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在近期美国政治里，美国蓝领工人群体，以及美国工会受到与日俱增的关注。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得选举人票上的大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部各州支持共和党。特朗普执政中体现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和“重振制造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工人的诉求。

无论是以保护主义政策代表的“右翼民粹”思想，还是以高福利、“保障劳工权益”为代表的“左翼民粹”思想都在近年来获得很大政治影响力，其实质都是美国社会对建制派精英、全球化、里根与克林顿时期“第三条道路”的不信任，而美国工人和工会在近年来集中体现了相应思潮。

近期由前总统奥巴马投资、记录福耀玻璃在美建厂历程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将中美两国企业制度文化差异，尤其是美国工会放在公众聚焦之下；通用汽车近期发生十年以来最大罢工，也不由得令人想起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先前“通用就是死在工会上面”的评论。

来源：《美国工厂》

本文对美国工会的由来和演变作简要介绍，旨在介绍美国工会的性质、政治观点及当今政治影响力。

美国工会的由来和演变

美国工会是由自然人（工人）组成的组织或法人，其目的是通过在劳资谈判中集体一致行动争取成员权益。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17世纪）即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工人、农民罢工，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罢工和工会组织；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殖民者定居点小而分散，另一方面是由于罢工在当时英美法系中属于违法行为，例如佐治亚州萨凡纳1746年木匠罢工即受到犯罪指控。

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开始影响美国劳动者的组织形态；随着更多劳动力从欧洲和美国农村来到城市，师徒授业和小作坊劳动被劳动密集型大工厂取代，工人开始通过集体谈判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条件。

在19世纪前期，美国法律仍裁定工人集会为非法，但具体案例判罚中体现出了酌情从轻判罚的态度。在1842年3月的杭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中，麻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裁定“出于法律目的组织起来，使用法律手段视线目标”的工会组织为合法，此为美国工会合法化的标志性案例。受此鼓舞，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工会从19世纪中期开始涌现，寿命短暂且组织并不成功的全国工会（NLU）也为今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

杭特案时任法官Lemuel Shaw

我国语境下的“工会”带有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进步特点，而美国工会从最开始便具有精英主义色彩，提倡美式共和制，主张财政平衡和减少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同时美国工会也具有一定排外性，甚至种族主义色彩。在大规模工会成立之前，美国罢工很大程度上源于“工匠大师”和年轻工厂工人、移民的矛盾。

美国历史上首个有效进行全国组织工会是1869年成立的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该组织在19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发展壮大，吸纳了不熟练工人、欧洲移民等成员，但也由于成员内部政见不统一而只能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反对童工、增加福利等“政治正确”的技术性要求；其领袖泡德利（Terence V. Powderly）等人反对激进左翼，对骑士团的工人运动也持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

劳工骑士团对于南方黑人遭受的种族隔离政策袖手旁观，对中国劳工则进行明目张胆的歧视，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排华运动中犯下极恶劣的罪行，例如1885年的塔科马驱逐华人事件（华人劳工占华盛顿州塔科马人口的约十分之一）、石泉城大屠杀、1882年排华法案、1885年雇佣外籍劳工法案等；这些案例使得该工会“不反对移民”的声明虚伪可笑，也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前美国左翼政治运动中“有些人更加平等”的现象。

劳工骑士团后来逐渐被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取代，而AFL始终强调自己的“中间立场”和非政治化特征；大量移民工人、黑人和妇女被排除在外，AFL也没有为争取弱势群体权益进行大规模抗争。

历史学家谢谷德（Peter Shergold）通过对比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匹茨堡和英国伯明翰发现，美国熟练工人的实际收入（考虑物价等因素）是英国工人的两倍，而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与英国类似，却要面对远高于熟练工和欧洲同行的工伤风险、更长工作时间、更少社会福利[1]。

由于美国工会组织的排外性，它们在很长时间里应该被称为工艺工会（craft union）而不是产业工会（industrial union）。随着资本和政府的规模不断壮大，小规模工会日益丧失与资本家的议价权，也丧失对政治的影响力。

美国的左翼人士在19-20世纪交际曾经试图推进行业内所有劳动者参与的大公会（One Big Union），该运动后来获得了美国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但遭到来自企业和主流工会的抵制，因而很快销声匿迹。而AFL等主流工会一方面避免强调动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主张，一方面同样被企业家和右翼反共人士视作敌人，处境可谓左右两难。

