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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秘密推动才促成中美建交,公开讨论只有无尽的争吵

2020-10-30 07:17:02
导读
基辛格博士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建交和30多年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最近4年来,基辛格十分关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频繁地访问中国。他满怀信心地说,美中完全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合作共赢。他希望美中双方为此共同作出不懈的努力。本文节选自倪世雄《中美关系:故事和启示》。

【文/倪世雄】

2013年6月,基辛格博士应邀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主办方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笔者也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盛会。6月28日欢迎晚宴上,笔者走到主桌,与中方主宾唐家璇前国务委员寒暄了几句,唐告知,他将陪同基辛格博士到上海,并访问复旦大学。我听后十分兴奋,向坐在唐旁边的基辛格博士致意,表示欢迎他到复旦大学访问。

2002年2月笔者与基辛格博士在纽约合影

2013年7月2日下午,在前国务委员唐家璇陪同下,基辛格博士访问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80多名师生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开始时,杨玉良校长致欢迎词,唐家璇前国务委员也讲了话。他俩对基辛格博士表示欢迎,都提及基辛格今年90岁大寿,他的生日和复旦大学校庆是同一天,这说明缘分很深,希望今后能保持来往和交流。

基辛格博士说了一段开场白:他1971年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国与现在全然不同,中国人有着各种说法来贬低美国,而今天两国能够如此平等、友好地开展各类往来,意义非凡,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他认为当今世界,唯有中美两国联手,才能解决许多全球性的大问题,这是目前的现实,也是未来的趋势。虽然在美国国内,依然有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但是他却坚信这一观点。虽然美国国内很多人视基辛格为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他的观点并不准确,但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新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脱离时代的脚步。

然后,基辛格博士回答了同学们的10个问题。

问题1: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下台,那么您如何看待目前美国对本国、盟友以及其他国家的窃听事件呢?这一丑闻对于奥巴马政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基辛格:一上来就是这么难的问题啊!尼克松总统为美国的内政外交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总统。水门事件之所以会令其下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由许多其他零碎的小问题,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最终爆发导致的。在座的各位或许都知道水门事件,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水门事件的前因后果、个中细节都完全了解清楚。放眼到今天,我并不认为“棱镜项目”的揭露对美国而言是一个丑闻。之前,美国指责过中国在网络技术运用方面有些不妥的行为,如今,这样的指责也对美国适用。问题的核心在于,目前的互联网等新技术,已经产生了超出想象的覆盖范围和影响能力。政府在这些新技术面前,已经成为了“门外汉”,很多时候对于这些技术,以及具体部门利用这些技术所进行的工作,并不能完全的掌控。所以这一事件,在我看来并不会威胁到奥巴马总统的执政。

问题2:目前中美两国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公共外交,正如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这一会议。在面临经济、政治危机之时,更加注重文化方面的公共外交,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基辛格:在美国,媒体、大学等都希望所有的事务都要公开,成为公共的,而公开就意味着需要透明,让人们践行知情权。但是之所以现在国际上产生许多问题,很多是因为这一问题本身相当复杂,包含许多方面的因素。而人的精力无法穷尽地把问题包含的方方面面都进行非常细致的研究,每个人术业有专攻,都会在某一方面有较为深入的钻研。这就会令公开讨论的议题难以达成共识。我就以中美建交为例,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保密的重要性。在我1971年访华之前,美国与中国已经就建交进行接触与讨论,双方的外交人员开展了约160次会议,却并无进展。美国国会讨论中美建交问题时,许多人都想要讨论一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比如:金融、教育、赦免等等。尼克松总统当时听了之后就表示要离开会议室,不参与讨论。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可能有结果,效率太低。最终,就和我两人秘密地推动与中国的联络与建交,而我当时手下也只有两人。可以说,这一事件正是因为只有我们几个人秘密推动,才取得了成功,成为了两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否则,可能今天,中美两国还在为了建交的具体议程而争论得不可开交。而直到今天,许多重要的问题也的确都是闭门磋商才能达成共识,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二轨外交在今天也很重要,能够将学者们的思想观点都公开交流,为各类深层次的探讨提供基础。但是外交工作必须处理好私密和公共之间的关系。有的问题需要先通过秘密的外交、谈判达成共识,随后再付诸实施,这时候,已经完成先期决定的方案就应该公诸于众。

1972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访华的尼克松总统

问题3: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总量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就将超过美国,美国会如何适应中国的这一崛起的地位,如何适应新的两国实力对比?

