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吉耶曼:当年如何在南京为大屠杀取证

来源:格致出版社

2022-01-27 08:24

珍妮·吉耶曼

珍妮·吉耶曼作者

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

【导读】 2005年11月1日,第60次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每年的1月27日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缅怀在大屠杀中丧生的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在战争中惨遭暴行的遇难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展开了足足七周丧心病狂的大规模处决,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这便是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在1946—1948年的东京审判中,对日本的“危害人类罪”指控就是“南京大屠杀”。为了向法庭举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小组前往中国,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和南京大屠杀进行取证。 以下内容节选自《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讲述了检察官戴维·纳尔逊·萨顿、托马斯·莫罗和律师亨利·豪克斯赫斯特在中国取证的部分经过,其中涉及诸多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文/ 珍妮·吉耶曼】

中国的案子,控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能够上庭呈堂的证据,并且要组织得条理清楚、令人信服。没有这些证据,战争罪行就无法得到历史的纠正;而有了这些证据,全世界都将会记住法律的审判。两位调查员将集中调查丙级危害人类罪的罪行,同时获许收集甲级侵略战争罪和乙级违反战争法规罪的相关信息。

1946年3月12日下午,中国检察小组一行从东京飞越东海,到达了上海。当飞机抵达江湾机场时,萨顿第一次看到了这座位于长江入海口、黄浦江畔的城市。异常多雨的冬季淹没了这座城市西部的沼泽,使上海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泥沼包围的小岛。在港口,一艘美国战舰抛锚停泊,附近有小渔船和舢板上下沉浮。

萨顿(穿深色西装者)与其他参与审判的法律工作者开会,图片来源:law.virginia.edu

萨顿、莫罗和豪克斯赫斯特被安顿在华懋公寓,那是一家14层楼的酒店,位于破败不堪的法租界。法租界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些渊源。1932年和1937年,上海先后两次遭受日军袭击的时候,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Jaquinot de Besange)在法租界为中国平民创建了一个安全区。1937年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Rabe)、美国传教士等外国人创建的南京安全区就是参照此处。

饶家驹

中国检察小组一行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上午,萨顿和莫罗一早就开始工作,与4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殷王氏面谈。殷王氏通过翻译,描述了1937年冬天日本士兵入侵城里的一处难民营的情形,他和他的兄弟是难民营志愿者队的成员,组织这个志愿队是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日本人误认为他的兄弟是中国士兵,将他用刺刀刺死,其头部中三刀、脊柱也中数刀。萨顿标注了一下,考虑把殷王氏当作证人。

殷王氏的证词从笔录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并读给他听,然后殷王氏印上指印,最后由莫罗签上字。这种认证的程序——访谈、誊写、翻译和公证签名——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不断重复,为这批险些成为无名受害人的幸存者录下证词。

这天和这周接下来的日子,大家都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按照计划或是临时自发地联系证人或是寻找证据。当莫罗去询问军方消息来源时,萨顿就与上海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刘世芳共进午餐。来自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小组的裘劭恒也参加了午餐会,但却并不需要担任翻译。

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濬检察官一样,刘法官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法学家;他曾在奥柏林学院读本科,后来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后,他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东西方不同的司法概念。

当萨顿在做笔记的时候,刘世芳告诉了他“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他谈到女孩们被剥光了衣服,用绳子绑着展示在哈哈大笑的日本士兵面前——这些场景的照片成了日军的纪念品。刘世芳还谈到了日军在南京对中国男性的羞辱。例如,那些不向路过的日本军队行礼的人必须跪12—30个小时,这是对他们不敬行为的惩罚。最后,他描述了大规模的屠杀,受害人怀疑是国民党的部队。“太可怕了。”他对萨顿说。

第二天,3月14日,两名检察官奔走于美国陆军和领事馆的一个个办公室,解释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还抽出时间,造访了国际基督教会。长期以来,国际基督教会一直支持中国的禁烟运动,而且能够提供两卷有关南京大屠杀和1938年汉口沦陷时类似暴行的档案。该会负责人鲍引登(Charles L. Boynton)告诉他们,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美国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曾目击了南京的暴行,他和其他师生东躲西藏了三年,现在已经回到了南京。鲍引登建议道:“贝德士可能是最好的证人。”

