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有几位朋友去了日本当红偶像团体乃木坂46在千叶县幕张举办的全国握手会。人山人海自不必说，朋友排队排得叫苦不迭，纷纷吐槽人多得生无可恋。

然而，握手会最终因部分成员身体不适而中止。一开始笔者同很多人一样认为仅仅是个别成员的问题，但是之后传来了成员一个接一个身体不适中止握手会活动的消息。截止到活动结束，有6名成员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参加或者提前结束了活动。

乃木坂46

此时，社交网络上已经充满了指责偶像运营团队的声音——在握手会举办之前的一周时间里，乃木坂46先在东京明治神宫棒球场连续三天举行了几乎场场爆满的夏季演唱会，之后又有很多成员参加了在埼玉举办的时装活动“东京Girls Collection”，活动日程相当之满。

诚然，运营团队的时间安排有欠考量。但单单说“欠考量”则是低估了日本偶像经济产业的暗流。乃木坂46握手会的反常情况，是阴暗偶像产业的“厚积薄发”。

“钱是通向艺能界的唯一钥匙”

今天的日本，偶像组合更新换代的速度堪比新干线，市场竞争白热化。只有大唱片公司、大事务所、知名运营团队控制下的偶像，才能够占据更多媒体资源，获得更高知名度，在市场竞争中争得更多份额。而被大公司排挤在资本盛宴之外的团体，就不得不在夹缝中扒一点残羹剩饭。

资本的运作早已经渗透进了这个结构内的每一个角落。早在80年代中期，一个默默无名的女孩子想成功从有名事务所、知名唱片公司出道要花费的费用，就要500万到1000万日元。而到了今天，偶像组合的甄选制度也并不能改变资本运作的本质。甄选制度的不公开使得资本操作近乎无障碍，而不公开的状态也使得外人丝毫看不见黑幕下的暗金流动。但是结果显而易见，参与到知名偶像团体的成员家庭条件的平均水平越来越高。

“钱是通向艺能界的唯一钥匙”，这是日本七十到八十年代著名乐队指挥唐·池田（ダン池田，艺名）在其揭露日本娱乐界丑闻和黑幕的《艺能界今天也毫无反省之色（芸能界本日モ反省ノ色ナシ）》和《艺能界今天也毫无反省之色2（芸能界本日モ反省ノ色ナシ•２）》书中多次提及的事实。唐·池田本人在出版这两本书之后被日本的娱乐界和媒体集体封杀，颇为荒凉地孤老终生。但是他的话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门户网站等等主流媒体上的偶像宣传渠道，基本上被各类大公司所代表的资本势力瓜分，部分经纪公司、运营团队甚至使用贿赂、引诱、胁迫的手段，控制媒体企业以达到目的。甚至那些以爆料艺人丑闻和花边新闻为名的杂志，也一样变成了大公司舆论操作的工具。即使网络平台已经兴起，也丝毫没有动摇资本主义运作系统的本质。

经济公司对艺人的压榨

在花费了那么多钱捧红意人后，经纪团队压榨艺人赚取价值就有了充分的动力，而表面还可以冠上“努力”、“青春”的头衔。艺人本身享受着闪光灯和镜头的包围，逐渐也会忽略自己不过是经纪团队生产工具的事实。无论如何，压榨下的“笑颜”改变不了弱肉强食结构的存在。

日本偶像艺人的实际状态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光鲜。同事务所、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短则几月，长达三五年，性质类似“卖身契”，所有的行动都必须遵照经纪团队的指令。即使艺人意识到自己被压榨了，也未必有勇气离开——提前中止契约产生的违约金庞大，即使是家庭条件较好的人也会倒吸一口凉气。这还只是相对知名的团体，在不知名的偶像团体里，高压管理近乎家常便饭。

