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大国，在国际上面临的节能减碳压力越来越大。据《光明日报》报道，来自中美两国科研机构的一份最新研究刊登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报告显示，中国碳排总量比先前估计低约10%～15%，重新核算后的中国碳排在2000年至2013年间比原先估计少106亿吨二氧化碳，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西方发达国家自1994年以来实际减排量的近百倍。

这项研究首次核算出基于实测数据的中国碳排放清单，其核算的碳排放数值可报告、可测量、可核证，是全球第一套基于同行评议和实测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核算清单。

与之相对应的是，上个月一份由英国、中国、美国和印度相关领域专家合作完成的报告显示，尽管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仍在增长，但排放增速自2005年以来已“稳步下降”了大约30%，2014年增速甚至放缓至接近于零，并且中国的发电厂平均能源使用效率也处在世界领先水平。报告提到，中国政府采取的多项政策措施在减缓本国碳排放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其中包括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加强空气污染治理等方面出台的相关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巴黎举行，这两项研究能否为中国争取到更为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

重庆神华万州港电一体化项目，位于重庆市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田园，规划建设4*1000MW级超超临界火电发电机组。

在北京时间8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上述来自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对中国碳排放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的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博士刘竹说：“如果按照21世纪气候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范围的各种排放情景下，中国的排放空间较原来相比增加25%~70%。”

按西方经验测算的中国的排放数据不准确

碳排放清单是全球变化模拟、气候模型构建、制定各国减排政策及国际谈判的基础。刘竹介绍，当前国家和全球的碳排放主要由国际机构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方法和能源统计数据进行估算，碳排放数据发布机构包括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全球排放数据库等机构。

简单地说，国际上对碳排放的计算方法是用不同能源的消耗量乘以排放因子，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单位燃料时氧化的碳量。“各种能源消耗量由国家统计发布，但排放因子用的是IPCC测算出的西方国家的平均值，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基础数据。”刘竹说，“中国的排放数据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科研及政府机构发布，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估计。”

因为能源质量、利用方式等的不同，各类能源的排放因子可能不同，这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碳排放的估算可能是不准确的，“可能会错误估计中国碳排放量”。

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关大博看来，这项研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示范效应，“煤炭也是印度、南非等国家的主要能源，中国的研究可以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样本”。

“迄今为止对中国碳排放的最准确估算”

这项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4年多。自2011年起，在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合作开展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碳排放核算工作，统计了中国所有行业部门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放及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覆盖了中国99%的能源消费量，不仅重新核算了中国能源消费量，更得出了相对准确的中国各能源类型的排放因子。

科学家们发现，中国油品和燃气类的排放因子与IPCC推荐值相近，但煤的排放因子比IPCC推荐值低45%。另一项被高估的排放则是水泥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比基于IPCC推荐值的计算低40%左右。

中国科学院启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碳收支认证及相关科学问题”先导专项，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数据。中科院上海高等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魏伟表示，这些数据都是经过实际测量得出的。“中国的煤炭中灰分较高，含碳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本研究实测中国煤平均含碳量为54%，但IPCC默认值为75%，”魏伟说，“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煤炭并没有排放那么多二氧化碳。”

关大博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碳排放的最准确估算，是气候变化研究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推动相关研究成为国际研究的基础数据

在科学家们看来，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仅是要纠正对中国碳排放的不准确评估，更希望中国科学家基于实测数据研发的各类数据库，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国际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特别是中国碳排放研究的依据之一。

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介绍，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科学报告等，依据的都是美国和欧盟提供的数据，“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系统的数据，在这方面也就少有发言权”。因此有科学家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项研究中，由贺克斌领衔研发的“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模型”，和中科院碳专项形成的“中国碳排放数据库”提供了主要数据。这一成果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杂志上，也就意味着这两个数据库将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

“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已经基本建成，魏伟说，“中科院碳专项将于2015年年底结题，我们会向国家提供一个详细的碳排放技术参数，为碳减排、碳交易和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等提供科技支撑。”

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将在法国巴黎召开。碳排放清单是国际谈判的主要依据，这一研究能否为中国争取到更为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我们拭目以待。

