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美国共和党近期被曝光的“谎话红皮书”，应该说丝毫不令人惊讶，无论是从近年对美国政治的观察还是基于政治学常识，相信观察者们早就得出了类似结论。随着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攻击频繁化、常态化，纠结于初选、竞选期间的竞选言论意义不大，但把握美国的内部长期变化已经成为紧迫课题。

为什么近年来美国的反华牌屡试不爽，美国两党政客，包括甚至共和党“甩锅”危害的佩洛西、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等都不放过攻击中国的机会？“红皮书”的存在说明反华政策在美国市场巨大。美国社会的反华大趋势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只要美国政治制度一切照旧，美国的反华言论和政策就会层出不穷。

第一，美国两党在外事上的立场与共和党鹰派人士接近，这并不是特朗普时期才有的现象。从制度设计上而言，三权分立制度旨在对执政的总统团队进行制衡，但作为监督者的议会又不能快速、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也不具备总统的知名度和曝光度，在外交等重大政策上只能跟着总统的指挥棒起舞。

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评价“小红书”：真是一出好剧本

而从历史先例来看，美国人能够举出大量对共和党有利、对民主党不利的案例，比如“民主党总统开启战争（越南、朝鲜等），共和党总统结束战争”、“吉米•卡特（民）外交大失败”、“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共）赢得冷战”等，这些例子使得美国普通民众对共和党外交专家的信任度总体更高。从具体政策上看，选民作为一个整体体现出“东食西宿”的特点，内政上更支持主张提高福利、向老百姓发钱的民主党，外交上支持排斥移民、先发制人消灭美国安全威胁的共和党。

从推广政策的操作而言，美国的反共、排外宣传历史悠久，具有成熟的宣传体系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从口号、海报宣传到群众动员都形成了成熟的产业。而反战运动在越战期间就被反共媒体抹黑，在卡特执政后更加失去民意基础，至今不能提出有效动员美国群众的有力口号，也无法得到金主的支持。

第二，反华在美国已经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团，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美国耕耘数十年，培养了强大的游说势力，在社会各方面也拥有相当深厚的人脉。以台湾地区为例，美国在台协会（AIT）和部分“非政府组织”成为台湾当局官员和美国精英之间的桥梁，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等人都与美国政客、美国学术界关系匪浅。台湾部分组织为一些反华急先锋，例如马尔科•卢比奥提供资金支持，在国会形成了亲台反大陆的游说集团。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对社会有着多方面影响，笔者在读博期间曾亲历台“外交部”向大学捐赠研究资金；在奖学金和相关研究的作用下，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年轻人受到台湾政治宣传的影响，甚至与“台独”分子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后，台湾宣传人员与反华组织、部分反共华人和国内亲美派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巨大影响力，通过谣言抹黑中国。这个集团由第三方驱动，也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已经存在，今后仍将是反华政策的幕后推手。

第三是特朗普时代的特殊原因。特朗普民粹政治带有法西斯主义特点，其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塑造外部敌人；特朗普的所有政治言论都以推卸责任、创造“人民的敌人”为中心。随着班农、纳瓦罗、博尔顿等以往不被主流接受的极端派人物进入决策圈，特朗普政府的反华调门比前几任都高，对美国反华气氛起到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对华好感在特朗普时代大幅下降，2019年达到谷底，目前新冠疫情下的美国仇华氛围是2019年的延伸。

2017年12月5日，时任美国白宫“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在一次活动中发表演讲。（新华社）

特朗普是一位深谙媒体传播特点的公众人物，其外交言论具有一些特点，立场反复、极限施压、经常发出极端言论、擅长创造便于网络传播的新术语。在美国人看来，诸如“中国病毒”这类污名化概念符合潜意识里对中国卫生状况、政治制度的想象，便于日常使用。现在这一称呼已经在许多西方媒体、企业和政治宣传中使用，甚至民主党竞选人拜登的广告也出现了相关词汇。

与此同时，甩锅中国有利于塑造特朗普“反华斗士”的形象，进而夸大特朗普在第一阶段贸易战的成果，为第二阶段贸易战造势；由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至今仍然深受美国民众欢迎，以炒作“中国赔款”、“拒偿债务”的方式打经济牌符合选举政治的逻辑。事实上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强硬派比特朗普本人还要激进，特朗普至少面对着继续与中国打交道、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的压力，国会的共和党政客、地方政客则可以毫无负担地提出索赔、封禁言论、废除华为公司专利等主张，煽动选民情绪，掩盖自身无能。

在美国人设计的制度中，反对党对于激进的当权政客可以起到一定制约，但这种制约在民粹时代的作用相当有限。在“红皮书”中，共和党很明确地炒作民主党对华软弱，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没有形成有效制约。首先，反华已经成为共识，主张对华友好的政客，如布隆伯格，很快会被边缘化；拒绝跟风抹黑中国的部分美国科学家近期也遭到攻击。

