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罗斯·加德纳 翻译/刘思雨】

美国新冠病毒的噩梦开始于2020闰年2月的最后一天。

在那个罕见的、四年一次的2月29日，发生了美国第一个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西雅图东北约10英里的柯克兰医院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尽管还有几起并未致命的病例，但这起死亡事件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点——那一刻被新闻头条和电视新闻报道永久标记——美国终于被这一威胁惊醒。

在2024年之前不会再有2月29日。由于这一奇怪的巧合，闰年的那一天以及公历的特殊性，留给我们一种虚幻的周年纪念日。那个遥不可及的日期，那个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记录的日期。

在第一例死亡病例后的24小时内，附近一家养老院——柯克兰生命护理中心（Life Care Center of Kirkland），出现了数十例疑似病例。救护车在这家养老院的停车场进进出出，不仅标志着美国第一批新冠病毒死亡病例，连救护车上闪烁的红灯也为疫情首次大规模暴发造成了戏剧性的视觉效果。

美国首个新冠“震中”的一年，截图来自纽约客

正如笔者当时所写的那样，一夜之间，西雅图为美国不久的未来提供了一个实验样板——这个国家接下来的一年、甚至更久远的将来，都将按照西雅图的方式来生活。西雅图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早地禁止握手、室内用餐和多人乘坐电梯的行为；上了木板的窗户，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变成“鬼城”的商业区，也是在西雅图完成“首秀”。

西雅图和金县的公共卫生部门（Public Health–Seattle & King County）的卫生官员杰弗里·杜钦（Jeffrey Duchin）最近告诉我，在那最初的几天里，人们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以至于官员们在起草手册的过程中磕磕绊绊。他说：“我们以前从未实施过这种大规模社区范围的缓解病毒蔓延的措施。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如何去实施最佳的策略组合。在控制感染、隔离和个人防护设备等方面也存在着基本的不确定性。”

不过，一年后，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收集的信息，在美国人口最多的50个县中，金县报告了第二低的新冠病毒发病率，而比它更低的只有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县。金县的死亡率也较低，每十万居民中约有五十人死亡，在人口最多的五十个县中排第六。迄今为止，金县有1396人死于新冠病毒。

金县如何取得了相对成功的防疫，以及被相对良好的排名所掩盖的疫情中的种族不平等、经济崩溃、对长期身心健康的影响等问题，可能需要研究几十年。根据我所采访过的地方和州官员的初步分析，当地社区对科学、专业知识和公共机构的信任来，可以解释西雅图相对成功的防疫。

正如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Benjamin Wallace-Wells）最近所写的那样，从全球范围来看，研究人员发现，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封锁的速度：那些领导人行动迅速的地方，虽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通常病例较少。目前，在被视为美国首次公布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的一周年之际，当地领导人刚刚开始反思过去12个月的情况。

西雅图和金县的公共卫生部门官员杰弗里·杜钦（Jeffrey Duchin） 图自AP

虽然日历没法精准地纪念一周年，但那天的事件和之后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不经意间跳出来，回忆仿佛是一场梦或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些像杜钦一样处于疫情漩涡中心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一天工作18小时，甚至有长达20小时的时候；来自社区各部门的电话——企业、学校和医院——都渴望得到连你自己都还没有掌握的信息；不能睡觉；前所未有的疲劳。

63岁的杜钦一直剃着光头，用平静、低沉的声音说话，就像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主持人，即使面对不幸的新闻，也能用声音安抚人心。在过去的一年里，通过几乎每周一次的实时更新，西雅图人已经熟悉了这个平静从容的声音及其背后的人——一名前疾控中心（CDC）调查员，把他作为这个城市最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以及这个地区最接近安东尼·福奇的人。（注：Anthony Fauci，美国免疫学家，被公认为世界领先的传染病专家之一。）

然而，当杜钦谈到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特别是当他回忆起早期揭露病毒对人体的侵害、新冠病毒毁灭一个人的具体方式时，他的声音哽咽了，声带似乎在一段带刺的记忆中摸索着前进：“听说一个急诊室医生……离死亡只有几英寸了。他病危了，靠设备维持生命……他的肺部情况很糟糕，不能为血液提供氧气。仅仅是听到卫生保健工作者被感染的事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几十年来，杜钦一直成功地控制了病毒在社区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初，在疾控中心工作期间，他调查了四角地带一次引人注目的汉坦病毒的暴发，包括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部分地区，而这次病毒主要影响的是美国印第安人。近年来，作为西雅图和金县公共卫生部门的负责人，他帮助遏制了甲型肝炎、麻疹等常规传染病的暴发。

