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信用卡合同的第5页上，利息和滞纳金解释条文下方，跳过年度会员制的细节介绍，列有一个条款，但大多数消费者会忽略掉该条款。美国运通卡对该条款的解释是，如果持卡人觉得自己的账户有问题，运通公司“可以选择个人仲裁来解决任何索赔要求”。

通过调查，《纽约时报》发现，在这场由美国企业联手策划的针对消费者的全面高压攻势中，这行字才是关键。

通过在数量激增的消费合同以及劳动合同里添加个人诉讼条款，像美国运通这样的公司就能够规避法院，阻止人们进行集体诉讼。说实话，集体诉讼是公民对抗非法或欺诈商业活动的唯一工具。

从几年前开始，如果不签署含集体诉讼禁令的合同，申请信用卡、使用手机、有线电视或网络服务，或者网上购物变得很难。找工作、租车或者安排亲戚入住疗养院也同样如此。

在因“集体诉讼禁令”而被法院驳回的案件中，有一个是由时代华纳的消费者提起的诉讼：账单上莫名其妙地多出了消费者不曾用过的服务；而另一个案件则是一家旅游预订网站的消费者指控网站秘密操控酒店价格。高盛集团的一位高管代表银行家们控告高盛性别歧视，未能成功；塔可钟的非裔美国员工称自己未被给予升职机会，被迫接受最不便利的排班，还得承受辱骂，但他们的声音同样被淹没了。

一些州的法官把“集体诉讼”禁令称为“脱离牢狱之灾”的通行证，因为单凭个人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同财力雄厚的公司对峙。

帕特里夏·罗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她在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提起集体诉讼时，对此深有感触。罗薇因未缴纳600美元（约3，801元）的费用，被暂停通话服务。州记录显示，美国3个州中，超过900位用户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费用过高感到不满，罗薇就是其中一位。去年，法院驳回诉讼，她被迫放弃，并支付600美元（约3，801元）的费用。她说，在仲裁中，靠她自己反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费太大。

法院记录显示，公司禁止集体诉讼，基本上就剥夺了消费者对某些行为质疑的权利，此类行为有掠夺性贷款、工资盗窃、歧视等。

“这是法律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之一，”由里根总统任命的波士顿联邦法官威廉·杨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但不幸的是，对企业来说，这是蓄意逃脱法律的好机会，行为不当，却不会被问责。”

阻止集体诉讼由华尔街为首的信用卡公司和零售商联盟发起，联盟成员采访及法院记录显示，该举动酝酿已有10年之久。纽约公园大道及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策略，联盟提出可从昂贵的诉讼中脱身的计划。该计划在2011年及2013年最高法院两大判决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尽管两案判决颠覆了近几十年为保护消费者及雇员的法理学，但界外人士对此关注甚少。

美国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

《纽约时报》发现，约翰·罗伯茨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他曾担任美国探索银行的私人律师，但未能成功诉请最高法院审理集体诉讼禁令的案件。而当最高法院宣布支持集体诉讼禁令时，他已成为首席大法官。

公司称集体诉讼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仲裁可以轻松解决个体消费者不满。但法院及仲裁记录显示，事实刚好相反：一旦法院禁止集体诉讼，大部分消费者会完全放弃诉讼。

《纽约时报》对上千份的法院记录进行调查，并采访了美国35个州的律师、公司高管、法官、仲裁者及原告。

由于政府机构未跟踪集体诉讼情况，《纽约时报》便审议了2010-2014年间的联邦案件。其中，公司申请强制仲裁的集体诉讼案件达1，179个，而法官支持公司仲裁的比例竟达到4/5.