萨顿和莫罗随后找到了澳大利亚记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侵华日军暴行录》(What War Means)一书的作者,现在受雇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由于田伯烈没有目睹南京大屠杀,所以作为人证他并不能证明什么。不过,田伯烈的著作倒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日记和信件的合集,这些日记和信件的作者都是安全区里的目击证人,他们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前面已经提到的贝德士博士是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他是田伯烈的主要信息来源。田伯烈又加上了约翰·马吉(John Magee)的名字,马吉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他用500英尺长的胶片拍摄了大屠杀影片。在美国广为流传的选段,记录了可怕的残杀、抢劫和对城市建筑物的破坏。

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图片来源:wiki

第二天,在一次漫长的会议上,一群美国军官激动不已地向萨顿讲述日军虐待战俘的罪行有多重,不仅仅是杀害杜立特飞行员。他们还谈到了巴丹死亡行军、菲律宾、中国台湾和朝鲜,特别是沈阳的囚犯,那里有1000多人死于殴打、疾病和饥饿。

盟军统帅部法务科的卡彭特已经收到了20—30份沈阳战俘的宣誓书。那天在上海还有一场会议,会上一位美国律师跟萨顿交换了更为全面的意见,他告诉萨顿,中国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技术援助。萨顿认真地做了笔记。“中国有着聪明智慧的人民,”这位律师告诉他,“她的人民就是她的资源。应该发展小型工业。”

*  *  *

金陵大学地处南京鼓楼区。1946年4月3日晚,萨顿在大学附近贝德士的家中与他会面。大学的师生曾经南撤,但现在已返回南京。尽管遭遇了不少困难,但贝德士的大多数文件和记录都还保留着,这使萨顿如释重负。

贝德士边喝茶边解释说,安全区委员会最初是真正的国际性组织,由丹麦人担任主席,成员中有英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但日军入侵后,就只有德国人和美国人还留在这座城市了。

西门子的德国经理约翰·拉贝成了委员会的新任主席,金陵大学的美国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则担任秘书。美国、英国和德国大使馆帮忙通知日本和中国的军队,要在南京境内划定一个禁区,以庇护平民免遭战争的危险和即将来临的袭击。安全区的目标是在城市被围困期间为人们提供容身之处和必要的食物。安全区委员会还帮助建立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贝德士便是红十字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938年2月拉贝被召回德国后,安全区委员会副主席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继任主席。

贝德士,图片来源:wiki

除了拉贝,还有一个联系不上的人就是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她是负责金陵女子大学的紧急委员会主席,她把金陵女子大学变成了女性的庇护所。魏特琳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学位,当她看到难民从东面涌入时,她无心逃离。南京的日军暴行让她深陷痛苦之中,1940年她刚回到美国不久,便自杀了。

贝德士愿意作证,他目睹了一系列日军无缘无故枪击平民的事件,其中一些就发生在他所居住的安全区内。日本士兵强奸了他的两个中国邻居的妻子,然后开枪打死了她们的丈夫,并把尸体扔进了贝德士家旁边的池塘里。他还在附近街道上看见了成堆的尸体。贝德士认为,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最初的72小时里,有多达3万名放下武器的士兵没有被当作俘虏受降,而是被屠杀了。安全区委员会雇用了工人来埋葬他们。

更多的尸体则是被扔进江里,被水流卷走或是被其他人掩埋。日本人仍然相信有中国士兵躲藏在城里,他们花了三周时间在安全区和难民营围捕嫌疑人,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在这两处避难;他们逮捕并射杀了一大批体格健壮、手上长满老茧的人,用的估计是来复枪。贝德士承认,一些中国官兵脱下了军装,打扮成平民的样子,但他认为,绝大多数被处决的人都只不过是体力工人。

在谈到中国妇女的命运时,贝德士讲起了日本兵犯下的数百起轮奸案。通常每伙士兵有15—20人,他们冲进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甚至强行闯入私家住宅。有两次,贝德士都亲自出面阻止了日本军官在他的大学里强奸女性。从魏特琳等人那里,贝德士听到了许多可怕的故事,女孩们被抓起来,被连续强奸数日。他看到过一些照片,照片上中国妇女被剥光衣服,阴道被插入棍子,极尽羞辱。他可以千真万确地证明,就在他的大学里,日本士兵强奸了一名9岁的女孩和一位76岁的老奶奶。

