化的体制，但这个体制也会带来感染和蔓延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机场，人流、物流都非常的发达，但是一旦一个地方有流行病毒，会马上传播。

有了互联网，网络病毒也会迅速传播，所以相互依赖导致了脆弱性，其实我们越开放越互联互通，我们对其他人的依赖度也会越高，正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多举措确保我们这个体制是稳定的。当然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只是在国家层面考虑，那就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些体系其实是全球化的。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去推动这个体系的一体化和融合。

全球需要可持续发展

另外，全球化还有第三个挑战，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悲剧，大家都想获得这些资源，但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我们的体系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可持续？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生态上是否可持续呢？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气侯变化，我们看到有一小部分国家对资源的需求非常强烈，以前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能源需求越来越多，如果大家都毫不节制，那会发生灾难性的气侯问题。

另外，不加节制的消耗会导致没有资源可用，矿物燃料就是一个典型现象，现在问题越来越多了。比如说越来越多人吃寿司，金枪鱼就在灭绝，越来越多人要犀牛角，犀牛这个物种就会灭绝。自然是要求我们付出代价的，鱼也是有限的，动物也好树木也好，再生的速度要远远慢于我们消耗的速度。所以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需求增长，另外一方面资源也在不断的萎缩。经济学家说了，在工业方面供应是缺乏弹性的，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做更多的工作，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健康方面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抗生素使用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认为吃抗生素可以帮助有效预防疾病，可是很遗憾，抗生素卖的越多，抗药性就越来越强，疗效反而在削弱。

最后，在我们越来越富裕的同时，我们的决策对地球，对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自由，国家还有市场之间要掌握好一个平衡，而且必须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如果中国或者美国失去约束，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增长率将保持在6%以上，日本为0

我们要应对这三个挑战，然后全世界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那么现在有哪些未来的趋势呢？我来看一下人口和经济上的趋势，然后再回到全球挑战上来。

展望未来，我们首先看到平均生命预期在不断的延长，并且各国在趋同，我们的平均生命每2个小时就会延长25分钟，这是医学进展的速度，平均生命预期在过去35年间已经拉长了20年，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到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预期已经拉长了20年，这是一个最最引人瞩目的变化。

让我很惊讶的一点是生育率下降，中国跟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也走在了生育率下滑的前列，中国的低出生率其实不是罕见的，世界上一半的国家都这样，包括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生育率都不足以替换老去的人口，只有非洲的出生率还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预计，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口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会影响很多其他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等等，而在中国的情况会更严重，再过30年，中国会有7亿人口在60岁以上。

讲到未来的经济展望，我认为新兴市场会继续增长，增长速度将是发达经济国家的3倍，中国会继续增长，GDP增长率会保持6%或以上，接下来10年都会如此。印度接下来10年也会保持6%的增速，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非洲大约是3%，拉丁美洲也是3%，美国1.5%，欧洲1.5%，日本0。在这个世界里面，新兴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变革的动因，80%的世界增长，和世界经济体量的一半都在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为全球贡献了更多经济的增长

世界的平均增长最后可能达到3%，甚至是3.5%后会稳定下来。另外，即使美国经济放缓，美国经济感冒了，其他地方也不一定会发烧，这是因为有了更多世界其他国家做经济的驱动因素。

新兴市场学到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所以现在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比发达国家做的更好。

我们的增速越快，就越可以投资未来，特别是新兴市场，他们可以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和健康，可以再分配财富，这些事情在发达国家经济体里面做不到，因为他们没办法增长，所以只能拿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因此经济的革命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会容易的多，而不是在发达国家。如果你想理解欧洲政治、日本政治还有美国政治的僵局，那么就先从经济切入，在经济之上你再考虑快速老龄化的人口，这就会获得更多的洞察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新中产阶级的崛起，49亿新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出现了，2/3来自亚洲，而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增量。

中产阶级的扩张

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讲到技术的变革趋势，当然现在很难预测未来会有什么伟大的技术变革，其实任何预测都很难，技术预测就更难。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定的现象，那就是计算能力将会变的更强大，而且增速会非常快，接下来20年都是如此。这是摩尔定律，在牛津马丁学院一共有35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很多计算机学家还有物理学家，我们进行很多的辩论，最后结论是，同样的价格再过20年就可以有100万倍快的能力。

随着计算能力的变革，我们现有的很多系统，包括商业贸易等等体系都会改变，同时还会改变健康。比如在人类基因组方面的变革，用于实验的转基因小白鼠跑的比正常快10倍，所以我们预计，未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将会有剧变，特别是DNA方面的技术将会导致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拥有能力，能够重新编辑基因，在胚胎里面就设计婴儿，这产生了伦理、法律、经济等等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设计胚胎呢？这些新技术打开了很多门，而这些打开的门需要我们的判断力，和社会参与并且讨论，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

与此同时，这些门打开之后也会涌入很多的风险，在金融中我们看到这些风险到来的速度可能很快，金融其实是走在全球化的前列，金融是世界体系中最最精深的一种，有最出色的专家，也有最多的投资，最多的工具，当然挣到的钱也是最多的。这都得益于全球化，金融交易的速度可以是全球最快的，但是危险来的也很快，这也是新技术带来的。

巴林银行存世200多年，抵抗了最不同寻常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威胁，都没有倒下，但是有一天，管理层早上醒来发现银行不复存在，只是因为有一个交易员做了一些交易，利用新技术借了过高的杠杆，而他的做法管理层不理解，其实这个交易员本身也不理解。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新的金融体系，新的做事方法，我们需要政府和业界的密切监管。

