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月】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学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研究完习近平主席十九大报告后，在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发表文章，称所谓“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的道路选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再现，是中国在承诺为邻国提供保护，取代式微的西方势力。

在其看来，中国正在复制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之间的日本模式：宣称西方衰微，诉诸泛亚洲团结，霸凌邻国，中国领导下的贸易和货币区域图景，中国新的西式武器，鼓吹北京融合了西方科技与东洋道德并将成为未来的超级强国。

不可否认，在国际政治的大棋局中，新玩家在挑战甚至替换老玩家的路径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但中国真的在复制日本，意图建设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吗？

日本的妄图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逐步实施大陆政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理想，它可以追溯到1938年近卫声明中的 “东亚新秩序”。“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策动成立伪“满洲国”，以“日满支”为不平等的政治实体，三地一体化并排除欧美势力，最终实现日本在各个领域统领东亚，成为东亚区域霸主。

1940年5月，德国闪电袭击西欧，在短短的1个多月内，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相继溃败，南洋一带成了防务薄弱的“真空地带”。在此绝佳时机，日本军部间酝酿已久的“南进政策”正式付诸实践。1940年9月，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随后战车不断向太平洋开进。

在此过程中，日本与苏联订立《日苏中立条约》来稳固北方，并建立了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来构建可以“放心”南进的外部环境。此时，南进成为了联系“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在纽带，共荣圈范围扩张到以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尼）、葡属提摩儿为核心圈、以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大洋洲各岛为外轮廓的广袤地域。

在理论上，“大东亚共荣圈”诉诸“国际正义论”，寻求领土和资源的再分配，并打上以黄种民族反抗白种民族的种族革命的旗号。在秩序上，“大东亚共荣圈”强调“各得其所”，不是各成员都处于平等关系，而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天赋保全自己。正是因为各国力量不同，勤奋程度也不同，所以不可能是平等关系。

可以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主张以武力为手段征服东亚、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各国，进而支配全世界。日本复制西方殖民扩张的模式，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此对抗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日本在其中要始终保持先进地位，形成一种等级分明、僵化固定的秩序。

针对战时日美谈判，日本认为，美国曾在加勒比海大肆扩张，因而对日本的野心能够理解，甚至提出日美两国共同主宰太平洋。而美国为了在华利益，在交涉中死咬中国问题，两国争锋相对，最终谈判破裂。日本自身实力欠缺，不足以形成绝对优势，而发动战争侵略他国实为不义之举，在反侵略、尚和平、重主权、倡民主的世界大潮下，“大东亚共荣圈”的幻影注定破灭。

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的粉饰

西方的集结

70多年后，历史情境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地域上或是手段上，中国不可能重复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或许汉森想强调的是东西力量此消彼长下，曾经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同作为既存秩序挑战者之间的共性。

这样的看法绝非汉森的一家之言。在12月16日，东京举行的日本保守政治活动议会（Japan CPAC）上，特朗普曾经的首席策略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发表讲话，同样将今时今日之情景类比为20世纪30年代，那时自由阵营对纳粹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班农认为，每年近5千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使美国活生生的变成中国的“朝贡国”，中国的优势日益剧增，而这正是美国25年来的战略假期和姑息政策造成的。

在西方的政治理论模型中，一个国家的富裕会唤醒公民意识，继而推动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的形成。因而，过去的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都乐见中国的富裕。但如今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成了一个“重商主义的权威国家”（mercantilist authoritative system），极大的侵犯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班农在会上呼吁日本抓住自身的命运，重新寻求国家定位，与美国并肩作战，遏制中国。上个世纪，美国没有直面现实，采取了缓兵之计。而眼下绝无简单的道路可走，只有艰难的决定。