基辛格:这是个好问题。GDP这个概念,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虽然总量上中国正奋起直追,但是从人均来看,离美国还差得很远。真要人均GDP也超过美国了,那美国到时候也只能设法接受并适应了。但是美国看待中国GDP的增长,除了看数据上的变化,更深层次的还要看两国在创新方面的能力对比,以及届时两国之间的政治氛围。美国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我自己对美国人会这么说:如果你要让中国的发展不像现在这样能够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那你们作为美国人就应该学会更加创新、更加刻苦、更加用心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与经济。发展自己的经济才是应该做的事,而不应该去打压中国,让中国的发展受到限制。在未来,无论中美哪国是世界第一大国,都不应该出于自利而将意志强加给对方国家。

问题4:基辛格博士,您曾当过兵,也在哈佛任过教,更是成为了推动中美建交的先驱。那么您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让其成为了最难忘的时刻呢?

基辛格: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人生中有太多难忘的时刻了,要说出唯一的一个最难忘的真挺难的。说几个比较难忘的时刻吧。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德国,但是我的亲人们却惨遭迫害,让我感受到了人际关系的脆弱,原本熟悉的世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所以这样的经历也就让我更加坚定了未来自己要让这个世界更加稳定、更加和平的决心。另外一个想分享的是在中国的经历。中国的历史特性,使得中国人,尤其是领导人对于历史会有非常强烈的延续性,会不断进行传承与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在美国,你可能不会听到人们会从历史中去追根溯源,比如“克利夫兰总统曾经说过blablabla,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这样的现象不会出现。但是中国人却很自然会以史为鉴,把过去几百年甚至两千年的历史拿来作为现在和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这些都是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事,但是我在这里不能穷尽枚举,否则今天的交流会就要开到明天早上了。

问题5:美国是两党执政,一位总统在位最久也只能是8年。那么如何保证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能够稳固不变呢?

基辛格:从政治制度上来说,那是没有保证的。执政党更迭、总统更换,都是无法避免的情况。但是对华政策从1971年我访华之后基本确定,在之后的每任总统,基本都是认可、接受,并且传承下来的,在这些原则性的政策上,从来没有哪位否定、驳斥过尼克松总统当年与中国建交的决定。我本人与10位历任的美国总统相识相交,他们也都在任内会私下来找我,与我探讨如何更好地推进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我们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官员,卸任之后也都还保持联系,对于这些外交政策也时有商讨,在任者也不时会向我们来咨询。所以这不是某一个人、具体的人或物来保证、来决定的,而是整个执政者团队与相关人员共同商讨的氛围,在现实中保障了中美关系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稳固。

问题6:您是否有“祖国”的这一概念,如果有,那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呢?

基辛格:与我关联最多、最紧密的国家当然是美国。虽然我在德国出生,但是我的亲人在那里遭到了迫害。我15岁到达美国,美国可谓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与我的家人,使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地方。所以我会对美国相当看重。

问题7:您前面提到了您是一位新现实主义者,请问新现实主义在您自己的思想中有怎样具体的体现呢?以及,您怎么看待前段时间刚刚去世的新现实主义奠基人,著名学者——肯尼思·沃尔兹?

基辛格:这个问题,有些让我意想不到,为什么会把我和沃尔兹先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当然,美国国内也有些人会把我们放在一块,认为都是现实主义者嘛。但是我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与他有过一次长谈。我们俩涉及的领域基本不同,肯尼思·沃尔兹所涉足的是学术领域,在抽象的概念方面有着相当高的造诣。但是他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在国际事务的实践领域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尽管如此,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与思想,我还是相当赞同的。再来说说我,美国等一些民主国家,认为民主思想是好的,就需要向全世界进行推广,如果在推广过程中受阻,就不惜施加更大的压力、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来解决。但是每个国家所能达到的民主都是有限的,美国所要推行的那种民主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达到或者说适用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更需要关注的就是与他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而不应该过多干涉内政。比如现在叙利亚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民主通过美国现在这样强行的推动,那是行不通的。而对中国,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干涉太多,如果中美两国最终对立起来,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会被一个强大的压力推动选边站,那将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1949年,美国CIA以“担心共产主义势力上升”为由,策动叙利亚军方推翻叙利亚民选政府

问题8:我拜读了您的著作《论中国》,其中提到了许多您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的接触与他们的贡献。那么毛泽东一代的领导人,你认为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尤其是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呢?