一战时期工会演变集中体现了左翼人士和美国主流工会的分歧，以及美国的政府-工会关系。

美国工厂在一战中全速运转，劳动力充分就业，AFL等工会组织借此要求增加工资和工会影响力。为了避免战时发生大罢工，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War Labor Board）与工会谈判，并将工会领袖龚帕斯（Samuel Gompers）纳入重要的国防委员会。作为回报，龚帕斯和AFL等工会大力支持美国参与战争，并激烈批判当时的对手工会、左翼反战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导致后者最终被美国政府关停，影响力一蹶不振。

而在AFL借战争机遇大举扩员之后，美国政府和企业家又认为这类主流工会也太过“共产主义”，叫停了大量工人运动，AFL的影响力也每况愈下。在龚帕斯等人去世后，美国工会在战时积累的影响力随即瓦解。

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胡佛、罗斯福总统先后推出优惠工人的政策。与此同时，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民主党成为主张政府干预市场、提供社会福利的左翼进步主义政党，与工会暂时结盟。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苏法案》允许工人自行组织和集体谈判议价，并部分保护工人免受企业家和反工会组织的暴力和囚禁；在罗斯福时期，美国工人（尤其是低收入工人）群体开始脱离始于林肯时期的政治盟友共和党，转向民主党。

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8月14日签署《社会保障法案》，社会保障成为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随着苏联在国际上影响与日俱增，美国工会也更频繁地被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美国政坛和社会的反共情绪波及。左翼人士再度成立了自己的产业工会“产业工人联合会”（CIO），与强调“中立立场”和工艺工会组织形式的AFL形成竞争，取代AFL成为美国罢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而美国右翼则在二战以后团结在共和党旗下，形成了多个反工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战后工人运动中煽动反工会情绪，甚至涌现出以“揭露工会腐败”为名进行反工会宣传的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等右翼民粹宣传家；1947年旨在限制工人运动的塔夫茨-哈特利法案标志着工会势力再次衰落。

在这种大背景下，AFL等去政治化的工会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最终在五十年代与左翼工人组织合并形成延续至今的全国性工会AFL-CIO。两工会于1955的结合标志着美国工会规模达到史上高峰，此后工会也在平权运动等左翼运动上发声，支持肯尼迪等美国左派政客；然而总体而言，由于罗斯福时期政府、工会和工人的同盟不复存在，美国工会自五十年代极盛时期便开始一路衰落。

1981年的职业空管员组织（PATCO）罢工运动失败标志着工会运动彻底失势。该组织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曾支持里根，但在1981年8月由于对里根政府提供的空管员涨薪政策不满而罢工，并波及美国大量商业航线。里根政府的交通部对此作出强硬回应，紧急征召临时工，并对员工进行最后通牒，最终导致约13000名工会成员被联邦政府列入黑名单，PATCO随之解散。该事件导致美国罢工数量骤减，工会在美国企业，尤其是私企内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里根总统就罢工发表声明（图/美国白宫）

美国工会的衰落

美国在二战中遭遇了煤炭产业罢工，战后遭遇钢铁产业罢工，1946年几乎出现影响全国经济的铁路罢工，这些罢工运动都被视作“发国难财”，从而激怒了美国群众。

随着苏联成为主要威胁，CIO开始清除内部共产主义者，而AFL更是素来旗帜鲜明地反共；在意识形态上主动缴械的美国工会仍然在组织争取劳工权益的运动，但一方面缺乏群众——包括工人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仍然不可避免成为保守派共和党人，以及南方保守民主党人集火抨击的对象。

由于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背景”，民主党自由派也最终“出卖”了昔日盟友，如肯尼迪兄弟在五十年代向民主党-共和党保守主义联盟妥协；这对于缺乏政治支持的工会无疑是雪上加霜。

1959年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案直接管理工会内部组织形式，号称要在工会内部“维护民主制”，进一步削弱美国工会的政治行动力。

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工会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衰落，失去与政府议价的能力，成为日益式微的历史遗产。虽然通用工人在今天仍然能够组织罢工，这种小规模集体行动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对企业家的影响力都有限。

除政治原因外，美国战后的制造业转型也是工会日益式微的原因。

美国制造业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在二战时期则展现出工业大国的真正潜力。以现今“逆城市化”和工业衰落的典范城市底特律为例，底特律在1900-1930年间人口从30万增长到160万，仅仅在二战期间就又有30多万工人前来增援该城的军工企业。如前所述，工会和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在战争期间合作，其中包括企业为工人提供养老金等福利。