仅2014年，162例集体诉讼案件中，134例被判维持集体诉讼禁令。

有些诉讼涉及小额银行服务费，其中包括花旗银行客户提起的一项诉讼，诉讼称消费者受骗购买一项毫无用处的保险。此类费用，数额虽小，但若乘以数百万的客户基数，利润十分可观。

数据反映的只是一部分，还不包括那些放弃集体诉讼的人。

美国运通公司女发言人表示，过去几年，银行监管机构检测公司商业操作行为，这大大降低了集体诉讼的需求。监管机构“要求对所发现问题，进行重要修改和巨额罚款，将消费者价值损失降到最低。”

但执法人员称，他们失去揭发公司弊端的一项重要手段。去年，在一封给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信中，有16州的总检察长都提出警告：“禁止集体诉讼将滋生大量非法商业行为。”

10月，保护局出台相关规则，防止金融机构禁止集体诉讼，几乎同时，美国商会也就此行为做出反应。

安德鲁·平库斯是华盛顿美亚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曾代表公司要求用仲裁解决纠纷，称集体诉讼对于原告来说，收效甚微。“仲裁可以让消费者花很少的钱，进行维权，”平库斯说。“该体制十分有效。”

因为未建立仲裁相关的中心数据库，所以对此类言论的支持多半是传闻。通过整合全国仲裁机构记录，《纽约时报》发现，2010-2014年间，纠纷金额在2，500美元（15837元）或低于2，500美元的案件中，只有505位消费者申请仲裁。

美国威瑞森公司（Verizon）公司拥有1.25亿注册用户。数据显示，2010-2014年，美国威瑞森公司面临65例消费者仲裁案件。而拥有1500万用户的时代华纳有线电视（Time Warner Cable）有7例仲裁案件。

联邦法官称“只有疯子或狂热者才会为了30美元（约190元）而打官司。”

图森市的丹尼尔·登普西承认，他可能两者都是。仅为了花旗银行收取了125美元（约791元）的滞纳金，他用了3年时间起诉花旗银行，花了3,5000美元（约22，1749元）。他之前在花旗的投资银行工作，称胡乱收费影响了他的信用评分，他发誓还会继续起诉，直到获得赔偿为止。

但获赔率对他十分不利。《纽约时报》数据显示，对信用卡诈骗、费用及贷款费用高提起诉讼的消费者中，三分之二的人未获得仲裁经济赔偿。

最高法院的裁决无异于是公司律师的合法政变，他们就想着如何将仲裁条款及集体诉讼禁令结合起来。这些年，公司的代理律师为解决集体诉讼问题，花费了几十亿美元。但公司称，诉讼基本上都是由原告律师提起，因为他们想挣大钱。别无选择，只能处理那些没有法律依据的案子。

“这些诉讼保护的不是消费者权益，而是原告律师的权利。”邓肯·迈可唐安说道。他是花旗银行的前总顾问，也是联盟一员。“这些诉讼都是针对公司的核武器。”

但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员并不同意。他们认为，集体诉讼可以让损失少量资金的人形成联盟，寻求救助。而有些诉讼则曝光了不当行为，在一个起诉汽车经销商的案件中，经销商就汽车贷款对少数消费者收取高额利率费。

仲裁条款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金融领域。《纽约时报》调查显示，很多不是集体诉讼的案件也被迫撤出法院。采访、仲裁记录及法庭记录显示：在华尔街的带领下，包括妇产科医院、私立学校及殡仪馆在内的多家企业正利用仲裁条款逃避责任。

现在，很多个人提起的诈骗、非正常死亡及强奸诉讼案件都私下解决。采访及记录显示：仲裁条款大体上都偏向公司，更易把案件引向友好的仲裁者。

美国人似乎对此民事司法制度的巨大转变没有印象。公共正义组织（全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执行董事保罗·布兰德称，这要归结于集体诉讼禁令总是被置于合同补充条款中，很多人不会注意这一项。

“企业可以剥夺消费者起诉的宪法权利，”布兰德说。“试想一下，如果取消第二修正案中民众拥有枪支的权利，人民会作何反应。”