基辛格:虽然我很清楚1971年前的几十年内,中国国内发生了哪些事,但我当时的责任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探讨一些国际事务。毛、周等人对中国在国际上的相关事务的理解非常准确深刻,他们为中国的外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们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这让中国对我的吸引力急剧增加,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贡献。但是要说政治遗产的话,很复杂。我自己参与到的也只是毛、周这一代领导人晚年一小部分——外交领域的工作中。他们对中国之后的领导人,到底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恐怕还是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给出答案吧。

问题9:请您从一个普通美国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高速发展,并且对于两国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

基辛格:我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和现在完全不同。路上也没什么车,没有那么现代化的设施,当然也不会有塞车。对于全球而言,中国在这40多年的发展都是难以置信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在起初相对比较简单,但是随着更深层次的发展,各种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就会暴露出来。美国在这些年中发展相对没有这么快,那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基点本来就高,那么百分比肯定就会小。但是我们的创新产业蒸蒸日上,互联网可以说就是美国自己发明出来的,所以美国依然在许多方面有着自己无可比拟的优势。“美国正在衰落,中国迅速崛起”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中美两国都在崛起,只是崛起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中美都需要长远的眼光,而不能像欧洲那样目光短浅,只考虑一些自身的小问题。在冷战时期,苏联在军事上有优势,当时的核弹数量有约15000枚,现在俄罗斯的核弹数量大约1500枚左右,但是经济却明显优于当时的苏联。所以何为增长?我们都需要更加深入的认识。

坦率说,我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受到一战的影响,那时欧洲各国为了一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就开战,战争结束后,他们都比以前的情况更糟了,而欧洲也失去了优越的地位。如果美中出现冲突,也会有类似的结果。这就是我的新现实主义外交。双方之间的骂战很容易,但两国要更好地合作。我们不要追求这样的局面:中国超过我们了,美国就要去打压;美国超过我们了,中国就要去打压。这对我们两国今后的100年都重要。

问题10:有两个比较轻松的问题,第一个,是您的姓叫“Kissinger”,听上去很浪漫,所以您是不是年轻时在女生中间十分受欢迎?第二个问题是你今天来到中国,我们学生们不像几十年前可能都是端着纸笔来听您的问答,而是拿着手机、iPad对着您。那么对于我们这代的中国学生,您有什么看法,又有什么希望呢?

基辛格:关于第一个问题,那要从我年轻的时候说起了。先说我大概是10到15岁的时候吧,那时候也不懂“约会”的概念,感觉生活的世界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之后,等我出了名,那自然就在女生中间比较受欢迎了,我自己追女孩子也没遇上什么特别的困难。要说两代学生之间的差别,那么可以说是一代读纸质书本汲取知识的人和一代通过互联网搜索信息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前读书,由于各种内容不可能都记住,所以要将书本内容进行细分,把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记录和记忆。而现在有了因特网,大家都可以随时在网上就某个问题找一个具体的答案,所做的信息收集都是个人性质和碎片化的。所以以前的学生的知识结构是概念化的,而现在的学生的会是碎片式的。现在的学生可以从网上获得更多能够查阅得到的知识,但是对于一个问题的分析与理解,可能也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表面粗浅的解读,而没有能够像以前那些明晰概念的学生那样,从本质上更加深入地来进行分析。我的孙女今天也和我一起来了,她对我说,她在Facebook社交网站上有好几百的好友,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概念。而且我疑惑,如果有这么多的朋友每天在网上,通过社交网站与你互动,那么你哪里还有时间去做别的事?当然,我并不是批评现在的年轻人频繁使用社交网站,这就像我们必须接受互联网成为我们当今生活一部分的现实一样。我曾经和欧洲的一位领导人交谈过,我问他对于大众舆论是什么看法,他对我说,他对大众舆论没有什么概念,他认为大众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个深刻的结论、结果,大众需要的只是表面的刺激,一个个事件作为焦点,那就足够了。

基辛格

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倪世雄

倪世雄

复旦大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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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风云大外交” | 责任编辑:白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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