在冷战开始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AW）领导人、持反共立场的路泽（Walter Reuther）支持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为达成反共“统一战线”，路泽代表工会与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达成底特律协议（Treaty of Detroit），以长合同、高福利换取工人不罢工，随后企业又以高养老金许诺代替高工资。然而随着美国汽车企业在60年代投资失败，无法与欧洲、日本汽车竞争，汽车工厂无法支付养老金，形成巨额养老金黑洞。

由于20世纪初密歇根州的种族歧视远弱于其他地区，大量黑人工人涌入城市，白人资本家和管理者则迁出城市居住于郊区；随着罗斯福新政和南方种族隔离制度逐渐消失，更多企业前往劳工廉价的南方阳光带地区，底特律则成为基础设施老化、人员失业、底层黑人困在城市中心的失败城市，该城所在的密歇根等中西部五大湖地区则逐渐成为设备老化、产业衰落的“锈带”。

由于企业具有流动性，在全球化时代更可以跨国生产，工会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失去与企业议价的筹码；即使特朗普目前强令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劳工的高额薪资，以及曹德旺等企业家目前遭遇的工会斗争，也令许多企业不愿将“重振制造业”付诸行动。

美国工会的天然弱点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到，美国工会具有明显局限性，在美国政坛很少成为主流政治力量；虽然工会和工人在两次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但战后他们还是被美国社会排斥，尤其容易成为反共情绪的牺牲品。

美国工会的局限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们本身就是小团体，无法代表劳工的利益。

美国劳工组织工会最初是为了议价权，是劳工在强势资本家面前维护自身利益的自然产品，但这又决定了美国工会具有小团体的排他特性，一个资本家的工厂里很可能有多个规模较小的工艺工会相互竞争。而资本家不但实力雄厚，而且乐于挑动小团体间内斗，著名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s，曾出现于阿瑟·柯南·道尔的小说“恐怖谷”中）就曾经为资本家进行雇佣工贼、破坏工会、镇压罢工等间谍活动。

美国的工艺工会本质上是“工匠师傅”们在非熟练工人和移民工人冲击下自发成立的“精英”团体，与欧洲的行会（guild）有共同之处，其核心特征在于限制成员人数、排除竞争者、为会员争取市场和法律上的特权，公平从来不是这类工会的准则。不仅如此，AFL等工艺工会还与世界产业工人、CIO等要求劳动者大联合的组织展开工人内斗。

小罗斯福为了保护工会权益推出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案》，但该法案从法律层面要求工会以工厂为单位进行组织，而不得以行业进行组织，事实上断绝了CIO等组织在美国建立行业工会的可能性。事实上即使是在AFL与CIO两大工会合并的20世纪五十年代，这两家工会会员总共也不过占据美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了制造业衰落后、美国尚未从次贷危机恢复的2012年，AFL-CIO会员仅占美国劳动人口约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主流工会始终是小规模的排外性组织，当然不具备斗争能力和斗争意愿。

AFL-CIO官网声明

第二，应该承认，美国社会和英美法系具有强大的反集体主义、反社会主义传统，这使得工会在美国缺乏生存土壤。

在经济意识形态上，美国主流观点长期为保守财政、自由市场的观点，信奉市场竞争，不支持工人运动。在法律程序上，英美法系在历史上不支持罢工，即使杭特案等有利劳工的判决、法案也要求工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组织和谈判。由于政府对“合法”工会的监察，美国工会难以进行大规模、跨行业的合法工人运动，这种情况在共和党州更加不利于工人。而工人往往会因罢工和其他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活动，甚至恐怖主义活动遭到追责，政府有时会针对工人运动进行戒严。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工人运动往往因为暴力而饱受批评，但斗争中的暴力未必是工人们造成，例如1888年工人破坏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的恶性事件事后被指称是反工会侦探所为，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则是不明人士在人群中投掷炸弹导致死伤。

在社会舆论上，美国研究者调查档案并认为，由于当事警察和法庭对工会的同情，工会的犯罪行为往往得到从轻处理。[2]但二战后共和党支持者的激增表明，在外界威胁的背景下，工会的罢工运动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因而激起美国社会的大规模反工会情绪。此外，在经济危机爆发的初期，美国民众往往也会将其同时归罪于资本家和工会组织。