意大利颜色（Italian Colors）是奥克兰单排商业街的一家小餐厅，蜡笔和牛皮纸装饰着餐桌，餐厅门口还有瓶巨大的葡萄酒，上面布满了常客的签名。

意大利颜色餐馆老板阿兰·卡尔森

悠闲的气氛刚好与餐厅的老板厨师阿兰·卡尔森相衬，他的餐厅不仅提供美味食物——如最受欢迎的意大利肉酱面——气氛也不过于严肃，做到这一点，他感到很自豪。

卡森说“我是个滑雪迷，在一家希腊餐馆做厨师，还开了几家餐馆，这些都很有意思。”

2003年，他代表众多小企业就急剧上涨的手续费起诉美国运通公司。运通公司的手续费比维萨和万事达的信用卡高出30%，这严重影响收益，但餐馆无法拒绝使用运通公司信用卡的顾客。

大公司被指控利用其垄断地位，收取不合理费用——这是典型的反垄断案。但之后的10年里，随着意大利颜色餐厅起诉美国运通公司的案件接受法院审理，其案件意义变得更加重大。

餐厅提起诉讼时，包含信用卡公司、全国零售商及汽车制造商在内的企业联盟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取消集体诉讼。

阿兰·卡普林斯基

Ballard Spahr律师事务所位于费城，代理大银行律师。所中律师阿兰·卡普林斯基主导此次集体诉讼禁令活动。阿兰·卡普林斯基和卡森的唯一相似之处是他们都叫阿兰。卡普林斯基十分专注、也很无情，他喜欢扣紧马球衬衫，并塞进裤腰中。

他的客户中还有阿拉巴马的放债者，这些人被指控欺骗消费者办信用卡。清算费十分昂贵，且在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团面前办案，只会让公司情况更加糟糕。

卡普林斯基先生在寻找解决方案时，想起了他还是年轻律师时，曾帮助互助储蓄和贷款协会起草过仲裁条款，他在采访时说道。他认为，银行可以更进一步，将禁止集体诉讼写入仲裁条款中。

“客户说他们快要被无理的诉讼谋杀了，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卡普林斯基先生说。

不久，他就与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行合作。该事务所也为大银行做代理。1999年6月，联盟邀请法律团队来纽约办事处，谋划禁止集体诉讼。

参与人员包括美国银行、大通银行、花旗集团、探索银行、西尔斯公司、丰田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代表。在之后的电话会议中，远程参与者可以直接拨打易记忆的字母代码： a-r-b-i-t-r-a-t-i-o-n（仲裁的英文拼写）。

会议细节及之后3年其他会议资料都是从法院记录中搜集而来，法院记录包含在曼哈顿联邦诉讼中，这些资料之后得到参与律师的证实。

记录和采访显示：公司代理律师讨论将仲裁条款作为最终的解决方案。目标是禁止集体诉讼，并让原告律师“濒临下岗”.

参与企业中，只有美国运通公司和第一美国银行采用了禁止集体诉讼的仲裁条款。几个月后，探索银行也加入其中。会议结束时，很多企业纷纷效仿。

为了了解法官支持还是反驳集体诉讼禁令，卡普林斯基建了一个记分卡。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法院列在积极一栏中，它们支持某些公司的条款，这些条款使得消费者难以跳出仲裁。

加州法院及马塞诸萨州的一家法院则列在消极一栏中。马塞诸萨州法院明确反对美国康卡斯特电信公司( Comcast)有线电视合同中的集体诉讼禁令。法官发现，该禁令“哪怕在公司违法时，也能帮公司脱责。”

美国很多法官并不反对公司要求消费者使用仲裁解决问题。但公司阻止消费者联合起诉，法官对此表示不满。

多名法官称：州法律确保公民用法律手段捍卫权利，而合同企图取消这种手段，这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集体诉讼禁令不公平。

诉请最高法院

卡普林斯基团队的主张与美国商会反对集体诉讼的运动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集体诉讼危害公司利益。

商会尤其针对伊利诺伊州的一位法官，他判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支付10亿美元（约633亿元)，来减少清淡型香烟带来的危害。