贝德士还描述了日本人对这座城市的抢劫掠夺。作为学校应急委员会的主席,他画了一份图表,总结了抢劫和建筑物毁坏带来的损失,他估计这些损失已超过3万美元。金陵神学院也遭遇了类似的灾情,食物、衣服和家具都被洗劫一空。美国圣公会的教堂12月12日之前已经被炮弹毁坏,这时又遭到了洗劫和烧毁。各种各样的美国企业——一家木材公司、一家剧院和一家贸易运输仓库——都被抢走了设备、卡车和汽油。房主逃离后留给中国人看管的房屋也被反复抢劫,然后又被纵火焚毁。

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群结伙的日本士兵肆意地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另一些时候,盗窃是有组织的,在日军卡车车队的支持下,军官们清空了银行的金库,抢光了工厂、商店和民宅。任何可移动的东西都被随意带走。几个月后,几名比较有影响力的外国居民获许取回他们的钢琴,他们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自己的钢琴,当时仓库里还放着200多架被盗的钢琴。

萨顿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安全区委员会的抗议到底达到了哪一层?贝德士一清二楚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已经通知过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他还亲自写信给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并将信印发给他们。但他并没有依据来判断美国国务院是否在与东京的沟通中使用过这些信息。

*  *  *

第一次见面后,第二天早上8点,贝德士和萨顿再次见面,这次谈论到的是另一位大学教授史迈士,他也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

对萨顿来说,史迈士的信息将是乙级或丙级战争罪的理想证据来源。作为安全区委员会的秘书,史迈士和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每天两次轮流提交中国人伤亡情况的详细记录。自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后,他们这样坚持了六个星期。

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史迈士也写信给他的妻子,她在南京沦陷前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些信他都先保存着,待日后重聚时再给她。他向她描述了日军入侵的前三天里,他和拉贝如何竭尽全力阻止日军屠杀被怀疑为中国士兵的男子,日军判断的依据仅是手上有茧,可能习惯用枪,或是留着短发,或者仅仅因为他们身材健壮。结果史迈士和拉贝的努力都是徒劳。

史迈士称日军对中国女性的性侵犯简直令人毛骨悚然。12月21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最为混乱的周六和周日,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肯定有1000多名妇女被强奸,而且在这两天里,安全区白天被强奸的妇女可能和晚上的一样多!任何年轻妇女以及少数老年妇女一旦被发现,都无法幸免。”

*  *  *

4月4日晚,莫罗上校、裘劭恒以及国际检察局的助手杰克·克劳利抵达南京,入住大都会饭店。第二天早上8点,第一批大屠杀幸存者抵达了大都会饭店的大厅,在裘劭恒的带领下来到了312房间。其中许多人是和家人一起来的,他们都穿着防寒的棉袄棉裤。他们与南京城大街上的任何一个路人都没有差别。然而,他们的证词却足以引发噩梦。

两个中国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1937年12月,他们住的房子在城郊,两家人,一共14口。日军入城的第一天(应该是12月13日),来了约80名士兵,命令这两家人排成队站到屋外。日军指控这两家的三名成年男子是中国士兵,然后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又用刺刀刺杀了另外两人。还把第一个男人怀孕的妻子踢打致死。

接下来,一名27岁的年轻人作证说,日本人检查了一名厨师的右手,发现手上有茧,就开枪打死了他,一口咬定他手上有茧是因为当兵用枪。这位年轻人手上没茧,所幸被放过了。他还看到两名日本兵把一名不断挣扎哭泣的中国妇女拖进了一间屋子,应该是要强奸她。大约两周后,他又看到日本兵把一名大约13岁的女孩拖进了另一所房子。后来他听说女孩在那里惨遭强奸。

另一名目击者尚德义的证词令人心惊胆寒。他在日军机枪开枪时提前跌倒,五小时后从尸堆中爬了出来,惊险万分地躲过了日本兵的机枪扫射和集体屠杀。

那天晚上贝德士带着米尔斯牧师去见萨顿。米尔斯是个身材魁梧、目光深邃的南卡罗来纳人,和贝德士一样,他也获得过罗德奖学金,并且子承父业,他的父亲是一名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和贝德士都对日军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骑着一匹栗色战马进入攻陷的城市,据传教士们所说,在他试图恢复城内秩序之前,足足有五个星期,他对一切放任不理。五周后,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残杀,居民们如惊弓之鸟,许多中国人的住宅、商店和企业被抢劫和烧毁。米尔斯和贝德士坚称,日本当局对这些暴行了如指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亲自对其提出过抗议。

