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弗里·萨克斯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获得者中的两位，在《贫穷如何终结》一文中（刊载于《外交事务》双月刊1 - 2月号）认为“促成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要素目前仍不清楚”（经济发展能够使人民摆脱贫穷并全面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贫穷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实验，尤其是随机对照试验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从班纳吉和迪弗洛开始经济学研究之初，我就钦佩和支持他们。但我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方法并不是解决贫穷问题的正确之道。结束极度贫穷的方法并没有那么神秘，实用的解决方案已经广为人知并触手可及。贫穷国家所需要的，并不是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来做证实他们想法的随机试验，而是本国的良治善政和用来弥补财政缺口的外援资金。

15年前，我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就已阐明了我的基本立场。我认为，消除极度贫穷的大部分成绩都主要来自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这种增长则是由国家的有效治理，科教文卫事业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全球传播促成的。

但是，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区，尤其是在沙漠、热带干旱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遥远的内陆地区，也必须有发展援助资金来帮助它们摆脱贫穷陷阱或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我认为，如果富有的国家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转化为有针对性的发展援助资金，那么全球的极度贫穷现象就将在2025年彻底消失。（这一建议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绝对可行的。富有的国家已在多个场合许诺拿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作援助资金，比如在2002年墨西哥蒙特雷召开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我还指出，大多数经验丰富的扶贫工作者（包括流行病学家、农艺师、工程师、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等）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贫穷问题的技术和方法，他们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不断有资金注入来将这些技术应用到贫穷地区。

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导致南部非洲贫困的重要原因 图片来源：利比里亚通讯社

但很少有捐助国政府兑现了它们的承诺或听从我的建议。时至今日，富有国家平均每年仅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1％用作发展援助资金，与我2005年的建议援助额相比每年缺口高达2000亿美元。因为这一援助缺口，大约500万5岁以下儿童将在2020年死掉（他们本来可以幸免），大约2亿6000万适龄儿童无法上学。此外，如果这种扶贫资金短缺的状况得不到改善，最贫穷的国家将无法实现联合国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彻底消除极度贫穷和饥饿等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财政缺口”每年约为3500亿美元，约占所有富裕国家总收入的0.7％。

正如我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所预测的那样，全球的极度贫穷现象很明显正在逐渐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技以市场为媒介进行了扩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全世界35.9％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穷中，这一比例在世界银行最后一次公布数据的2015年下降到10%。其中，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最大，其贫穷人口数量从1990年占其人口总数的66.2%下降到2015年0.7%。从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扶贫工作也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在某些扶贫机构的支持下，如在我帮助创建的“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支持下，这一地区的贫困率从1990年世界银行估计的54.7%下降到2015年时的41.4%。

中国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 图片来源：广东卫视新闻

但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现在仍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因为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没有国内税收来源去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或向民众提供至关重要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可能依靠本国自行筹措资金来脱离泥潭，但这一过程将极为缓慢，并伴有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上千万条生命将因病无谓的损失掉，几亿人受困于目不识丁和缺衣少食。如果发达国家能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使这些国家获得投资并向民众提供关键的公共服务就能避免这种状况。

最后，扶贫专家们比班纳吉和迪弗洛更懂得要怎么做才能刺激经济增长。贫穷的国家可以通过输出劳动力和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获取收益，并利用这些收益来积累人力资本（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和建设基础设施（道路，铁路和港口）。当一个国家政通人和，与贸易航路和主要市场足够近从而可以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时，这个方法就会行之有效。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把这一过程叫做“条件趋同 (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证明这种方法有效的实例在全世界不胜枚举。

在1989年苏联结束对波兰的控制后，我作为当时波兰政府的经济顾问听到其民选领导人哀叹长期的经济危机，甚至饥荒和内战，都是无法避免的。但这种悲观情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波兰与西欧的经济联系可以马上恢复。就波兰来说，该国靠近富裕的西欧国家并有能力开放贸易，保护知识产权，提供公共服务并拥有可兑换的货币（是我向波兰政府建议的这些举措），这些条件可以促进波兰经济趋同式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波兰1990年的人均GDP（以国际价格计算）相当于德国的32％。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63％。

