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大争之世”下,中国外交的六大巨变

来源:人大重阳

2022-10-21 08:04

金灿荣

金灿荣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

【导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于8月24日在人大重阳进行主题为“中国外交这十年”的讲座,本文为讲座实录第一部分。

【文/金灿荣】

过去十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很多事,非常不平静。总结一下挺好的,尤其是对中国,中国人要做出更好的解释。

中国现在发展相对来讲是相当好的,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和挑战。过去十多年的全球增长,大部分增长是中国提供的,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所以,总结一下过去十年很有必要。

我今天的任务是对过去十年的外交做一个点评。坦率讲,过去十年外交的特点很多,值得讲的内容很多。今晚在讲座的有限时间里,我只能挂一漏万,这没有办法,而且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国关学界藏龙卧虎,观点很多元,我只是讲一种看法。

我的总观点是,过去十年我们处在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内外政策都有变化,包括外交政策,但我有一个感觉,无论是内部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有一个目标,就是民族复兴。

民族复兴概念是梁启超先生最早提出的,然后由孙中山先生作为政治家正式写入他在1919年出版的《建国方略》里,一直传承下来了。过去,民族复兴主要是一种愿望,但是这十年就变成了实践,扎扎实实在做了,因为有现实可能性了,具有国力基础了,这是一个总的特点。

总之,过去十年,在新时代内外政策都有变化,无论怎么变,有一个目标很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服务于总目标的方向之下,我国外交有一些好的东西继承下来了,比如对中国主权的重视、对国际义务的重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重视,这些都没有变。也确实有一些变化,不变的部分我不讲了,我重点讲讲变化。

1.过去十年中国外交的六大变化

一是自我定位变了。

在十年前,我们是世界大国,还是地区大国?定位不明确,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东亚地区大国。但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要有相应的实践。大国外交就是以前我们经常指出的美苏等级的外交。在自我认知中,中国的世界大国定位就确立了,这是新定位。

二是新风格。

以前我们的外交是反应式外交(Reactive approach diplomacy),十八大以来就变成积极进取的外交了,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这一变化闹得美国人有点无所适从,因为美国人很适应一个低眉顺眼的中国,中国人突然讲话很坦诚,他们有点不习惯。我们叫做“积极进取”,他们说我们“咄咄逼人”,个别时候还指责我们aggressiveness,说我们有侵略性。但没有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外交风格肯定会变的。

三是开始主动地提出很多新的外交理念。

最引人注目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同样的思路里面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等。

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理念很乱,西方很强势,推广它的普世价值,觉得真理在它手上,不听就是异端邪说。当然各种其他社会就用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来抵抗,这坦率讲不利于人类内部合作团结。

所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好的,有针对性。现在这个世界有点碎片化,这个时候强调人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分享着共同的未来,共享未来(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这挺好的。

另外还提出了很多新倡议,以“一带一路”为标志。还有很多具体新政策理念,比如在大国关系里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里倡导合作共赢,在世界经济里强调包容性发展,在周边外交强调“亲、诚、惠、容”。

四是一些新的外交实践。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国主动倡导成立了两家新的银行:一个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这对美国也是有一点刺激的。我记得网上有一些人把“中国制造2025”看得很重,有一些中国网民——主要是右派公知——说就不该提这个,要做就悄悄做,宣布干什么,刺激了美国。更有人说,2017年央视拍的《厉害了,我的国》刺激了美国。

我感觉美国的变化还要早一点,2014年、2015年我们提出亚投行、新开发银行,而且搞成了,这对它刺激很大。因为美国控制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金融,所以美国觉得金融是它独占的领域,对中国介入这个领域挺生气的,对它刺激挺大的。

但这种新实践又是必须的,因为原来国际金融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西方掌控之下,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现在中国倡导建立两个新银行,这两个银行是按照西方规范来做的,但是确实在促进发展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源。这是好事,对世界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好,因为中国作了贡献,这方面影响力上升,对我们也挺好,是多赢的。

五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一直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感觉自十八大以来,过去十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的积极性更突出了。

在这块我稍微多说几句。全球治理原来都是西方来治理的,尤其是美国治理,从中国进去以后,坦率讲,全球治理增加了新元素。我总结了美国那套全球治理哲学和中国的有四点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美国永远以它自己和美国盟友为中心,但中国强调全球治理必须依托联合国为中心,这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思路从法理上讲更好。