第三，在整个社会的反集体主义、反共情绪影响下，美国工会主动自废武功，寻求去政治化，因而缺乏行动力和组织力，这也是当前美国所谓新左翼（伯尼·桑德斯等人）面临的问题。

AFL是工艺工会在美国的集大成者，当其人员增加，该组织的政策是允许成员根据自己从事的生意自行组织子工会；而由于黑人、欧洲移民、妇女等群体不断加入，其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立场相差甚大，工会采取了避免争议、免谈政治的策略，但这一策略并没有令工会受到右翼人士的接纳。

在两次战争中，工会与美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以前述的UAW领袖路泽为例，他在二战期间便持有反苏联立场，致力于清理UAW和CIO等工会内部的共产党人，并代表美国参加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然而由于他争取劳工权益，在后来的平权运动中支持马丁·路德·金，路泽及其组织仍然遭到右翼反共人士的激烈攻击；激进右翼政客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声称路泽比“史普尼克（注：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或者苏联的任何政策更加危险”，尼克松称“没有什么事比总统受制于华尔特·路泽这种后台老板更损害我国利益”。

由于美国工会缺乏明确意识形态倾向和系统诉求，高度依赖领袖个人魅力，一旦工会领袖政治生命结束，工会的影响难以持续。

第四，工会斗争手段简单粗暴也是造成它们无法争取广泛支持的原因。

由于美国工会的小圈子性质，工会成员有时选择采取极端暴力行动，部分事件在美国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例如1922年的伊利诺伊州赫林大屠杀，美国矿业工人联合会杀死了23名非工会成员、由矿场主雇来取代罢工者的工人，引起社会哗然。部分工会组织，如全国卡车工会与犯罪组织交往密切，数次使得美国众议院举行相关听证会，其领导人贝克（Dave Beck）和霍法（Jimmy Hoffa）等人的内斗和腐败引起联邦政府调查。这些行为都被右翼政客和宣传家拿来做文章，抹黑左翼工人运动的整体形象。

美国工会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工会组织在美国处于持续衰落状态，它们却在近期美国政治中受到关注。当前的美国工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工会在美国持续衰落，从数据上表现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劳动在GDP中的比重自1970年以来持续下降（FRED数据，以工人的工资、奖金和补偿计算）。

其次，在美国工人中占比下降的颓势仍然未能解决：美国国家劳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各工会会员在2018年约占美国劳工人数的11%；而这一数据在八十年代初可达20%以上，五十年代还会更高。随着近年来大量非工会劳动力进入市场，保健、餐饮等工会色彩较弱的行业快速扩张，工会会员的比重被非公会劳工稀释。

再次，由于制造业总体上占比下降，短期合同工人数上升，美国工会成员的数量也在下降。这种现象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包括德国等制造业强国。

第二，工会仍然保留一定政治影响力，并与新近崛起的左翼民粹政客形成良性互动。

美国工会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占比差别极大，私企（包括福耀玻璃、通用汽车等）大多通过短合同工、产业迁移、反工会组织等手段摆脱了美国工会，但美国公众部门中存在数量较多的工会会员，例如AFL-CIO的会员在2012年占公共部门雇员的40%，包括邮递员、警察、消防员、教师等。

历史上美国工会不信任政府雇员，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中期改变；1958年纽约市通过的行政令“小瓦格纳法案”率先赋予政府雇员集体谈判议价的权利，随后工会在公共部门内快速扩张，并为雇员争取了一系列福利。这些工会的成员在近年来也有所减少，但难以被右翼人士根除，在2018年还组织了一系列席卷全国的教师罢工。

公共部门工会激化了两党矛盾，共和党认为这些工会企图影响公务员选拔，并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不必要的政府支出。自2010年以来，共和党控制的密歇根、肯塔基、西弗吉尼亚等六州陆续通过新劳工法律，鼓励劳工不参与工会。民主党则赞成在教育等部门加大公共支出，与工会成员利益一致。此外，私人部门的工会也与民主党左翼政客有共同利益，民主党政客认为，如果私企内工会无法替员工议价，他们应该在政府推进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例如曾经当过酒吧服务生的年轻众议员科泰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获得议员席位后曾建议设立餐饮员工最低工资。

众议院科泰兹

这些观点分化导致工会在民主党人中的近期支持率高达约80%，在共和党却低至约25%。部分工会积极支持民主党选战，例如规模较大的“美国联合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在8月底宣布鼎力支持伯尼·桑德斯。可以想见，工会的影响力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第三，随着美国年轻人逐渐影响政治，工会存在一定的复苏可能，这种变化有可能对美国愈演愈烈的右翼势力形成制衡。

