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贾根良】

笔者自2009年提出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以来，就一直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变革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因而，这种战略思想不会因为目前新冠疫情的流行及其以后的消失而增减其价值。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锁定和对人们思维模式的支配性影响，许多人无法适应美国与中国“硬脱钩”并在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去中国化”的新形势，对“贸易顺差归零”即贸易平衡时代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

最近，国内经济学界围绕应对新冠疫情而发行特别国债的问题爆发了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争论，暴露出人们对财政赤字问题存在着普遍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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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顺差比贸易平衡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吗？

从1990年至今的30年，我国除了1993年出现贸易逆差外，其余29年都是贸易顺差；自1994年国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开始扶摇直上，特别是在2003年至2013年，由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到基础货币发行的95%以上。即使是在中美经济战和新冠疫情对中国外贸大冲击的背景下，我们的政策仍是极力维持贸易顺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贸易顺差即出口大于进口比进出口平衡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出口大于进口时卖到国外的那些产品比贸易平衡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保外贸”就是“保就业”。

但是，这种未经深思的看法是静态的和片面的错误看法。如果静下心来从事一番深入的思考，您可能就会惊奇地发现：假如我们不是生产这些出口大于进口的产品并卖到国外，而是将生产这些顺差产品的生产性资源通过国家直接“印钞票”用于生产适合内需的产品，并将其再次投入国内扩大再生产中，难道它不会比前述贸易顺差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吗？

但是，正如过去的经验告诉笔者的，这样讲的结果总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请让笔者举例说明，看看您是否会有切实的感受。

以2017年我国总额为28700亿元人民币的对外贸易顺差为例，它约合4277亿美元，这也就是说，我国用28700亿元人民币的生产性资源交换了427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在国内发行了2870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假设生产这些贸易顺差产品在国内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现在我们假定不再使用国内资源生产这些净出口品，而是调整生产结构为国内市场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并完全销售出去，这时，进出口就达到平衡了。试问，在将其资源转变成为国内生产时，它是否也同样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

而且，与这些净出口品销售到国外不同，为国内所生产的同样价值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可用于雇用工人的消费品）却留在国内并被生产厂家再次用于扩大再生产了，它是否又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而新生产的内需产品如果再被投入再生产，在国内是否还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业乘数效应是逐次递减的。

显而易见，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在贸易平衡之下，这些实际的生产性资源留在国内比贸易顺差能够创造多得多的就业机会！

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有实际的生产性资源，但自1994年我国“汇改”以来，连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将净生产性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焉能比每年贸易平衡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不仅如此，每年的净出口减少了可供本国居民购买的额外产出，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况且，我国连年的贸易顺差还导致了国内持续的通货膨胀：出口商赚取的外汇在国内不能使用，只能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这就是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才能用于国内购买，但由于顺差产品已经运到国外了，由此发行的人民币已经没有实际的经济资源相对应，这难道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多年，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大量过剩的低端产品被廉价输往英美等国家，这是导致其物价比我国还稳定、其日常消费品比国内还便宜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与人们的直觉相反的结论：“进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损失”，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以此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使己受损”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会展区。图自新华网

2

扩大进口战略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吗？

所谓略有逆差的战略，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通过我国增加货币供给购买国外实际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国民福利的净收益。在国际贸易因新冠疫情受阻的情况下，我国低端产品生产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我国不得不采取笔者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才能将这些过剩产能在国内转化为生产力！

那么，如何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呢？有人可能会认为，通过再进口与净出口价值相等的实际经济资源投入到国内市场用于生产和消费，不就可以走向贸易平衡，从而解决上述就业损失和通货膨胀问题吗？

这种思路就是我国在2011年采取并延续至今的扩大进口战略。且不说目前新冠疫情导致进出口大幅度萎缩，使得这种思路实际上已经不可行，更重要的，正如笔者早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就已指出的，这是一种“路径锁定”的错误思路：虽然它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但无助于解决我国低端产品出口过剩、贸易条件恶化、高端产品以及核心技术的国内市场被进口品所冲击等问题。