和他在全国各地的同事一样，杜钦远程监测着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追踪了从2019年12月的中国武汉到2020年1月的美国首个已知病例。华盛顿州斯诺霍米什县（金县的北方邻县）的一名35岁男子是在武汉看望家人时被感染的。起初中美的卫生人员认为病毒只有在患者出现症状后才会开始传播，这意味着理论上卫生人员应该能够识别病例，从而控制传播，因此当时杜钦和他的同事认为情况还是可控的。

然而他们了解到的很多东西都是错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病毒也可以无症状传播。金县居民中的无症状感染者仍能将致命的传染病毒传播到空气中。“当我们认识到病毒仍能无症状传播时，所谓的遏制传播战略不会成功时，”杜钦回忆说，“我们不得不转向缓解策略，这是一种全新的策略，几乎没人有经验。”

美国首个新冠“震中”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几乎比每个主要大都市都少，原因有好几个。不过，和我聊过的所有民选官员提到最多的一个因素是，民众很快就响应了杜钦及其同事对新冠肺炎的积极处理方式。“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个地区的感染率确实反映了社区的集体意识以及对科学和专家的信任，”金县的行政人员道·康斯坦丁（Dow Constantine）告诉我。

更重要的是，康斯坦丁说，与白宫和联邦政府对新冠肺炎的否认、一直传播混乱信息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地方领导人坚定且口径一致地指导群众，“这里的民选官员，相对而言更能把他们的自我和个性先放在一边，并尽量改善现状。”

康斯坦丁和西雅图市长詹妮·杜尔坎（Jenny Durkan）都向我坦白，私下里民选官员之间会围绕资源分配、哪些活动应受到限制、哪些企业应关闭这些问题争论。然而，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领导人不同（说到这就想到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和纽约市市长比尔·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之间的公开争执），这里的领导很快就一致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即使这会大大影响选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他们知道，混乱的信息可能导致更多的死亡。

在第一起死亡病例发生后的72小时内，杜尔坎、康斯坦丁和州长杰伊·英斯利（Jay Inslee）都宣布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个月后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加利福尼亚的两例新冠死亡病例比1月29日柯克兰新冠的死亡病例早了几周）。这三位领导人都成了电视上的常客，因为他们宣布了一个又一个在当时令人震惊的措施，学校停课了，室内用餐取消了。科技巨头亚马逊和微软宣布，它们的大部分员工将远程工作，而这两家公司在该地区总共雇佣了10万名员工。

这些举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能如此迅速地安排人们在家工作，是一个巨大的好处。不过不幸的是，这也加速了经济损失，”杜尔坎告诉我，“市中心空无一人。”据《西雅图时报》报道，截至2021年2月21日，自从首次“足不出户”指令于去年3月生效以来，包括餐馆和零售店在内的163家市中心企业已长期停业。而这仅仅是市中心的情况。关停措施影响了整个城市的社区零售和独立企业。市长说：“我们的小企业雇佣了大约25万人，相当于5个亚马逊的规模。”

与此同时，感染人数仍在继续攀升。截至去年3月底，金县已有确诊病例2496例，死亡病例164例。不过当地领导扭转了局势，英斯利暂时禁止露营和其他户外活动，康斯坦丁限制了金县地铁和公交的载客量，杜尔坎要求每个人戴口罩或面罩。这些措施逐渐稳步奏效，新冠传播速度放缓，该地区的增长曲线趋于平缓，在类似规模的大都市地区出现过的令我们担心的ICU人满为患的情况，该地从未出现过。

杰伊·英斯利最近告诉我，“要想对抗一场流行病，就要变得坚强。”他用极具个人标识的粗哑嗓音说道，“因为任何拯救生命的决策都会让你受到巨大的批判，所以最好学会接受这一点。”

很少人能像英斯利一样备受关注，他领导的州在病毒感染的地图上是安全的蓝色，而金县周围其他地区则是越来越危险的红色。在新冠暴发期间，英斯利曾与第四十五任总统特朗普发生过争执。他因为批评联邦政府的应对措施，而被总统称为“蛇”；他忍受着拒绝执行他所要求的保持一定社交距离措施的县治安官的指责；他目睹了武装示威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抗议戴面罩的要求；他还和被自己称为“小特朗普”的对手在大选前进行激烈竞争，最后英斯利轻松赢得连任，尽管这位挑战者几个月来一直在后面紧赶慢赶。

