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妮弗·卡瓦纳吉、布莱恩·弗雷德里克，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士兵马不停蹄地奔赴海外部署。美国最知名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从越南、阿富汗到伊拉克——不仅规模庞大，耗时良久，而且代价高昂。当然，美军也有数十次规模更小的部署行动，执行从威慑到训练友军等一系列任务。

总体而言，对这些行动的评价显然是毁誉参半的，有些很成功，比如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将独裁者萨达姆·候赛因的军队赶出科威特。至于其它行动——如在索马里、海地、阿富汗、伊拉克（2003年）、利比亚以及其它地方——要么令人失望，要么属于彻头彻尾的失败。正是这些后冷战时期不成功的干涉行动，令美国决策者与公众对军事干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产生了严重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决策制定逻辑依旧对军事干涉选项情有独钟，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当某个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下意识的反应往往是考虑军事回应，其理由在于：美国为控制局面做任何事情，总好过作壁上观。但在许多案例中，美国本可以不经军事介入便实现其既定目标。

为了分析美国的军事干涉如何服务其战略目标，我们建立了一个时间跨度从1946年至2018年，所有涉及美国利益的冲突与危机事件的数据库。冲突案例选取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危机案例则来自国际危机行为（ICB）数据库。为了确保这些案例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我们检索的冲突与危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对美国本土或缔约盟友构成直接威胁，发生在对美国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地区，或者是涉及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1991年海湾战争，被认为是美国一次成功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图自：美国国防部

接下来，我们会关注那些导致美国出兵的危机与冲突。为符合定义，美军的出动兵力需要达到一定门槛（比如至少100人、部署时间超过一整年，或者是出动人数更多、持续时间更短的地面行动）。对每一起冲突或危机，我们会收集有关其持续时间、烈度、对发生国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影响等多方面信息。总体来看，从1946年到2018年总共222起关乎美国利益的冲突或危机事件中，美国选择对50起事件出兵干涉，余下172起则无动于衷。

我们的研究发现与美国人基于常识的理解恰恰相反：美国是否出兵干涉，很大程度上对冲突与危机事件的结果没有影响。在每一个我们设定的指标中，那些美国出兵的案例相较没有出兵的案例，两组数据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换句话说，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能持续有效地实现其目标。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失败了。仔细检视就能发现，符合以下条件的军事干涉行动，更有可能推进美国利益并实现其目标：具备明确、可实现的目标，且建立在对当地环境充分准确的评估之上。

华盛顿急需重新审视对军事干涉选项的看法。首先，美国不能再把军事干涉视作解决一切潜在威胁的“万灵药”。与此同时，也不应该把每一次潜在的行动视作对国内资源的浪费，或是无可避免的灾难。真正的危险倒不在行动本身，而在更宏观的层面：为军事行动设置了贪多求全、脱离现实的目标。这堪比在用美国人的鲜血与财富进行赌博。

军事干涉为何失败

显然，某些军事干涉行动确实能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的研究显示，小规模、短时间、设置了有限且适合军队执行的目标，此类行动是能够成功的。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美军战机与航母挫败了利比亚当局控制苏尔特湾的企图。1998年，为了报复“基地”组织用炸弹袭击美国驻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使领馆，美军的巡航导弹轰炸了位于阿富汗与苏丹境内的目标。

然而，在错误的条件下出兵干涉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大规模干涉行动的风险尤其高，虽然有时候这可能是美国实现关键目标的唯一可行手段——比如参与二战和介入朝鲜战争。可它们依旧是一场豪赌。如果没有谨慎的规划，大规模干涉行动会演变成吞噬资源的失败，裹挟着过于冒进、仅凭军队无力完成的政治目标。

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批美国人撤离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标志美国对越南军事干涉的失败。图自：美联社

面对政治性任务，美国国防部可谓束手无策。美军可以推翻一个独裁政权，但不可能提供民主高效的替代品。美军也不可能调停别国旷日持久的内战，或者解开当地上百年历史的部族恩怨。但凡美国的军事干涉试图实现这些目标——不管是在越南、索马里、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都失败了。即便那些为军队量身定做的任务——比如训练一支仆从军——也可能失败，要么是任务涉及的范围太广，要么是无法得到充足支持。要说证据，不妨看看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其一手训练的原阿富汗安全部队是如何作鸟兽散的。

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设置过于冒进的目标通常会导致干涉失败，可我们的分析显示，自二战以来，美国决定出兵实现宏大目标的行为越来越频繁。二战前，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主要围绕征服他国或是捍卫本国领土。可二战结束尤其是冷战开始后，美国的野心也随之膨胀。华盛顿的目标扩充为强化区域安全，反对共产主义，参与别国国家重建，以及推广全球规则等多个方面。冷战结束后，这个战略目标清单中又加入了反对恐怖主义。

尽管美国的干涉行动并没有更加频繁，美国的战略目标却在被持续拓宽。毫不意外地，美国更高调的野心降低了对外干涉行动的成功几率，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在海外用兵时却经常要碰一鼻子灰。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海外干涉行动目标落空的概率开始稳定上升。我们的研究显示，1945年以前，美国大约能实现80%的目标。冷战时期，这个比例降到了约60%。至于冷战结束后的时期，成功率已经跌至50%以下。

批评者可能会指出，我们的研究存在选择偏差，因为那些美国选择出兵干涉的冲突或危机，可能恰好是美国不管做什么都最有可能失败的案例。但这种反对意见几乎找不到实证。对十多起案例的研究显示，一场危机的处理难度与美国是否可能出兵干涉，两者之间并无关联：面对相当多看似棘手的案例，美国选择出兵；不少相对更容易处理的案例，美国却袖手旁观。

