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期待已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立即引来各路媒体和专家的解读，甚至有媒体推出了“百姓阅读版”，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上。

不过在我看来，理解重要文件精神，首先要注意的是应该理解句群意思，而不是寻章摘句做断句式的注解。重要文件都是经过漫长的程序锤炼而成的，每个句子都要放在句群中去理解其意义，并且句子在全文中的位置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含义。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开篇就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个句子由于其在全文中的位置，就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它阐明了全文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国际国内形势的统一性，在当前形势下，国内的改革工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体系运行的重要部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整体统筹的。对后文的任何句意理解，如果忘记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体统筹这个前提，都将是偏颇的。

《公报》提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联系其在全文中的位置，这里有两层含义值得注意，一是指出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成果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重大意义在于：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进入“改革2.0阶段”的标志。二是之所以改革要有新的起点，为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所以要通过进入全新的改革阶段来进行，是因为时代条件发生了新变化，因而出现了新形势、新任务。这个时代条件的变化在何处指出的呢？就是从前文提到的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统筹中指出的。至于国际国内形势具体如何变化，如何给出了新的命题的，并非《公报》本身要回答的问题。这方面，笔者在观察者网有多篇文章进行过讨论。

《公报》写到“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这是统领全文的指导思想段落，其中含义丰富，这里不能一一解读，但值得提出的是，“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改革整体性、协同性思想在后文又多处提到，这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全文第一次提到“市场经济”一词，放在了指导思想之下，并且有“社会主义”的定语，因此，各种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思路都是违背改革的指导思想的。

《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一部分非常有新意，有多个新的提法，其中蕴含的意思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各种改革措施会以充分释放社会活力为圭臬，并且分配体系会有新的重要改革。当然，这一部分是高度概括的，需要更多的细则才能更好理解。

《公报》提出，“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提法，并且加了时间限制：2020年。

《公报》写到，“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这里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应该如何理解？我认为，正如我在《为世界提供中国的宏观经济方法创新》一文中曾经分析过的，在科技已使经济体系高度系统工程化的时代，大企业需要发挥好“系统集成者”的角色，中小企业才能真正展现出活力，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其实正是系统关键环节的调节作用，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则是系统中广泛的组分单元，其活力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活跃度。

《公报》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这段意义重大深刻，“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提法非常重要。要充分理解这段的重大意义，需要比较长篇的论述。这里简要言之，即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各国的国内经济都是全球经济价值链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日益发展成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大的最活跃的部分。这样的时代，更深的开放其实是更进一步发展的必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吸引全世界的资源到中国来进行配置，而中国也将“走出去”到全球去配置资源。二十国集团（G20）今年9月的圣彼得堡峰会所关注的重点“国际经济事务国内化”其实与这一段意思是统一的。

《公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是放在社会治理机制中提出的，这实际上也就明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背景其实是针对全球大环境的时代变化的，本质上跟美国的“全民反恐”是同样的背景。这也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权力行使方式给出了提示。

纵观《公报》全文，一个给人以整体性的深刻印象之处是：全文处处体现出改革要“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基调，这种对系统、协同的强调，非常贴合时代发展。当今世界是系统工程、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微观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强，这种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之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在政治自主自信的前提下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系统重要性，因此如何把握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就成为最重要的课题。我认为，十八大以来，实际上理论上多次提出这种整体性、系统性、一致性问题，存在着三个“统一”值得关注。第一是国际国内形势的统一看待，即“统筹两个大局”；第二是历史与未来的统一认识，即“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与“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第三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高度统一，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