这种在东亚、东欧和其它地区行之有效的方法已无需实验来证明其有效性。但班纳吉和迪弗洛却认为只有通过随机试验的办法才能获得解决贫穷问题的真知灼见。显而易见，班纳吉和迪弗洛主张只有在经过一系列的随机试验后（试验结果在2010年发布）“才能发现，本以为向人们收取蚊帐费用会提高这些蚊帐的使用率，但实际却是降低了蚊帐的使用率”，因此，“主要扶贫机构已经决定不再收取蚊帐费用”。这一说法其实完全错误。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健康委员会的主任，我从2000年开始就倡导向穷人免费分发蚊帐，我的依据就是世界顶尖疟疾专家所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蚊帐非常有效，能拯救大量的生命。在2008年，我这个大量免费分发蚊帐的建议被联合国正式采纳。班纳吉和迪弗洛所引用的蚊帐研究成果在两年后才发表，而在此前十年，大量突破性的公共政策和筹资已经成型，并且在2004年至2010年间已有大约4亿顶蚊帐被免费分发了出去。

在非洲使用蚊帐能拯救大量生命 图片来源：乌干达Eagle在线网站

当然，随机试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会有用。它们能有效评估新的医学疗法是否有用，并有助于验证某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包括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是否有效。但是一旦扶贫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无需没完没了的新实验，他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数百万条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经济学家通常会轻视已知的信息，因为他们与流行病学家、寄生虫学家、农艺师和土木工程师这些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直接接触过。扶贫专业机构迫切需要的是跨学科的团队，而不是大量的实验来证实已知或显而易见的知识。

当问题不再是某一干预措施（例如某种药物）是否有效而是该如何在当地环境中施行这一证明有效的措施时，采用随机试验的办法通常也是不合适的。在某种文化或地理环境中适用的措施方法可能在其它环境中就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施行某一干预措施的最高效方式常常是“边做边学”，要统筹考虑当地实际工作者的技能和环境。当需要同时施行多项干预措施时，也该这样做。此外，施行那些生命攸关的措施也不该被随机试验延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迅速而有力的施行扶贫措施至关重要。过度依赖随机试验最终将会使扶贫机构陷入到无能为力、精疲力竭和举步维艰的境地。

贫困地区多种多样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使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扶贫开发经验。扶贫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知道，或需要知道，该如何挖掘利用这些经验。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和团队对收集和利用现有经验至关重要。在进行某项调查之前，研究者有义务去了解现有知识，并确保任何拟议的试验都真有必要。为了解决极度贫困问题，各国政府、各个公立和私立组织以及个人就必须要勤奋老练，更善于利用自己手头上那些数量庞大的重要知识。

今天，贫穷的国家主要受困于教育、技能和基础设施匮乏。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随机试验，而是要靠富国向它们提供更多的扶贫资金。但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尽管拥有巨额的财富、丰富的知识和有力的工具，却仍然不愿向贫穷国家提供足够的援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新预算案中将进一步削减扶贫开发援助金额，而将安全开支扩大至其扶贫援助额的25倍左右。拒绝给予扶贫开发援助与轻视现有扶贫经验相结合，这才是极度贫穷危机在全球财富并不匮乏的情况下仍无法根除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很多贫穷国家局势动荡，与美国利益冲突不断的原因，而这种局势动荡本可以通过体面的工作，漂亮的校舍，足够的医疗和填饱的肚皮来平息，而不是美国的军队或无人机。想要战胜极度贫穷，我们需要借助这个世界上行之有效的扶贫智慧和自我的道德准则。只要我们去尝试，我们就有必要的知识和财政手段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 消除绝对贫穷。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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