商会同时也指责所谓的优惠券诉讼，此类诉讼为律师带来巨额收入，而消费者只获得少量赔偿。在一个起诉制造商售卖图像不清的电视案件中，原告每人只获得价值25美元（约158元）到50美元（约316元）不等的优惠券，而诉讼律师获得0.22亿美元（约1.39亿元）的酬劳。

“集体诉讼制度并不是流奶与蜜之地，”马修·韦伯说道，他是美国商会法规改革研究所的高级副主席。

商会称，州法官或联邦法官一旦认定原告是集体诉讼，诉讼就无法停止——尽管没人受伤害。它同时也称，原告律师往往将案件引入司法领域，而该领域偏向集体诉讼。

2005年， 美国国会通过集团诉讼公平法案，商会略胜一筹，该法案允许公司将案件移交联邦法院，脱离对公司有敌意的州法院。

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现在范德堡大学教法学，他是安东尼·斯格利亚大法官的前办事员，他说因赔偿额低而指责集体诉讼具有误导性。集体诉讼的本质是帮助众人赢得个人补偿。

“如果一个人损失了500美元（约3，172元），没有集体诉讼的话，他什么也得不到，”他说。

2007年以前，沃尔特·哈克特曾是银行工作人员，他说真正的威胁是那些迫使公司放弃高额利润行为的案件。

“银行犯错误或做坏事时，往往会重复多次，覆盖多人，”哈克特说，他现在转换角色，成为消费者维权律师。

州法院仍然阻止卡普林斯基团队的行为，因此他们转而致力于诉请最高法院。

卡普林斯基能成功全靠联邦仲裁法案，该法案形成于1925年，尘封已久，但其正式规定使用仲裁来解决企业之间的分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法院扩大了该法的使用范围，以期解决公司、员工及客户间的纠纷。

事实上，国会通过法案时，立法者强调：该法针对企业。但根据国会听证会纪要，当时就有人担心未来企业可能利用该法对员工进行仲裁。

联邦仲裁法是否允许原告形成集体诉讼，最高法院从未接手过与此相关的案件。

但加州法院的一项诉讼看似有望。探索银行被指控乱收费。初级法院维持集体诉讼禁令，但州上诉法院对此表示否定，控诉“探索银行尝试得到许可，将良好的商业实践边缘化。”

探索银行也是卡普林斯基团队的成员之一，之后诉请最高法院介入。公司代表是约翰·罗伯茨，当时是知名的企业辩护律师。

卡普林斯基说，由于关系重大，他和罗伯茨聊了聊，并为罗伯茨起草的案件简要提供帮助。“他人很好。”卡普林斯基说道。

接着，在诉请书中，罗伯茨写道：加州上诉法院逾越本职，违反联邦仲裁法。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将违背“联邦仲裁法的核心目的：即根据公司条款，强行执行仲裁协议。”

从本质看，公司利用法律来推动纠纷庭外和解，接着再附加条件，使得纠纷无法通过仲裁解决。

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该案。

公司的胜利

采访显示，企业决心优化仲裁条款，试图将最高法院拖入浑水中。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起草的一项条款承诺，赢得仲裁的消费者将获得至少7,500美元（约47514元）的补偿，并获得双倍律师费。

2010年，最高法院对AT&T和Concepcion的一个案件进行审理。2002年，Concepcion购买了AT&T的业务。协议称，只要Concepcion签订该服务，就会获得免费电话，虽然Concepcion没有为电话付费，但却被收取基于电话零售价30.22美元（约191元）的销售税。

2006年3月，Concepcion在加州南部地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起诉AT&T。后来该诉求并入一个集团诉讼中，声称 AT&T发布虚假广告并进行欺诈——广告上是免费，但收取电话销售税。2008年3月，AT&T要求根据其与Concepcion的仲裁条款进行强制仲裁，但禁止集体诉讼。 Concepcion反对该诉求，称AT&T仲裁协议不合理，因为该仲裁条款禁止集体诉讼。之后，联邦地区法院驳回AT&T强制仲裁的要求，因加州法律禁止集体诉讼弃权。AT&T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法院维持地区法院裁定。失败后，AT&T再次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联邦最高法院经过审查，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定，判决客户应提起个人诉讼。（译者备注） 该判决再次认定加州地区法院禁止集团仲裁弃权的条款“不合情理”。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是罗伯茨。