随着冷战的推进直至结束，对美国动用军事力量的限制确实在慢慢减弱，美国决心干涉时设置的目标越来越冒进。结果是，仅凭军事手段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些目标。

华盛顿的失败纪录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美国军事干涉行动会出岔子？我们研究的关键发现之一，就是军事干涉在什么条件下最可能成功：当它决定性地改变当地的权力平衡，并使之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之时。

这意味着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应当包括：美国代理人（仆从政府）相较于对手的军事实力，美国目标所能获得的当地民意支持，以及第三方势力可能介入的程度。然而华盛顿考虑这些指标时，要么为时已晚（或者根本没在意），即便考虑到了，也往往依赖不准确、不充分的信息。

尤其是在正确评估对手军事实力这方面，美国过去的纪录一塌糊涂。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决策者严重低估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实力，进而误判了军事干涉的成功几率。美国甚至在评估盟友实力时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拿越南举例，华盛顿对于其南越伙伴，越南共和国国军的作战能力与自持能力显得过于乐观。1979年，美国又高估了其在伊朗的长期盟友——巴列维政权平息国内骚乱的能力，并对后者的快速倒台感到震惊。近来，华盛顿显然对在阿富汗一手扶持的安全部队的战技与组织度有高出实际的信心。他们在塔利班武装的进攻下一触即溃。

2021年夏天，美军一手训练的原阿富汗政府国民军（ANA）面对塔利班武装的攻势迅速溃败

这样犯错的代价非常高。高估盟友或低估对手的实力，可能导致决策者发动冒险的、损失惨重的军事干预。如果他们能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本可以避免如此下场。此类误判也可能令决策者找到理由延长本没有成功希望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缺少当地民意支持经常是导致美国军事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1994年美国出兵海地时，决策者错误地将海地民众对推翻军政府的迫切渴望，当做对美国支持的民主政府的认同。类似的，在2003年以后的伊拉克，五角大楼对伊拉克民众热心政治转型做出了天真的评估，导致美军对随后涌现的武装分子叛乱措手不及。

第三方势力插手捣乱的能量，同样会令美国决策者大吃一惊。外国民兵组织，周边大国或其它形式的对手，曾多次打乱美国罗列的完美计划。1950年，美国决策者未能预料到中国出兵朝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又重复当年的错误，对伊朗民兵势力在伊拉克的快速扩张始料不及。这两起案例中，华盛顿没能考虑到本可以预见的第三方势力下场，付出了巨大代价。

可能性的力量

军事干涉行动是对美国来说最好或唯一的选择，这样的条件总会存在。但决策者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场危机或潜在威胁的最好应对方式，是完全不要采取军事手段，仅仅依靠外交或制裁——甚至是学会接受威胁升高的现实。

军事干涉能否迅速、充分地扭转当地权力平衡，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实现既定目标？在没有事先回答好这一问题之前，美国永远都不应该匆忙决定出兵。如果答案是“不能”或者“说不定”，那么决策者有理由更倾向于非军事选项。对于大规模干涉的提议，决策者尤其应该谨慎清醒，并警惕那些过于宏大冒进的目标清单。

通常来说，这类清单混淆了关键目标与“看上去很美好、应该实现”的目标之区别。比如，自美国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最开始被明确定义的“反对恐怖主义”目标，被更宏大的“国家建设”工程所混淆，后者将一种心愿与理念代入进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当中，尽管这并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决策者不应该致力于扩大军事干涉的规模或时长以囊括更宏伟的目标。决策者应该操心的是这些目标是否具备可行性。

此外，决策者必须对当地环境有充分了解，以事先评估军事干涉选项的成功率。为了确保获得必要信息，情报机构在分析与汇报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并放大了解情况的专家的不同意见——包括那些愿意提供真实看法，尽管其身份或主张可能在华盛顿不受欢迎的人。这类人物的意见，往往会更为准确地反映当地政治局势与变量，美国军事干涉行动面临的潜在风险。

此外，专家应该与华盛顿的情报与国防单位负责人合作，甄别第三方势力是否有实力、兴趣或意图插手美军的干涉计划，以及可能导致他们插手的客观条件。比方说，如果中国大陆意图发起统一台湾的行动，朝鲜或俄罗斯也许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而美国面对的挑战在于，分析这两国会在何时、以怎样的形式插手。严肃对待别国政治领导人划定的红线，是美国规划任何军事干涉行动的关键之一。

最后，决策者在评估美国对手与盟友军事实力的方面，需要更细致、及时的信息，但美国情报机构经常表现的不尽如人意。比如，在俄罗斯2022年进攻乌克兰前夕，美国政府高估了俄军的实力、低估了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结果，美国决策者一度预计俄罗斯将快速取胜，并开始准备应对这一结果。

对情报机构来说，获取对手与盟友军事实力的更可靠情报必须成为优先任务。情报分析师不仅仅要能计算坦克、战舰与军机的数量；他们还要考虑到对象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与军事实力息息相关的工业产能基础，政治与战略文化，以及应对持久战的决心等等复杂因素。

未来美国依然有可能发起军事干预行动，但它们不需要是代价高昂的失败。为了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华盛顿必须重新审视对军事干预行动的看法：它不应该是一柄视所有问题为钉子的铁锤，而应该是一件特别定制的工具，应十分谨慎地、在有限的条件下使用。

（本文于3月30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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