艺人是运营团队的劳动者，也是直接出售的商品。但艺人收入和生活水准，同她们所创造的市场价值毫无关系。即使是乃木坂46这种一线偶像团体，很多成员的工资甚至不及东京毕业生初始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某些人数更为庞大的团体，不知名成员的工资堪比打工者的工资水平，甚至有时还不及打工者。即使有的偶像团体的单曲、专辑唱片能够大卖几十万张、上百万张，利润大部分被唱片公司、经纪团队收走，分摊到每个艺人头上的收入不足每张0.5日元。很多艺人的居住条件和打工者并无二致，即使是索尼、艾回这种大公司提供的公司住宅也不过是大公寓楼的单人间而已。

过度劳动是常见的手段。偶像的职业要求决定了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但劳动条件和劳动时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以乃木坂46为例，8月底连续3天演唱会之后几乎毫无休息时间，立刻投入到时装活动和全国握手会之中，各种彩排、交通移动、正式演出接踵而至，一周内的劳动时间超过72小时，某些成员单日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而网络上对此评论是 “偶像好辛苦”“偶像好伟大”，丝毫意识不到这有可能触犯劳动法。

经纪团队为了赚取利润，延长劳动时间、增大劳动强度，直到艺人身体状况无法继续维持才暂停。劳动时间即使不隐瞒，仅仅通过“艺人训练”、“自愿排练”的借口就躲过一切质疑。原本，劳动强度过高的情况更多出现在不知名团体身上，但是连索尼这种头号大公司都开始做出这般事情，可见资本运作下“天下乌鸦一般黑”

日本偶像的扭曲人生

高强度工作并不是近年才有，而是伴随偶像经济产生而出现的“老朋友”。早在80年代，一个偶像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给经纪团队创造大量产值，很快就会被抛弃。今天更新换代的速度变本加厉，想挤出头更加的困难，使得高产出率的背后必然是高强度劳动。

八十年代，精神类药物管理尚不完备，娱乐界几乎是毒品的法外之地。即使在今天，“合法的”精神类药物在偶像产业中也是人尽皆知的潜规则，一针就能让小姑娘继续劳动数小时。越大、越知名的运营团队越有各种手段延长艺人劳动时间。

艺人其他权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受教育的权利。如果艺人身处知名团体，很可能被迫结束正常的学习，转校到收费高昂的艺人专门学校。尽管现在有的偶像能通过个人努力考上一流大学，但艺人整体教育权利受限仍然是主流。此外，为了 “团体形象”，恋爱、出行等权利也得不到保障：“恋爱禁止条例”、“护照统一保管”等措施使得艺人即使在工作状态之外也毫无自由。

由于各种原因耽误了学业，很多偶像在离开娱乐界之后根本没有立身之技，只能继续从事相关工作，或者一了百了去做家庭主妇。尽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人际关系杀出重围，但更多的偶像在失去经济价值后会一夜无名离开公众视线。

在“成熟”制度下，艺人的自主意志被压缩到最低。有的艺人因为身体受到摧残而被迫中止劳动，反而不由自主为此感到“羞耻”。加之日本“传统”的女性性别歧视，女性居多的偶像艺人更容易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责难。天地真理、冈田有希子等留在日本流行音乐历史上的悲伤记忆已经足够告诉我们——个别人的成功背后一定还有更多没有成功的躯体。

日本偶像经济已经是日本文化产业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个行业的生存状态是如此畸形繁荣，日本社会就应对它有更多的冷静思考。但是在经济停滞的大环境下，虚幻的“繁荣”对于年轻人的诱惑力难以消除。在可见的未来，仍然会有一批批的日本年轻人被黄金遍地的谎言所蒙骗，身不由己跌入到资本网络建构的陷阱之中。

中国本土偶像经济方兴未艾，更应冷静看待。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思维不同，也许不会重蹈覆辙，但资本运作方式大同小异，希望未来的中国偶像经济不会像日本一样——编制谎言蒙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用摧毁青年未来的手段赚取利益。中国的市场潜力更为巨大，经济远期形势远优于日本。酷似舶来品的中国偶像产业有能力摆脱旧有问题，或许可以走出一条符合自己需求的健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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