迄今为止,在国际社会中合法性最强的还是联合国,代表性最好的还是联合国。现在美国动辄把联合国甩一边,以它和所谓的七国集团发号施令,不把联合国当一回事,它的多边主义是伪多边主义、小集团多边主义。中国强调的多边主义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更反映了国际社会多数人的愿望。简而言之,美国是以小集团为中心,中国是以联合国为中心。

第二点不同,是美国重视安全,我们更强调发展。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从成立到今天一直有两大使命,一是发展,一是安全,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很肯定地讲,西方国家是更重视安全,对发展是有所忽略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占多数,现在真正进入发达国家集团的不到20%;严格讲,西方集团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80%多的人口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硬任务、硬道理。现在主导世界格局的西方集团的重心永远是安全,发展就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

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强调发展。2020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出国,我印象中过去和西方同事开会有一个特点,在美国开的会一定强调安全,在北京开的会一定强调发展。我曾经跟一个美国朋友讲,安全是花钱的、发展是赚钱的,这边琢磨的是赚钱,你们琢磨花钱,长期来讲对谁有利?不言自明。

第三点不同,是我们重视平等性,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近十年,我国特别重视和别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马尔代夫也成了战略伙伴,弄得有些西方媒体不太理解。马尔代夫50多万人,在海淀区属于两个街道的人数,但我们中国就承认它是战略伙伴,在法理意义上是平等的。

这一点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搞等级制的,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在美国战略精英眼里,世界就是分等级制的:

美国在第一等级,它是“婆罗门”;

它的亲戚英国是它亲爹,以及从英国独立分家的三个弟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第二等级;

然后是它的盟友,日本、韩国、德国、法国,都属于第三等级;

第四等级是伙伴,比较多,泰国、马来西亚、巴西等都属于第四等级,其实印度也属于第四等级,只不过美国有时候会故意把印度抬一抬,但它就是第四等级;

中国在第五等级,是战略竞争者;

俄罗斯因为跟美国撕破脸了,在第六等级;

第七等级就是美国公开敌视的国家,如朝鲜、伊朗,过去一段时间也敌视委内瑞拉;

第八等级最惨了,就是以前奥尔布莱特女士讲的失败国家,更恶心的措辞是前总统特朗普讲的“屎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这描述好像到今天仍有影响,最近布林肯去非洲,非洲对这个很恼火——管我叫做“屎坑国家”,还跟我套近乎。

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即美国比较明显,在外交态度上表现为等级制,而我们是平等的。

第四点不同,是我国强调不干涉内政,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平共存,而美国是要干涉人家内政的,而且它正义感凛然,觉得我比你道德优越,我就是要干涉你的内政。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把新的全球治理哲学带进去了。而且我个人感觉这是好的,它比原来西方一家说了算,尤其是美国说了算好多了,是好事。

再下来就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这块最明显的是明确承诺碳达峰、碳中和。到2060实现碳中和,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时期,正在爬坡期,工业能源使用量还在往上走,不像西方老了,“饭量”减少,碳排放减少,但咱们也承诺了,而且很认真在做。西方承诺挺好,但它不做,特别是美国这一点挺明显的,它没有很认真地在气候变化方面作出具体的贡献。

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全球日碳排放动态变化(图源:The Innovation 创新微信公众号)

第六个变化,是强调外交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

现在有一个全球电话“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领事保护大大加强。过去十年,外交部总体人员比较少,控制比较严,但领事保护司的人员大大增加,很简单,任务重了。所以,外交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块是过去十年外交的新动向、新特点。

这是对过去十年的粗略概括。到新时期了,内政外交都有目标了——民族复兴;反映在外交上,在继承很多优秀传统的同时有一些变化。

2.世界进入“大争之世”

今天这些新的变化是有成果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肯定是上升了,像“一带一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很受欢迎的。这十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外交系统的努力,中国外交还是成就卓著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随着我国外交的变化,就会有一些外部反应了。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情况是国际格局更乱了。

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正式做了一个判断,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和以前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比,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的追求永远不变,但现阶段应该讲世界是比较乱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古人会用一个更简洁的词来形容它,即世界进入“大争之世”,乱象更多、矛盾更多、冲突更多。眼前看到的一个大冲突,就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是百年变局的具体表象,反过来又会加速百年变局,这是我们遇到的情况。

在大争之世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美矛盾上升了。这是一个大的特点。原来中美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的,现在很显然是矛盾面占上风。就全球影响来讲,中美矛盾的影响也在上升。两面说,双边关系里矛盾面上升,同时中美双边关系在全球的重要性也是上升的,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更大了。这是一个现实。