双方律师就州法院权利争论不休。

AT&T代理律师平库斯是美亚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说：联邦仲裁法高于州法。其主要论点是：州法院为排斥联邦仲裁法，捏造地方特殊规则。

34岁的迪帕克·古普塔是位专业的上诉律师，他为Concepcion辩护，认为州法院有权执行州法律。

古普塔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本来以为，谈到州权利重要性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反击。”

开庭陈述时，卡普林斯基先生坐在旁听席上，他和最高法院的立场不一样，但他支持仲裁。“我们确信，罗伯茨大法官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法院判决5:4支持AT&T，远远忽略了平库斯的中心论点。

“要求集体仲裁有效，”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公众写道“将与仲裁法的基本属性冲突。”而联邦仲裁法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仲裁协议按其条款执行。”

探索银行（Discover）仲裁案中，还是律师的罗伯茨作出了一样的论断。

州法律被最高法院边缘化，留给消费者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联邦法捍卫自己的权利。

意大利颜色餐厅主人卡尔森先生现仍和美国运通公司打官司。运通公司一审获胜后，卡尔森的律师提起上诉，认为禁止集体诉讼将影响商人行使联邦权利，打击垄断。

“奥克兰的小饭店和美国运通公司，你猜谁会赢？”卡尔森先生问。

私人来说，没有哪个商人会在案件专家分析一项上花费百万美元的。

2009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判定原告卡尔森获胜。

运通公司再次上诉，直接递交最高法院。2013年，最高法院受理该案，此时，索尼娅已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并因此回避。

该案围绕谢尔曼法进行，该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公民可依据该法对垄断企业提起诉讼。但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都发现，公民行使该权利的方式应予以保证。

2013年6月20日，最高法院推翻下级法院裁定，判决美国运通公司获胜。

法院称：即使集体诉讼可能是提起诉讼的唯一途径，但仲裁条款仍可以取缔集体诉讼，“反垄断法无法为每个案件平反提供可行的程序路径。”斯卡利亚法官写道。

几小时内，不同政治派别的批评者纷纷发表法律博客对此质疑。“没人认为他们判对了，”波士顿的杨格法官在后来的决策中写道。

埃琳·娜卡根法官猛烈抨击该判决，并提出反对意见。“垄断者将用其垄断权利强行执行合约，这剥夺了受害者的法律追索权，”她写道。她接着说，支持仲裁的5位法官无疑是在告诉受害者，“情况简直糟糕透了。”

而在奥克兰，卡森先生从他的律师那儿获得消息。饭店老板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接受美国运通公司服务。有1/3的顾客使用运通公司的卡，其中许多人刷卡的金额较大，因为运通卡绑定了公司的支出账户。

但卡森先生确实做出改变。他在菜单上添加了一种特殊的波本威士忌鸡尾酒。“我把它称作斯卡利亚酒，”他说。“酒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万能的条款

洛杉矶一家剧院和东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汉堡包连锁店内都张贴标志，告知来店客人称：只要进店，他们就表示同意接受仲裁。亚马逊（Amazon）、网飞公司（Netflix）、旅游城市网上旅行社（Travelocity）、易趣（eBay） 和美国直播电视集团（DirecTV）的消费者合同中现都包含仲裁条款。连婚外情网站的阿什利麦迪逊公司（Ashley Madison）都要求客户同意仲裁。

出台含“集体诉讼禁令”条款合同的公司

像惠租车（Budget）这样的公司，如果你不签署“仲裁，禁止集体诉讼”的协议，基本上不可能租到车。网上购物，情况更是如此，这也就使得添加相关条款更加容易。

正如一位公司律师所说，“新诞生的一千多条条款”让美国人感到震惊。

詹姆斯·彭德格斯发现家庭电话账单中竟然包含漫游费，便代表迈阿密的Sprint消费者提起诉讼，但直到他发起的集体诉讼被法院退回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签署同意仲裁的协议。

