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

2016年大选前的几个月，一位财阀领袖在犹他州帕克城（Park City， Utah）的私人活动上坦诚地面对了这一点。这场活动由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主办，来宾有保罗•瑞安（Paul Ryan）。罗姆尼在贝恩资本（Bain Capital）的前搭档爱德•康纳德（Ed Conard）后来在网上发表了他的评论。

作为《不平等的好处》（The Upside of Inequality）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商业领袖和自由企业倡导者”正在面对一个关键时刻，需要他们进行“艰难的，甚至令人作呕的妥协”。

他表示，要“重夺共和党的控制权”，经济精英需要“一个新的同盟”，以取代此前建立的同盟，这一旧同盟“基于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后所获得的宗教权利……我们还利用它将边际税率从70%降到28%”。康纳德提到，“这一旧联盟的人口正在减少。”新的联盟将争取“失业工人”的支持，并要求“自由企业倡导者”向移民和贸易保护让步。

康纳德把这一“新同盟”打造成“特朗普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但事实上，它听起来与特朗普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令人作呕的妥协”可能比康纳德想象的更加令人作呕。但这样的确也带来了巨大利益，虽然那些失业工人一点儿也享受不到。

2017年特朗普当政期间，共和党无视全国人民的明确意见，执意推进企业减税，将企业所得税从35%减至21%。随着共和党在税收和放松管制议题上采取越来越强势的立场，美国最大型的企业和最富有的公民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巨大利益。

法院支持商业的诉讼也多了起来，经济精英获益颇丰。康纳德服务的财阀们除了达到政策通过的目的，也收获了不少利益。

这些变化对美国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们现在就在侵蚀民主制度。但在坐拥大量财富的人看来，这些变化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需要一再警醒那些财阀们：只有共同的繁荣才是长期的繁荣。

但同时，我们也不要期待他们能基于开明的自我利益考量，或因某种贵族责任感而纠正他们的路线。就跟在新政（New Deal）时期和1960年代的改革中，或是当艾森豪威尔断然否决商业保守派提案时（因为他知道投票者一定会支持他）一样，随着来自下层的压力增大，经济精英会逐渐变得克制。

那么，这种压力究竟出自何处？最乐观的观察者们认为，它会来自不可阻挡的人口变化趋势，他们预测将有一个“崛起的民主党多数”，就像当年把加利福尼亚州从共和党的据点变为民主党的据点那样。

1983年，在李•阿特沃特向当时的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总统竞选团写了一封备忘录时，共和党还手握这个州的政治主导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如此。

今天，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注册情况来看，共和党只能是“第三党”，其支持率不仅远低于民主党，也低于“立场不明”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而大多数独立人士都较倾向于民主党。共和党只在少数一些白人农民为主的国会选区具有竞争力，而民主党则控制着州的所有政府职位，并且在州立法两院都拥有三分之二多数。

发生了什么事呢？1994年，共和党州长皮特•威尔森（Pete Wilson）竞选连任面临挑战。作为反击，他制定了煽动选民的策略。他用“第187号建议”鼓动共和党人，根据这个建议，将设立一个州办公室专门验证公民身份，以禁止无身份者获得公共教育资源和非紧急医疗服务。那一年的竞选广告就已经有了特朗普时代风格了，颗粒感强的黑白图像，内容是人们涌向边境关卡。

威尔森的计划取得了策略上的成功。选民纷纷支持他（那一年共和党在全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他成功连任。然而，对他的政党来说，他的立场在策略层面是灾难性的。“第187号建议”本身的重要性依然未明，它获得了通过，但很快在联邦法院被驳回，最终被裁定违宪。

但无论如何，这已经象征着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的整体路线。它选择与人口正在衰退的群体站在一边，并试图将对衰退的恐惧转化为政治驱动力。这样的做法将人口逐渐增长的群体排除在外，包括亚裔美国人、拉丁裔、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这对共和党的声誉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然而，随着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将威尔森的剧本越演越过火，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发现已经很难回头了。2016年，特朗普获得了共和党80年来的最低票数。80年前，罗斯福以压倒性票数打败了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