例如,1937年12月16日,贝德士写信给日本大使馆官员说:“请允许我非正式地向你们提出关于公共秩序和公共福利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就在你们使馆大楼旁边的那所大学。”接着,他一一列举了前一天所发生的抢劫和强奸事件——在图书馆大楼里有1500名中国人避难,结果四名妇女被强奸,三名妇女被抢走,遭到强奸后被放回来,但还有三名被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信件结尾,他恳求对方能设身处地地思考,并且这样敦促道:“为了日本军队和日本帝国的声誉,以及日本当局和中国普通百姓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为了你们对自己的妻女姐妹的关心,请对南京的居民加以保护,使他们不再受到士兵的残暴对待。”

安全区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官员系统地更新了更为详尽的报告,并且向上海领事馆提出了抗议。直到1938年1月底,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约翰·穆尔·艾利森(John Moore Allison,时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第三秘书)的密电后,日本才有所反应。两周之后,松井石根终于“告诉他的士兵得规矩点”。

不久之后,松井被勒令将指挥权移交给畑俊六,并且就此退役。虽然松井不是最高领导人,但他也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由于他臭名昭著,所以肯定会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这让南京的官员颇有些沮丧,因为他们希望能亲自审判像松井这样的战地指挥官。

4月6日星期六,大都会饭店312室的访谈继续进行。有些人的资历引起了萨顿的兴趣。例如,萨顿对62岁的许传音进行了访谈。许传音是中国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副会长,红卍字会是一家中国慈善机构,在大屠杀发生后掩埋和处理了大量遇难者的遗体。

萨顿用英语进行了访谈;1917年,许传音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不过他的英语有些生疏。许传音的叙述肯定了萨顿的感觉:南京大屠杀属于日军典型的“战争模式”,这种模式在其他地区也如出一辙,比如许传音的家乡安徽,还有南面的江西。许传音交给萨顿一份关于大屠杀的署名陈述书,这是上庭作证的坚实基础。

接下来是更多的个人陈述。有位张太太描述了日本人进入南京后,如何烧毁了她家的房屋。这还不是最糟的。在和家人逃难时,他们遇到了12名日本士兵。那是在大白天,大约上午10点。她讲述道:其中一名士兵佩着剑,应该是军官,他抓住了我嫂子,当着她丈夫和孩子的面将她先奸后杀。她丈夫和孩子也同时被杀死了。丈夫被杀是因为试图保护妻子,而两个孩子被杀则是因为他们在母亲被强奸时哭泣不止。女孩才5岁,嘴里被塞了衣服窒息而死,男孩是被刺刀捅死的。孩子们的父母也都是被刺刀捅死的。我婆婆也被刺刀刺了,12天后死了。我倒在地上,后来带着我的两个孩子逃了出来。“我去了难民营,”她继续说,“一路上看到许多平民男女的尸体。这些女人的衣服都被拉了起来,看起来她们应该是被强奸过。我看到了大约20具尸体,大部分都是女人。”

这些访谈,一个接一个的悲惨遭遇,到午夜过后才讲完。

第二天,4月7日,萨顿和贝德士吃过午饭后,萨顿回到了饭店的312房间,那里有几十个中国证人在等着他,裘劭恒、莫罗和克劳利也都还在工作。一名男子说在城墙外的某处,有1000名受害者——可能是中国士兵——遭到了日本兵的机枪扫射。他提出可以领莫罗和萨顿去查看。

一名24岁男子讲述了他当时住在难民区的一所公共房屋里,亲眼见到日本兵在那里围捕妇女。“有一个女孩想办法回来了,”他说,“她告诉我,她看到另一名女孩被强奸,而且被强奸之后,日本鬼子还把杂草塞进了她的阴道,这个女孩就因此死掉了。”后来,他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祖母时,又见到一个男人在日本兵把他妻子拖走时挺身反抗。女人的丈夫紧跟着日本兵,想要阻止他们,结果被日本兵抓住,日本兵用铁丝贯穿了他的鼻子,然后把铁丝的另一端绑在树上,就像绑牛一样。日本鬼子接着就用刺刀往这人身上到处乱捅。男人的母亲也出来了,滚在地上号啕大哭,鬼子被惹怒了,继续用刺刀猛刺她的儿子。他们让这个母亲回屋里去,否则也会杀了她。男子当场被刺刀捅死。我当时就站在门里,看到了整件事情。