扩大进口战略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坏的”贸易结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与本文后面提到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致富新原理是内在冲突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实施笔者提出的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贸易战略，就必须从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入手，将原先用于净出口的资源投入到国内产业升级的再生产之中。

美国在19世纪初因第二次英美战争意外地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这说明，由于战争所导致的贸易中断在强迫发展模式的转型上是决定性的。与之相类似，国际贸易因新冠疫情的某种阻断对于打破扩大进口战略的路径依赖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贸易阻断的时间越长，扩大进口战略就越不可能得到实施，贸易阻断就越有可能作为打破旧有模式路径依赖的力量发挥作用，从而强制性地使贸易平衡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的有力措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3

出口商转向为国内生产难以做到吗？

但是，读者对上述讨论有可能会提出两个质疑：

第一个是将原先净出口品占用的资源转产为国内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非易事。

确实，笔者在本书中也感叹转型之难。然而，这种生产调整的技术问题不应被夸大，笔者希望读者能从格力电器在新冠疫情刚刚暴发之时就新建生产线生产从未涉足过的口罩这个事例得到启发。

实际上，转型之难的关键在于思想和理论认识的问题：人们特别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习惯于以小店主的思维模式维护出口商和某些省份的短期利益与既得利益，而无法理解“进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损失”在国民净福利上的宏观经济效应。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决策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深刻认识贸易顺差战略为什么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是转型成功的基本条件。

例如，在我国，净出口也就是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政策的结果。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了我国出口产品的贱卖和进口产品价格的提高，大规模的出口退税通过我国巨额财政支出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例如，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总额为28700亿元人民币，而该年出口退税金额就高达13870亿元，出口退税金额几近占到对外贸易顺差的50%。如果取消每年如此高额的出口退税，并在国内实施同等金额的销售税减税，就会大幅度降低贸易顺差并使贱卖到国外的产品绝大部分在国内销售出去。

这就是笔者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提倡逐渐取消出口退税的目的：推动出口商渐进地转向为国内生产。目前，我国所有出口品在国内实际上都不需要缴税，而面向内需的企业却享受不到这种优惠，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和当代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为了实施国内大循环，逐渐取消出口退税并降低消费税的问题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疫情期间，不少国内企业转向生产防疫物资。

4

在国内有效需求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卖给谁？

读者对上述讨论有可能提出的第二个质疑则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这些产品才“不得不”通过外需加以消化，如果将原先净出口品占用的资源转向为国内生产，那么，在国内有效需求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难道生产过剩不会更加严重吗？过剩产品还能卖给谁呢？

假定直接将其赠送给当时全国2.2亿的农民工，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2010年最新数据，笔者按实际价值计算出了扩大内需的实际效应：它在该年将使每位农民工直接增加28%的收入！

当然，用于出口的相当一部分产品不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嗜好。笔者在过去的论文中，之所以使用这种具有直观效应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通过采取渐进取消出口退税和增加财政赤字等措施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对推进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现在，笔者针对新冠疫情导致我国因对外贸易急剧萎缩而出现的大量产能过剩问题，再次讨论在将这些过剩产能转向为国内生产时“产品卖给谁”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贸易顺差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足和企业部门投资不足所导致的，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物，从而使净出口产品所代表的实际经济资源在国内得不到“就业”（凯恩斯广义的就业概念），所以采取了通过国外需求消化这些实际经济资源所生产出来的过剩产品（净出口产品）的做法，而前述人民币汇率定值过低和出口退税则更加强化了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这些实际经济资源不再转化为输送到国外的净出口品，除了采取渐进提高人民币汇率定值并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措施外，政府还需要通过增加财政开支提供基础货币供给（现金和准备金），以使居民和企业能够购买下这些实际经济资源转产国内适销对路的产品，确保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与生产能力相一致。

如此，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即“产品卖给谁”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比贸易顺差情况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解决了净出口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其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