同题报道：

中国科学报：碳减排不是“数字游戏” ——《自然》报告称中国13年间碳排量被高估106亿吨

“2000~2013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比此前多估计了约15%，二氧化碳排量多估计了106亿吨……”8月20日凌晨，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报告称。

106亿吨是什么概念？“它是西方国家20年来实际减排量的近百倍。”报告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全球变化生态学博士刘竹说，自1994年《京都议定书》实施至今，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西方发达国家减排总量仅为1亿吨左右。

“2013年，全球二氧化碳总排量为330亿吨，这意味着中国在过去13年中多估算的碳排量相当于全球一年碳排量的1/3。”8月19日，在自然出版集团举行的电话新闻发布会上，刘竹如是说。

在这篇题为《中国化石能源燃烧和水泥生产减少的碳排放评估》的报告中，来自24个国际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耗时4年，首次核算出基于实测数据的中国碳排放清单，这也是全球第一套基于同行评议和实测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核算清单。

被高估的碳排放量

据介绍，此次核算清单中统计了中国所有行业部门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放及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覆盖了中国99%的能源消费量。

研究系统核算了中国各类能源的排放因子，发现中国的煤炭排放因子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值低45%，油品和燃气类的排放因子则与推荐值相近。“排放因子是指消耗单位燃料时氧化的碳量，同一种能源会因排放因子不同造成碳排量差异。”刘竹说。

目前中国产煤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但由于中国煤炭中的灰分较高，其含碳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碳排量“也相对低得多；然而此前我国煤炭的碳排量却一直依靠IPCC平均值计算”。该报告作者之一、中科院上海高研院温室气体研究中心主任魏伟说。

为得出中国煤炭排放因子的数据，在中科院科技先导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以下简称碳专项，该专项耗资8亿元，包括五个主题，整合了全国1000多位顶尖科学家参与）的支持下，魏伟等人分析了全国不同产地的700多个煤炭样本，这些样本占全国煤炭排放种类的97%。

研究还系统核算了中国燃料在不同工业技术类型下的氧化率系数，指出中国煤炭平均氧化率系数为92%，低于IPCC推荐值98%；此外，中国水泥—熟料碳排放系数约为60%，远低于国际组织采用的系数95%。“经过此次核算，在本世纪气候变化2℃范围内，中国的排放空间较原来相比可增加25%~70%。”刘竹说。

弥补缺失的话语权

“中国是第一个投入8亿元摸清楚国内碳排量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碳排放变量系统调查的国家，显示了中国作为有责任的排放大国形象。”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领衔作者之一、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授关大博说。他也是此次报告作者之一。

研究人员指出，该研究对弥补我国在碳减排中缺失的话语权意义重大。碳排放清单是全球变化模拟、气候模型构建、制定各国减排政策及国际谈判的基础。当前，全球和各国碳排放主要由国际机构依据IPCC的方法和能源统计数据进行估算，相关数据发布机构包括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CDIAC）、欧盟全球排放数据库（EDGAR）等。

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占全球1/4。“然而中国的排放数据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科研及政府机构发布，并依据发达国家经验估计，可能会错误估计中国碳排放量。”关大博说。譬如，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使用了CDIAC和EDGAR的数据，而中国因为没有数据支持，就没有发言权。

关大博指出，此次重估是目前为止中国碳排量最为精确的数据，此次研究可作为年底召开的巴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依据，研究对整体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意义。“中国80%的碳排量来自于煤，而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统计系统尚不完善，这项研究为南南合作提供了先导样本。”

为“全局发力”提供支撑

“尽管中国碳排量被多算了106亿吨，但并不是说中国减排就要缩水。”关大博说，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中国碳排量研究提供基准线。因为“没有基准线，所有评估就会变成数字游戏”。

去年11月，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力争使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专家指出，依据该目标，到2035年，中国要减少300亿吨碳排量。未来20年之内实现该任务极其艰巨。

中国现阶段碳排放存在多重复杂性，报告作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说，主要表现为三个“最”：一是技术跨度最大，先进落后产能并存；二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更替速度最快；三是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解决国内碳和霾问题，必须放在这个动态框架下考虑。除了从常规末端治理出发外，还应该从全局发力，规划治理模式和技术路径。

“此次合作已推动了国外机构了解中国，未来还会进一步让国际认同中国。”贺克斌说。

《中国科学报》 (2015-08-20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