但这还不是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的最低谷。准备接替保罗•瑞安成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让他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同事们在特朗普背后站成一排，即便特朗普对加利福尼亚州的敌意已非常明显（因为他在那里极其不受欢迎）。

在2018年的选举中，共和党被横扫出奥兰治郡（Orange County），那里是里根式共和党主义的中心。共和党此前已经失去了该郡7个议席中的3个，现在连剩下的4个也将失去。虽然乡村地带是共和党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但在这个美国最大的州，共和党却在乡村被彻底击败。

经过了这些以后，共和党只保持了加利福尼亚州在联邦众议院53个议席中的6个，是自1883年以来获得议席最少的一次。1883年，加利福尼亚州在整个国会仅获得了6个议席。

随着同样的人口变化趋势在全国蔓延，许多民主党人将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一轨迹视为先兆。共和党票数更加依赖老年白人，尤其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这些群体的人口数量正在逐渐衰减。与此同时，共和党接连失去了少数族裔、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大城市里或周边居住的人，以及50岁以下的人的支持。

追踪共和党轨迹数十年的记者罗恩•布朗斯坦（Ron Brownstein）描述了一种持续性的、基于人口的冲突：由非城市白人组成的“复辟同盟”与由城市多元化人群组成的‘转型同盟’之间的冲突。

经验丰富的民主党民意调查员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曾肯定地表示，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况代表着共和党的未来。在《安息吧，共和党》（RIP GOP）一书中，格林伯格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对将要吞没共和党的人口变化趋势浪潮最后的无谓抵抗。

要找到格林伯格所言的合理性，只需看看得克萨斯州的情况。在皮特•威尔森阻止民主党新星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崛起的那一年，小布什轻易击败了当时的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从而消灭了一颗地位稳固的“星星”。

得克萨斯州很快就成了1994年后共和党的权力中心。得州保守派迪克•阿美（Dick Armey）、汤姆•迪莱（Tom DeLay）和比尔•阿彻尔（Bill Archer）在“金里奇革命”（the Gingrich revolution）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得州正快速陷入对战状态。2018年，民主党人贝托•奥罗克（Beto O.Rourke）只差几个百分点就能赢得泰德•克鲁兹（Ted Cruz）手里的参议院议席，同时民主党还从共和党手中赢得了两个众议院议席，并且差点就能赢得更多。

作为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唯一一名黑人议员，威尔•赫尔德（Will Hurd）幸存了下来。在他简短的检讨报告中，他说道，“……阻止这一趋势的唯一办法就是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如果得州的共和党不再与得州选民一条心，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立足。”一年以后，41岁的赫尔德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我们在本书引言部分探讨了对特朗普主义的两种传统解读，在关键层面，《安息吧，共和党》中的分析是对这些解读的乐观重复。这些解读将白人工人阶级的减少放在了政治讨论的中心。其中一种解读侧重于亲商业势力的建制派和它的反叛的选民之间的党内分歧；另一种则阐述了这种反叛精神如何融入整个国家漫长而充满曲折的种族平等之路。但这两种解读都认为，特朗普的崛起是那些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地位下降的选民在发泄心中的痛苦和愤懑。

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一人口过渡的重要性，也相信很多人正等着看白人的反击。在现代社会，种族分歧导致的政治冲突很常见。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在多种族社会建立并维持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非常困难。如果人口平衡越来越不利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在没有少数族裔参与政治的情况下，美国政党状态是最稳定的，至少表面上如此，这真是一个棘手的事实。让非洲裔美国人完全融入政治体系的两大尝试，亦即南北战争后以及民权运动后的尝试，都导致了白人的强烈反击、尖锐的冲突和持久的抵抗，使美国政治陷入动荡。而这些冲突发生在一个白人占大多数、经济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低的国家。如果多元化和不平等程度都增加，这些冲突该严重到什么程度？

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冲突会极其可怕。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会将人口构成的变化视为威胁，尤其是当影响力人物鼓励他们持有这些观点时。当有政治野心的人或是单纯的机会主义者煽动人们情绪，并强迫人们站队，就会产生“种族竞标”行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其后果是极其恶劣的。就算国家仍保持统一，结果也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