仅仅2017一年，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新工人便占到新增劳动力的76%，而美国年轻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偏左，关注热点从传统的国家安全、财政赤字变成与社会正义相关的非法移民政策、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等问题，在政治上倾向于瑞典式的高福利社会民主主义，在财政观上也更倾向于支持政府支出。

盖洛普近三年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总体对工会的支持率在2017年达到十五年以来最高的61%，2019年达到五十年最高的64%。除意识形态变化外，这种变化也有经济原因；虽然美国近期就业率良好（拜特朗普的紧缩式移民政策所赐），但劳动参与率低、贫富分化等问题并未改善，不少年轻人在学贷、保险等重压下担心长期就业不确定性。当然，可能在近期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危机则是对工会不利的消息。

第四，工会在对外政策上支持反全球化政策，其政策主张结合了左右两翼政客的特点。

美国工会传统上反对跨国经济协定，认为这些协议可能造成美国本土工人丧失议价权，工作岗位外流。在近年来，工会致力于提高外国劳工标准，从而限制外国工厂的竞争力。

例如在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谈判中，工会早在克林顿竞选期间就提出，希望民主党能够推进旨在提高劳工待遇标准的跨国社会协议，这些协议需要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层面落实。由于工会错误地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激进态度，该提议最终未被美国政府采纳，但工会此后始终致力于跨国协议，并试图在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中加入更多有利于美国劳工的条款。美国的工会律师乔希根（Thomas Geoghegan）表示工会应成为美国“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的主要工具”，认为高福利的德国、法国和瑞典保持着相对完好的工业体系，而英美则通过破坏工会损害了制造业基础。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工会也注重与其他地区工会的互动，例如美国工会“我们的沃尔玛”在2016年与沃尔玛中国工人协会合作要求改善中国劳工待遇。

美国工会进行全球工人运动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他国家劳动标准的提高，对中国工人也有积极意义，但从长期来看也会对包括中美贸易在内的美国对外经济往来造成不利影响：

首先，工会支持的民主党有可能设定中国企业目前无法企及的高门槛，继续奥巴马时期开始规划的对华经济封锁。

其次，美国工会本质上是优先服务成员利益的团体，它们与其他国家工人的竞争性很可能超过合作性，其推进的贸易协定可能长期损害我国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利益。由于工会在民主党任期里可能发挥更大政治影响，我国应对美国重拾TPP等高门槛自由贸易区协议做好相应准备。

结论

美国工会是美国工人为集体议价、争取权益成立的组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但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百年间最为活跃。

由于美国工会的工艺工会特性，它们很长时间里是排外性的小团体，其政治观点也仅限于去政治化的加薪、福利、改善工作环境等，其政治影响十分有限；虽然工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政府参战，主动清除左翼工人，它们还是因为暴力罢工招致相当部分民众和政客的反对。在法律、反共思想和经济转型等作用下，工会逐渐式微，并转变为当前的左翼劳工组织。

福耀玻璃和通用汽车遭遇的工会斗争引起广泛关注，但私企内的工会已经难以形成左右美国政坛的重大势力，总体上甚至不会对这些跨国大公司造成影响。从《美国工厂》的案例来看，由于美国工会自身的排外性，工会也并未获得美国工人的一致支持。

与此同时，由于公共部门工会的存在，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和左翼政客崛起，工会仍有可能影响美国政治；即使桑德斯等左翼政客不能上台，工会也有可能加剧特朗普等人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美国的经济开放性，甚至全球经济往来。

总体而言，美国工会仍将长期发挥影响力，是值得我国学者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对象。美国的工艺工会、小规模工会在英美等国家广泛存在，认清工会的小圈子排外性，有利于企业妥善处理海外劳资争端，尤其是争取当地社会和政客的支持。

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尽管工会是反全球化的拥趸，很可能继续支持对华贸易战等鹰派政策，工会与左翼政客联盟后仍然对特朗普等右翼政客形成诸多方面的权力制衡，是日益极端化的美国政治中不应忽视的政治力量。

参考资料：

[1] Shergold, Peter R. (1982). Working-Class Life: The 'American Standar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9–1913.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 Frank H. Stewart and Robert J. Townsend, "Strike violence: the need for federal injunc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Feb. 1966, v.114 n.4.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