仲裁成本远高于彭德格斯所争取的20美元（约126元）费用。而他的律师道格拉斯·伊顿也劝他，要想获胜，必须请到酬劳高达6位数的高科技专家。

如果失败，他还要付钱给斯普林特公司（Sprint）的律师，“会有人冒这个险吗？”伊顿说道。

《纽约时报》的消费者仲裁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 拥有5700万用户的斯普林特公司只有6次仲裁案件。

“试想一下，因为仲裁，斯普林特公司拿了多少客户的钱，”彭德格斯特说。

斯普林特公司拒绝就此事回应。

没有多少行业比金融公司更了解仲裁条款的可发挥空间。始于2009年的一组复杂诉讼暴露出多家银行使用的计费器问题，该计费器被用于借记卡交易。消费者控诉银行总是先扣除月租类的大额款项，再扣除像买口香糖的小额款项——哪怕购买口香糖在先。（美国借记卡与国内借记卡不同，卡内一般分两个账户：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刷卡消费只能从支票账户扣除。支票账户可以透支，但每天透支额大于10美元（约63元）时，银行会收取惩罚性费用，且每一笔透支交易都会被收取费用）。

诉讼称：改变交易顺序让银行增加收取透支费用的次数，通常是每笔35美元（约222元）。银行被迫应诉，为解决此案，银行赔偿10亿美元（约63亿元）。

《纽约时报》发现，自此案件以后，至少有7家银行添加了仲裁条款。

但风险很高。2008年金融危机诞生了很多条款，这些条款使得贸易及风险活动利润大打折扣，因而手续费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

总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个月，美国三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透支费利润超过10亿美元（约63亿元）。

采访中，企业管理人员和辩护律师表示，一旦消费者熟悉仲裁手段，将会多次运用。同时他们还说，民众可以求助小额索赔法庭，此类法庭一般不含在仲裁条款中。但法院数据和法官采访显示，很少有人会去小额索赔法庭。

律师及原告采访显示：虽然许多公司也可以选择退出仲裁——一般是30-45天——但很少有消费者会利用这一点，因为一开始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签订了条款，或者未意识到条款的后果。

公司受访时注意到：仲裁物质上刺激他们以非正式的方式解决客户纠纷。

但加州路纳公园市的罗内特·帕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是面包卡车司机，父亲是海军军人，小时候，父亲带他看了一次航展，自此就一直梦想成为直升机飞行员。

28岁时，他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后，他被奥克兰的银州直升机学校录取，该学校以营利为目的。他从锁匙银行（Key Bank）中贷了约5，5950美元（约35，4907元），用来支付学费。

培训还没到一半，基尔戈接到飞行教官的电话，说学校破产了。他还不信，第二天开车去奥克兰，发现学校的校门紧闭。

锁匙银行和学生快速贷款公司（Student Loan Xpress）是学校首选的贷款供应者，要求学生偿还贷款。包括基尔戈在内的2700名学生对两大银行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他们故意忽视学校的破产迹象。

学生快速贷款公司的合同未包含仲裁条款，同意和解，并取消学生贷款中的1亿美元（约6.3亿元）。锁匙银行合同中包含仲裁条款，2013年，锁匙银行利用此条款驳回了基尔戈的诉讼。

锁匙银行拒绝就基尔戈的案子进行评论，但称银行免除了很多学生的部分贷款。

基尔戈一直无法还请贷款，因为本金加利率已达到11万美元（约69,0000元）。信誉破产后，他和妻子无法买房，他也不得不放弃成为飞行员的梦想。

“这是我做过最糟糕的决定，”他说。

谈判能力消失

伯利·席勒是费城联邦法庭的法官，他的猎人战利品布满了法院室的墙壁，他喜欢用弓来射杀猎物。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树林中，紧盯梅花鹿，在魁北克跟踪驯鹿，并在南美洲追赶飞毛腿黑斑羚。

