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该报一向关心中国，这次直指较少触及的农村问题。虽然作者对近几十年中国农村变化，以及城乡差距成因的论述颇为粗糙，但确实指出了部分农村地区不容乐观的现状。作者指出，“国退”造成了危险的权力真空，政府和公众必须从阴影中走出，并优先考虑重建农村生活的事务。】

去年年底，我回到中国农村的儿时家乡，发现我的哥哥出门前要在自己腰带上系把刀子，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在没以前那么安全了。”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失败政策、被国家遗忘之后，这个我曾在此长大的平静、田园小村，就像中国很多其他农村乡镇一样，已经因传统社会规范的崩溃而崩溃了。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村人，宁愿回归过去的老时光。

对于那些对国家近代史的记忆还停留在毛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怀旧可能有些不可思议。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后，这些政策带来了经济灾难、饥荒和大规模死亡。但1970年代中期——大饥荒之后、文革晚期——长大成人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最困难的时期。我的长辈则宁愿不谈过去的不好，这是中国人的典型性格。

我的童年适逢中国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们仍过着传统的乡村生活，已经把毛的政策抛在一边，但又尚未陷入资本主义的疯狂之中。那时，家庭观念很强、犯罪很少、乡间风景很原始。我们不介意过穷日子——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整个学校甚至连本教科书都没有。我们生活的社区和平宁静、关系紧密。

但后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被割裂，其中农村的衰变最为明显，在这里，家庭分离、犯罪率攀升、环境能要了人的命。很多过了几十年国不扰民开心生活的人，现在却迫切想要政府干预自己的生活了。国家必须做些事情，重建衰落的乡村生活。

1970年代末开始，人民公社分裂成家庭耕地，这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力和农村居民的自由。农民忽然有权决定种什么庄稼、怎么种，以及如何卖掉自己的收成和其他东西了。很多人决定离开土地，去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打工。然后，他们从外面的世界带回了收入和新颖的知识。很多人还带回了急需的技能，开办了自己的工厂。这一黄金时代也被誉为邓小平经济解放政策的胜利。

农村复兴时代到1990年代中晚期就结束了。受央行印钞驱动，银行信贷不计后果的增长令通胀率持续多年维持在两位数高位，农村居民的收入迅速缩水，城乡差距扩大。城市居民平均月收入从二十年前的几百元跃升到今天的约4000元（合650美元），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则远远落后。

更重要的是，随着住房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城市房价成倍飙涨，很多地方涨了5到6倍，而与此相比，农村房屋则升值有限。太多农民错过了中国的房地产热潮，这也成为城乡财富差距巨大的原因之一。

地方政府也没发挥什么积极作用。随着越来越多农民涌向沿海城市的工厂，地方政府开始层层腐化和被忽略。最终，工厂在农村附近的乡镇出现，湖水被抽干，河流和空气被污染。在此过程中，农民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专家估计，中国有约450个癌症村镇，那里的癌症发生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而我所在的村子里，则有人四五十岁就死于不明疾病。

我的家乡湖北荆门农村的状态在整个中国很普遍。这里，道路不再好走，十多年没有维修过了；社区建筑被推倒，上次回家的时候，就只看到了遍地尘土和瓦砾。

农村家庭深受其苦。2011年的有关报道指出，农村地区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我的叔叔就被他长大成人的孩子赶出了家门，生活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四年前上吊自杀了。他也一直没有从再往前两年、妻子去世的痛苦中走出。

在农村，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孩子留守家中的现象非常普遍。约6000万儿童正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大部分由祖父母带大，有超过3%的儿童——数百万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留守儿童常常不得不面对孤独（很多都没有兄弟姐妹）和无助。有报道说，留守儿童遭遇性虐待的比率正在上升。

与此同时，农村的辍学儿童越来越多。一项研究指出，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学龄儿童没有上学，或者说辍学率达十分之一。我在1970年代就读的小学十年前就因学生人数减少而解散了。结果是，剩下的学龄儿童必须每天走8公里的泥路去其他小学上学。

还有很多男人进城打工、妻子和孩子留守农村的情况，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年中只有几天。距离、情绪和经济压力令家庭分崩离析。

Learning Weekly指出，中国农村地区的离婚率在1979年到2009年之间翻了四倍。新加坡《联合早报》及中国政府大量出版物则报道，中国农村很多地区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犯罪率攀升，选举舞弊。

北京过去几十年来下放权力的努力对这种社会衰败起了重要作用。村一级领导干部的选举常常是暗箱操作，腐败猖獗。“国退”造成了危险的权力真空，不少村民只能自生自灭。农村很多人甚至开始谈论起黑帮幕后操纵权力的话题。

罕见于共产主义时代的犯罪事件正在增加。外界很难获悉有关犯罪的数据——警方也不公布这些数据。在农村地区，只有最极端的犯罪才能得到报道，另外有些可怕的案件则被忽略。几年前，我有个表亲在一起婚外恋事件中差点儿被另一名村民及其亲戚打死，我的亲戚报案了，但警方从未跟进这个案件。

过去，村镇官员拥有权力和资源调停争端，包括家庭暴力。警察会到最偏远的村落巡逻。而如今的警察似乎只会待在城市，村领导不掌握干涉社会问题的资源，大约10年前“农业税”的取消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随着政府继续执迷于经济增长率，不平等和环境破坏——尤其在农村地区——悄悄成为了更大的挑战。无论自由主义人士如何评价这种不尽人意的后果，中国农村很多人，尤其是像我亲戚和我同村村民一样贫穷的农民，都希望政府能更多干预农村事务。很多地区都有农民结群上访，要求政府干预土地纠纷、污染和选举舞弊。

中国农村地区的苦难是深重的，也是可以解决的。政府和公众必须从阴影中走出，并优先考虑重建农村生活的事务。国家拥有财政资源和能力做事，现在需要的，只是意愿。（本文11月28日原载于美国《纽约时报》，标题为“The Disintegration of Rural China”，王璐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