《纽约时报》上杰伊·英斯利赢得连任的报道截图

英斯利表明，他为自己所在州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感到自豪，尽管有未戴口罩的武装示威者在州长官邸外抗议，他仍像市县的其他同行一样，指出公众还是愿意听取专家意见的。“这重申了科学对于指导我们决策的重要意义，”他对我说道。不过，没有人（尤其是英斯利）认为该地区已经脱离了危险。在我们谈话的早晨，他参加了关于新病毒变异的简报会，“从字面上来说，这就是一场生存的竞赛。”

根据该州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大约6%的华盛顿人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但这一数据并没有解决疫苗接种率中隐含的不平等问题，也没有体现不同群体在应对整个大流行病时表现出的不平等。我采访的每个人都把这种不平等列为首要关切的问题。截至2月初，占华盛顿州总人口13%的西班牙裔人口，其中只有6%接种了疫苗；占该州人口4%的黑人，其中只有2.7%完成疫苗接种。

在县级层面，康斯坦丁指出，他的办公室一直与历史上边缘化社区的人员直接联系：“我们在奥本和肯特两个城市开设了诊所和大规模疫苗接种点，这两个城市是全县人口最多样化、经济最落后的社区之一。”西雅图的市长杜尔坎也贯彻了类似的措施，派出了由消防部门牵头的流动疫苗接种小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接种。

杰弗里·杜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疾控中心官员调查1993年的四角地区汉坦病毒时，当年的《今日美国》头条称其为“纳瓦霍流感”，之所以这么称是因为部分早期确诊病例是在印第安保留地附近发现的。《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当时也采用了这种说法，暴露出卫生危机可能被当作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武器。上届美国政府轻蔑地将新冠肺炎称为“中国病毒”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标题及其所揭露的丑陋的美国传统，在杜钦带领该地区走出眼下危机时，一直提醒着他。尽管由于西雅图早期且一贯的政策，使它不至于像其他地区一样有那么多的死亡人数，但为了遏制这一流行病而采取的措施仍对社会和经济恢复造成不小打击。杜钦说：“这种痛苦不成比例地堆积在某些社区身上，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过错，只是由他们自身的种族和经济地位造成的。”

《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经济学家预测，在新冠肺炎期间有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被裁掉，以后也不会恢复，尤其是零售、餐饮服务业以及要求员工必须到岗的行业。西雅图也未能幸免，尽管该地作为技术中心，工作日员工大多也可在家工作。杜尔坎市长指出，在新冠肺炎之前，小企业雇用了25万人；只要去一下市中心或任何一个城市中的社区就知道，我们不可能从这次疫情中全身而退，很多小企业已经倒闭了。

不过这种讨论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新冠肺炎已经成为过去式。杜钦承认，疫苗的研发成功是个好消息，但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两周前的周五，他发表了公开演讲（自2020年3月以来，这几乎是他每周的例行活动），汇报病毒感染和疫苗分发的最新情况。

他在Zoom会议上穿着一件开领衬衫，里面露出黑色T恤，他选了皮吉特湾（美国西雅图西岸的峡湾）的图片作为Zoom视频会议的背景，图片中的海水是淡蓝色的，奥林匹克山脉隐匿在白色的云雾之中。这位流行病学家看似是这张拼贴画中的一部分，仿佛杰弗里·杜钦的肖像被从杂志上剪下来，粘在了这张风景画上面。

“在过去的七天里，每天大约有128个新病例，”他缓慢地说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病例一直呈下降趋势，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不过他仍然很谨慎，他一直很担心病毒的变异和疫苗的接种率。“重要的是不能过于自信和自满，”他说，“虽然我们延缓了新冠肺炎的蔓延，病毒还是很多，也有很多的传播机会。换句话说，虽然新冠肺炎在美国传播有一年时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能恢复正常生活。如果我们要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从第一个与未来最后一个死亡病例之间失去与损坏的一切中恢复过来，就要做更多的事情。

“谢谢每个人的参与。尤其是病例数在逐渐下降的时候，更加感谢大家。”在演讲结束时，杜钦说，“我很高兴你们仍然在关注。”

（翻译自纽约客网站3月1日刊文《美国首个新冠疫情“震中”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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