5

政府财政赤字是恶魔吗？

“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是什么含义？

这就需要先从主权货币的性质谈起：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发行其货币，其国民就没有可用于交税的货币。主权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发行主权货币并通过税收回笼其货币，这是现代货币体系运行的基本事实。

显而易见，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税收等于其财政开支，国内私人部门就不可能有净盈余（净货币收入）；只有在财政开支大于税收即赤字开支的情况下，国内私人部门才能有净盈余，即“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盈余”，也就是“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盈余=0”。正是所谓的赤字开支在提供基础货币供给，并转化为私人部门的净盈余，因此，财政赤字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一般地，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将封闭经济情况下的上述会计恒等式表述为：国内政府余额+国内私人部门余额=0；而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国内政府余额+国内私人部门余额+外国部门余额=0，这里的“余额”可正、可负、可为零。在这个会计恒等式中，国内政府余额为负时，意味着本年度该国出现财政赤字；国内私人部门余额为正时，意味着该国的私人部门在本年度实现盈余；外国部门余额为正时，则意味着本年度外国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对本国实现贸易顺差，换言之，本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逆差。

按照这个会计恒等式，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负值）+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盈余（正值）+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正值）=0，也就是，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盈余（正值）+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正值）=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正值）=美元作为所谓“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

假定美国国内私人部门盈余为0，美国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在中美贸易的情况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一部分，这说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元外汇占款是美国政府运用财政赤字调配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经济的产物。

如果我国不再允许外国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开支调配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服务其国家利益，而是在贸易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将我国实际经济资源服务于中国人民，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如下会计恒等式：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国内私人部门盈余=国内私人部门的财富。如此，中国国内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由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所提供，而不再允许由外国政府的赤字开支所提供，这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藏富于民”。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再也无须通过出口赚取美元再兑换成人民币，而是政府直接向其支付人民币使其为国内生产；中国就减少了“僵死无用的”美元金融资产，却增加了与其等值的实际经济资源。

这就是前述“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的含义：中国的基础货币供给将完全通过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或央行的主权信贷所提供，从而终结外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开支通过美元流入中国而将人民币作为其货币代用券占用人民币基础货币供给的历史。

那么，财政赤字开支将如何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解决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呢？它将如何把原先用于净出口的资源转变为国内生产力，进而强有力地启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呢？

举例而言，它可以通过提高公费教育开支比例、提高医保中的公共开支比例，将其货币供给提供给教育部门、公共卫生保健系统，这些部门将会按需吸收上述过剩经济资源。公费教育开支和公费医疗比例的提高程度与居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提高呈正比例变化，这将大幅度地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地促进居民最终消费，使居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得以解决。

它还可以通过国家实验室、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将货币供给投入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如免费高速公路建设和急需资金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它们也会按需吸收这些过剩的生产性资源，这将大幅度降低私人部门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参看本书第八章），提高其赢利能力，企业部门扩大投资的热情就被调动起来了，投资不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此，在国内存在过剩的生产性资源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通过低估本币价值和采取出口退税的措施将其输送到国外，被外国政府的赤字开支所利用。只要在现有价格水平上，通过本国政府赤字开支直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就可以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不仅可以使过剩产品的价值在国内得到实现，还会将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并持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目前流行的“政府财政赤字即恶魔”的理念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在其概念中，财政赤字开支的去向不见踪影了。但上面的讨论已说明，政府财政赤字在提高国内私人部门的收入和“藏富于民”的同时，并没有神秘地消失，而是提供了免费或极低收费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医疗保障等）等公共产品，提高了生产力。

具有完全货币主权的政府因为垄断其货币发行权，所以其财政开支从来就不会受其财政能力的限制，但要受其可以支配的实际经济资源的制约，只有在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情况下，才能使其可支配的实际经济资源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支的目标应该是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不应该考虑赤字率的高低，换言之，赤字率的高低并不重要。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版绿色新政和新基建提供巨额公共投资的资金保障，消化由于疫情阻断外销而导致的大量生产过剩，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并保持物价稳定，我们就必须打破“政府财政赤字即恶魔”的理论迷信，解放财政生产力，这是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贾根良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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