莫罗上校和一名担任翻译的中国陆军上校对27岁的陈福保进行了访谈。1937年12月14日,日军将陈福保等39名中国男子从难民区带走。他和另一个人因为手上没有长茧,所以幸免于难,未被处决。他亲眼见到建筑物被纵火焚毁,还目睹了两起强奸,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个16岁的女孩,另一名是孕妇,他跟她夫妻二人很熟,因为大家就住在同一所屋子里。日本人屠杀了一群中国人之后,招他去收拾尸体,他告诉采访他的人:“我帮他们把尸体扔到了池塘里。”四个月后,才由红卍字会从池塘里打捞起了遗骸,安葬了死者。

那天下午,萨顿把他的同事们留在了312房间,自己去了美国大使馆研究材料。1938年1月8日后,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南京,他们保存有与华盛顿和日本外务省的电报通信记录,并且还收集了大量安全区委员会的领导及其他人向日本官员频繁提交的抗议书。

大使馆正处于从重庆回迁的过渡期,使馆工作人员白格(David C. Berger)让萨顿浏览了好几卷这些珍贵的记录。萨顿在其中三卷里找到的电报和报告,都证实了贝德士等人对他所说的话。安全区委员会非常有系统性,确保将其所有的观察——不论细节有多可怕——都一丝不苟地正式记录在案。萨顿甚至找到了贝德士博士在1937年12月最后两周里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一系列信件的副本。12月17日,贝德士抗议南京城所遭受的“恐怖统治”,一一列举了暴力事件和抢劫事件。

在大使馆的记录中,萨顿还发现了重要证据,证实了安全区委员会和贝德士博士、魏特琳等个人所报告的暴行。日本兵对留在城内的少数西方人的袭击也被记录在案。有起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美国大使馆秘书艾利森遭日本兵扇了两记耳光,这名士兵试图阻止艾利森进入一栋军事建筑,而那里据说是强奸案的现场。在场的人都证实艾利森没有做出任何挑衅就导致了这样的攻击。

对“艾利森事件”的控诉,最后来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办公桌上,这场摩擦才总算告一段落,结果是一名日本特使亲自对艾利森传达了正式道歉,另外,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穿着晨礼服、条纹裤,戴着高礼帽)保证将把该部队的指挥官和20名士兵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在此期间,屠杀、强奸和抢劫仍在继续,而日本士兵对待西方人的态度也越来越粗暴,包括对进入市中心的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也是如此。

大使馆的材料还记录了美国财产的损失和利益的受损情况。在日本入侵这座城市的前三周里,所有无人看守的建筑都可能被洗劫一空,美国大使馆(有两个大院)、德国大使馆和意大利大使馆都未能幸免。在此期间,南京的14名美国人的住所多次遭到士兵抢劫;汽车被盗,甚至连大使馆的汽车也被盗走。金陵大学大约有100处院落和建筑被抢劫,有时一天还被抢多次。士兵们从农业经济系抢走了育种中的动物,又从商店和职业培训班偷走了工具,还随心所欲地破坏门窗。英国人在南京的资产比美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多,这也是日本人明令禁止英国人返回南京的一个原因,这样就免得他们保护自己的资产。

在查阅使馆记录的时候,萨顿意识到,他和莫罗一样,也找到了关键证据,因为这些记录便能证明,当时安全区委员会等方面的抗议已经到达了东京的最高层。

1938年,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 Grew)给南京大使馆发来了一封电报,其中详细提到了相关报告,以及格鲁与日本外务省官员(包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内)对这些报告所进行的讨论。在2月12日与格鲁的照会上,广田弘毅承认了这个问题:“在南京发生了多起案件,现确认是因城市管理不力而导致的。”虽然大使馆不太愿意交出任何原始记录,但萨顿还是要求将第二、第八和第九卷带到东京,作为证据提交,在季南的帮助下,这成为了可能。

责任编辑:陈轩甫
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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