费城联邦法庭的法官伯利·席勒

席勒法官称用步枪狩猎，战斗不公平，71岁的他在法庭上奉行同样的理念。至少2013年11月的一个案子中，他是这么干的，当时他不得不对在宾州拥有39家苹果蜂餐厅的老板进行诉讼判决。

查尔斯·沃尔顿是餐厅的前服务员，他代表其他低薪员工提起集体诉讼，称苹果蜂餐厅让员工擦地板、储备银器、擦洗吧台和倒垃圾，但从来不为额外任务付工资。苹果蜂的员工靠小费过活，但到最后，挣的钱都达不到基本工资。公司律师称，这中现象在餐饮行业十分普遍。

拥有苹果蜂的玫瑰集团为餐厅行为进行辩护，并督促席勒驳回诉讼，因为沃尔顿签署了劳动合同，合同中包括“通过有约束力的仲裁解决索赔问题。”

该请求让席勒上下两难。“处理这类案件，让陪审团来听审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苹果蜂的分支由不同业主经营，在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纽约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都面临类似的集体诉讼。

2014年，在布朗克斯当服务员的罗尼·德尔托罗提起一项诉讼。苹果蜂餐厅再次企图驳回诉讼。

罗尼·德尔托罗

同时，德尔托罗说餐厅老板和2个猛男工作时找他麻烦。他们警告他不要“犯贱”，并撤回诉讼，托罗后来向布朗克斯法庭申请限制令。

“我真受不了，”托罗说，他后来搬到了布鲁克林，并拿到了限制令。

布朗克斯苹果蜂由苹果地铁公司（Apple-Metro）经营，该集团未就此请求作出回应。

托罗现在在华馆（P.F. Chang’s ）餐厅工作，也是一家连锁餐厅。要得到这份工作，他必须签署有仲裁条款的劳工协议。

零售商的雇佣合同中也广泛出现了集体诉讼禁令，包括梅西百货，凯马特超市和西尔斯百货。

美国橄榄球联盟的拉拉队员们也要同意集体诉讼禁令。奥克兰袭击者队的拉拉队员因工作问题将其告上法庭，但发现，主持仲裁的恰恰是联盟会委员罗杰·古德尔。袭击者队后来同意换人。

从低薪行业到硅谷，再到华尔街，集体诉讼禁令被广泛地使用。有些像高盛这样的银行甚至要求高管也签署类似协议。

民权专家担心，随着集体诉讼的消失，歧视性的劳工行为会更加猖狂。

2003年，耐克公司被非裔员工起诉；2006年沃尔格林药店被非裔员工起诉。这两个案件使公司改变他们的政策。诺华制药女员工因升职和待遇问题发起集体诉讼，公司为解决此案，赔偿1.75亿美元（约11亿元）。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女主席杨珍妮称：仲裁并没有解决劳工问题的“根本原因”。杨女士说，部分问题在于：仲裁对其他“可能遇到同样事情”的员工隐瞒了歧视性劳工行为的讨论。

但费城的席勒法官并没有迷失重点，在过去的15年中，他处理很多劳工纠纷。曾经，他也担任过公司的仲裁员，法官说只要劳工双方都同意，他并不反对仲裁。

据《纽约时报》对仲裁案件的审查，2010-2014年间，苹果蜂分店数千员工中，只有4人申请仲裁。

苹果蜂餐厅律师说服席勒法官驳回诉讼，并称诉讼发起人沃尔顿本可以拒绝工作，不签署仲裁条款。

但席勒法官不认同该说法。“称他可以换家餐馆，所以他也有选择权，这种说法忽视了事实，”法官在法庭文件中写道。法官还说，苹果蜂的员工必须面临令人生厌的困境“要么放弃特定权利，要么放弃工作。”

尽管他自己持反对意见，但席勒法官说他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决定。在裁决意见书中，他注明了法律事务的“可悲”状态，并驳回此案。

沃尔顿别无他法，只能申请仲裁。4月，他仲裁失利。

（观察者网严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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