无独有偶，英国《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大谈“中国渗透”，再次呼吁西方阵营的团结，利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对抗中国。英媒的发难要从本月5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提议推行新的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说起。澳官员自爆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献金”引发了总理特恩布尔近乎偏执的“反华渗透”运动。这一举动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响应，各国纷纷拉响对华警报。《经济学人》杂志把中国的影响力冠以“锐实力”（sharp power）的名号，意在指明不同于基于一国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正面感染力所构成的软实力，权威主义国家以“锐实力”刺入、渗透乃至穿透外部信息环境，操纵西方民主国家决策者的心智。

如果说，在过去西方媒体的话语中，“中国威胁论”是主旋律的话，那么现在“中国野心论”则是高基调。在其笔下，中国恃富而骄、凭陵孤寡，企图用钱买通世界。伴随中国的崛起，其影响力之深之广让西方始料未及，中国的身份从一个潜在的“威胁者”转变为一个明面上的“较量者”。让美国更难接受的是中国将自身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威胁”已然存在，西方在揣测摸索中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西方媒体需要竭尽全力渲染中国野心之大，影响之深来统合西方阵营，必要时候共同协作，可以的话分头行事。

中国的愿景

中国深知在资本全球流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存道路无非两条，一是以武力打开海外市场，扩展殖民地，求得本国的单一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互联互通，相互依存地发展，以达到共存共荣的局面。上世纪的日本选择的是前者，而中国会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因而我们不搞同盟、不结小圈，强调自愿、奉行平等、坚持开放，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以共同发展。

归根结底，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本质上是侵略的而非建设的，基本着眼点在解决当时的战争而不在长远。它虽然标榜东洋道德，却未践行东洋道德。中国今时之愿景，绝非划定特定的势力范围，而是抱着开放合作的态度，冲破东西文明冲突之枷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探索共同命运之走向。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当今乃至未来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路径。

这样的愿景与格局仍然频遭质疑。美国政客以对华贸易逆差说事，不惜自降身份为“朝贡国”，也要唤醒世人中国曾作为一方“霸主”的记忆。其实，贸易逆差额跟计量手法密切相关，涉及国内加工返销、离岸中转等因素，所谓“近5千亿美元”着实夸大。美国在对华贸易中获取的消费者利益等各项红利则是没有被讲述的故事的另一面。

在当下，以党领政的权威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也是被西方诟病的症结。这与西方以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治理模式相去甚远，也使他们联想起一个熟悉的对手——苏联，由此冷战的思维继续延续。然而 “集中力量办大事”，稳中求进的中国模式有自身的优越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青睐。中国以自身逻辑方式迅速崛起，恰恰也证明了西方治理模式没有其所谓的必然性。

除冷战思维以外，西方价值之固有壁垒也不得不提。这种无形的“屏障”上世纪的日本切身感受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打败了老牌帝国沙俄。然而，纵使全盘西化，成功挤进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行列的日本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从未被西方世界真心实意地接受。

中国崛起的今天同样遭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不公和偏见：为什么其他国家在南海搞岛礁建设无人问津，换做中国就要被扣顶藐视国际法治的帽子？为什么在美国，一个政客拿犹太人的钱不是问题，但拿中国人的钱即使合法也会引来政治偏见等等。

西方自然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发达带给人类历无前例的便利，西方法治观念与制度文明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理性和效率。但现代社会不是亚当·斯密所言工业分工加市场交换等于丰裕社会的逻辑，也远非法国启蒙运动提倡的“自由、平等与博爱”，资本沿着自身脱域性发展的轨道一路狂奔。贫困、资源困局、生态困境、恐怖主义等共同灾难提醒着人类其得到的与失去的同样之多。中国无非想克服这价值屏障之种种，以国际秩序积极建设者的姿态，本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念与大同思想，济弱扶贫、取长补短，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

对于中国方案及智慧的输出，西方社会是紧张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及民主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正是凭借强大的实力为支撑的，对这一进程他们再熟悉不过。美国学者重提“大东亚共荣圈”与其说是夸大中国在西方“衰落”下复制日本的模式，倒不如说是害怕中国崛起后挤占自己的道路。

（作者系武汉大学边海院与早稻田大学亚太科联合培养博士生，国家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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