导致巴林银行垮台的尼克·李森

未来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所取代

系统风险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现在因为全球化导致风险的规模和速度更严重。比如说猪流感快速传播到全世界，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追踪了全球飞机的交通情况，飞机或者说全球化成了病毒的超级的传播者，上海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节点，在上海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改变世界，可能是好的改变，也可能是坏的改变，可以传播机会，也可能传播风险，所有的关键节点越来越重要。

全球网络系统已经成了整个世界新的神经网络，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现在还出现了物联网。我们看到在多个维度上，包括在中国的共享自行车全都是联网的，现在又开始让身体装上了可穿戴设备，诚信将会变的越来越重要，当然机器会做很多我们人现在所担任的工作。从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47%的美国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机器或智能机器人所取代，在未来20年中，美国几乎一半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取代。

在美国进行试验的苹果无人车系统，未来商务汽车司机可能是第一个被机器取代的职业

在中国这个数字就更高，因为你的工作是可重复性的。在未来的岗位是怎样的呢？社会如何调整，新的岗位如何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又会如何决定我们新的生产力，决定我们新的决策呢？这个都需要我们去思考。你需要投资，需要资金，但不是劳动力，你可以看到人和机器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技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还有机械技术的发展会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气侯变化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走在应对气侯变化挑战的前沿，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乐观的一个原因，你看到现在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规模也很大。

另外，其实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完全不适应于21世纪，他们只是做一些小的变革，就如同调整一下家具的位置。现在我们就像坐在一艘大船上，但是却没有一个船长能够真正去引领我们的前进方向，很多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全球化当然有很多后果，其实也会带来很多好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已经变化了，不是几个老男人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抽雪茄来做决策，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我们也看到新的强者，新的事物在涌现。

大部分人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你们今天听我们的演讲，是因为你们对金融很感兴趣，金融也是我们责任之一，金融可以说是全球最复杂的专业系统之一，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全球层面，都是如此。中国、美国所有国家的银行，各国的央行、财政部还有金融控制体系其实都已经足够复杂。在全球层面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复杂的金融机构，更多的人、更多的数据和更多的权力，比联合国或者是世界银行更具有影响力，当然，世界银行也代表了全球金融精英。

但这些精英机构却没有一家能够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以下会给出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现在我们看到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互联互通造成的，所以在理解风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理解互联互通，第二个原因就是不管是在当地也好，还是在国际层面也好，我们看到有一个治理的空白区域，怎样来协调各方的利益？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因为各国单独的举措、各国层面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全球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就是全球技术的演变，太快了，也太巨大了，我们必须要充分理解技术，包括技术的利和弊。第四个原因就是全球的监管体系，包括会计准则的复杂。

很多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短期的信号，很多长期的问题比如说气侯变化，比如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被人们所忽略或者低估。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短期利润，如果你短期不能生存就谈不上长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短期的成功，也要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你忽略了长期，那么短期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误导。

最后一个挑战不是说数据太少，而是数据太多，数据就像暴风雪一样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肯定不是因为人们不理解，也肯定不是没有专家。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找对视角，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

专业体系为什么会失效，人们看到这个失效的全球体系感到非常愤怒，而且认为全球体系没有真正的长足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投票脱欧，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极端主义活动出现，人们认为贸易全球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风险反而在上升，有一些人受益，可是大部分人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呢？其实我们写了这本书，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文艺复兴时代也是百花齐放，天才涌现的这样一个时代，技术在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进步，可是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难，包括极端主义活动，宗教的战争，包括专家被焚烧。

500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文艺复兴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辉煌，可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那个时代的灾难，这更说明我们需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变革，了解为什么现在的世界是千丝万缕缠绕在一起的，如果能够从正确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智慧，希望我们的书籍给大家更多的启发，谢谢。

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

在演说结束之后的论坛环节中，观察者网有幸获得机会向伊恩·戈尔丁教授询问了有关于全球化与不平等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和以前的演讲中不只一次提到过，道德教育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都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责任，富人很明显要交更多的税，要不然就等着穷人闹事。但现在很多时候富人直接把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然后买张飞机票一走了之。这个时候您觉得道德教育还有没有用？有没有其他方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伊恩•戈尔丁：中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当然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市场有一些事情做不好，比如说创新方面需要一些政府的资金投入，这些中国都很优秀。

同时，中国政府能向大公司和富人收税，如果中国政府也像美国一样被大公司通过游说控制，那就糟糕了，在美国，你需要很多的影响力说服别人给你政治献金，才能做上政客，这就说明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

等你通过政治献金坐上总统以后，转过来对这些大企业加税，这可不会受欢迎。这不只是多少人会选你的问题，还有你能收到多少税的问题，政治献金这个体系是一个很坏的起点，很难加税，所以很多民主制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弱，游说集团太强。就算是欧盟布鲁塞尔总部也有很强的院外游说集团，在游说集团影响下，很多人觉得高税收不好。

同时，税收制度是需要全球协调的，我们必须关掉避税天堂，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很多的避税天堂，大概就只有10个吧，而且这些国家都很小，并没有很强的实力，比如说摩纳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大，只要有全球的协调和执法就能够避免这种财富转移。媒体得到线人的报告非常重要，方便披露信息。

道德教育也很重要，让人们认识到，不管在哪里做这种事情都是不道德的，这样才能够防止少数人享受财富的成果。这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执法的问题。潮流正在改变，在美国已经看到这种潮流，欧洲也是，英国的潮流也在扭转。

另外，富人不只是避税，继承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下一代能够继承父辈太多的财富，财富继承也成为了一个重大的不平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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