3.中国的五大外部挑战

对中国来讲,中美关系恶化对我们带来的外交挑战更大了。我先罗列出中国现在面临的五大外部挑战,大家可以补充。

第一个挑战是中美关系全面恶化,而且这恶化会持续很长时间,一时半会好不了。

这也不是中国单方面妥协就行的,单方面妥协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恶化的主要责任还是在美国,而美国是骨子里不接受中国崛起。这里面有种族主义的成分,一个非白人国家干得越来越好,有超过我的势头,那哪行?种族主义很害人的。

世界第一强国、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现在正儿八经地把中国当对手了,两党一致开始全政府外交,各部门协调一致对付中国,这是现在中国外交的第一挑战,且这挑战会持续很长时间。

第二个挑战是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对中国崛起也越来越难以接受,包括欧洲、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这跟美国矛盾略有不同,中美矛盾更全面,其他西方国家和我们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全面,是局部问题。

第三个挑战是部分周边国家不接受中国崛起。这里不点名了,大家可以意会;中国是大国里面周边环境最差的,这一点大家也要知道。

我是研究大国外交的,中国外交有四块: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得告诉大家,周边为什么很难处,一般关系过得去,但铁杆盟友很少,因为中国周边太复杂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是所有大国里周边环境最复杂的。我们陆地上14个邻国,海上8个邻国,有2个邻国即越南、朝鲜重叠,去掉2个,还有20个邻国。不光邻国多,而且很复杂,有很大的,有很小的,大到俄罗斯,小到不丹;同样有很发达的,也有很落后的;什么政治制度、什么宗教都有。

中国的周边环境客观上不是一般的复杂。大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确实有少数国家真的内心不接受中国崛起,大家猜也能猜到是哪几个国家,我就不点名了。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附带讲,大国中周边环境最好的就是美国。两个邻国,南边墨西哥、北边加拿大,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北边是它“亲弟弟”,南边是它家“世代长工”,它一生气就欺负人家,矛盾外移。这也就是羡慕的份。

反正我们的命就是这样,周边特别复杂,国家多、人口多、情况复杂,有一部分和我们的关系还相当不好。如何处理好这些国家关系?邻居搬不走,但内心又不接受中国崛起,这真挺难的。

第四个挑战,海外利益非常多,但保护手段缺乏。这是客观情况。

我们现在海外利益越来越多,可是现在保护是不是有缺陷?当然中国政府很负责任,尽自己的能力保护,这几年撤侨花很大的力气,有些撤侨案例还不错。但总体来说,保护手段是缺乏的。

300年前西方人跑到欧洲以外去殖民,三管齐下:先是军队去把人家打一顿、把地方抢了,然后商人去把地盘瓜分了,再之后派传教士给人家一本《圣经》,告诉他我打你、我抢你是上帝的意志,你要老老实实听从。我们国家就单兵突进,就是企业出去了。

坦率地从军事上讲,现在我们缺乏保护手段;从舆论和思想上讲,我们没有传教士,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帮西方向中国传教——人大重阳是一个例外,人大重阳是往外宣传正面信息,但相当比例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帮西方向中国传教的,对中国企业很挑剔,中国企业在外面受委屈没有人帮他们发声,出一点事天天骂。所以,中国企业挺可怜的。

这些是一大外交问题,我们的利益走出去了,也挺快,面挺大,量挺多,但真的没有保护手段,很危险。

最后一个挑战是国际责任增加,现在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聚光灯下,出什么事得找我们:“碳中和”,中国要承担最大的责任;斯里兰卡出事了,用所谓“中国的债务陷阱”诬蔑我们。明白人都知道中国债务只占整个斯里兰卡债务的10%,国际商业资本是48%,都是西方债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就说你们导致了斯里兰卡债务陷阱,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困境。

总之,这十年,进入新时代以后,外交确实有很多变化,变化总体来讲是对的、应该做的,客观上就是提升了中国国际影响力;但不可避免有反弹,反弹的结果是美国对我国的敌意更重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随着其他方面的矛盾突出,外交的挑战还是挺多的,我只是列举了五个。

现在就外部挑战来讲,有两个东西可能比较突出:一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看起来恶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都是非常严重的;二是台湾问题,对我国的牵制更大。台湾问题不是外交问题,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内政问题,但台湾问题对我国的外交牵制变大了,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台当局越来越猖獗,国际势力利用台湾牌牵制我们越来越猖獗,现在我们一多半的外交资源要应对这个问题,这是最新情况。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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