美国党派政治自里根和纽特·金里奇以来逐渐激化，已经进行到一个“博出位”的阶段；左翼政客只能通过桑德斯、奥卡西奥-科泰兹这类“网红”政客的反向炒作来争夺话语权，而这些政客为了维持关注度就必须迎合左派粉丝，在香港问题上炒作言论自由，抨击中国人权状况。其次，美国当前的两极分化使得特朗普可以无视反对声音强推政策，转而让所谓“亲华派”承担政治风险；如果某州长、某企业家主张对华亲善，但他们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特朗普完全可以不考虑他们因反华政策受到的损失。当前美国一些地方官员要求特朗普正视病毒问题，拒绝跟风炒作“中国有罪论”，但对特朗普政府的实际制约不大。

再次，民主党推选出来的“挑战者”拜登老迈保守，难堪大用，只需特朗普稍微炒作拜登的“中国关系”，拜登团队便开始跟着发布强硬言论，在特朗普的主场跟着特朗普的节奏起舞。

最后，美国总统在危机时刻享有“战时红利”，可以通过号召团结推高支持率，给反对党戴上“破坏大局”的帽子。

在疫情期间，无论是拜登、佩洛西还是民主党左派们都小心翼翼，避免被特朗普和共和党抓住把柄，民主党对议员炒股、大公司领援助的抗议也成效有限。失去了竞选造势的机会后，民主党要想动摇特朗普的执政显然更加艰难。如果不是特朗普昏招迭出，在老年人选民、摇摆州选民等群体里逐渐失分，特朗普对拜登的优势只会更大。

第四，反华民意基础是短期政策和一些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和党的“红皮书”政策与民间情绪相互激化。美国大量普通民众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匮乏得匪夷所思，美国媒体多次播出在街头请民众看图认国家的节目，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对中国的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因此美国民众在评判外交政策上大量依赖自身的本能反应，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文明外衣下的种族主义，虽然美国左派长期批判，种族主义却在“尊重地方传统”、“美国精神”等口号下生存，而且凭借地理圈子、社交媒体“回音室”圈子不断繁衍。其次是美国反共传统、新保守主义思维、全球化实践带来的制度优越感，美国民众和政治思想家鼓吹美式民众的优越性，对其他制度天然不信任，认为他国政策天然不具有正义性。

美国整体意识形态偏右，不但仇视集体主义，而且有大量美国人认为二十世纪的不同意识形态对美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有责任主动发起捍卫意识形态的战争。美国思想界甚至产生了“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为美国的干涉政策撑腰；它认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天然容易产生冲突，避免冲突的途径就是民主化，因此美国对外发动战争是“专制国家”的责任。

随着美国与中国实力相对靠近，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与日俱增；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文件中，美国首次将大国竞争定义为主要威胁，而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态度发生了新一轮快速恶化。种族主义和制度优越论在中国身上微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民众今天对中国的看法：中国被美国视作继日本、苏联之后的挑战，但日本在二战后从未对美国造成军事威胁，后来又以电子产品、文化产品等证明了自身的技术先进性；而苏联虽然被认为技术粗糙、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却对美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

如今美国人认为中国技术落后，军事也落后，但在阴谋家私人欲望的驱动下反美，于是出现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包括“黄祸论”）”共存的奇观。中国的“威胁”体现在资源竞争上，例如奥巴马声称，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国式生活将是地球的灾难。但中国又是不堪一击的，因此美国媒体和宣传家不断放大中国的失败，寻找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戈尔巴乔夫”。在这些舆论宣传的作用下，美国右派叫嚣“打倒邪恶政权”，左派则幻想着“解救中国人民”，想让美国人民不反华显然是天方夜谭了。

这种畸形的认识也形成了美国精英圈子对华认知错位。美国的所谓“亲华派”学者中，不少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相信美国式民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相信中美“精英交流”有助于形成中国“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改革。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里，美国有一大批学者热衷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党争；美国商界不断呼吁中国加强市场化改革，并做出配套的制度改革，让美国企业能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洪博培、骆家辉等美国政客亲自下场煽动中国民众，试图推动“颜色革命”。

然而现实的发展令美国人大失所望，进而拒绝承认中国“四个自信”的民意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认为这一切是中国政府的阴谋诡计，抨击中国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抨击中国“左倾”意识形态。笔者在华盛顿留学期间，曾目睹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怒斥一位质疑其反华言论的同学为“权贵子弟”；此外笔者也见到不少美国人抱有“我们反中国政府是为你们好”的心态，用“反政权不反人民”掩饰自身的制度傲慢。

2017年11月8日-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新华社）

近年来港台地区的一系列民粹运动也助长了美国左派精英的反华成见，右派精英如卢比奥、麦凯恩则借此大做文章。在这种心态作用下，美国知识界即使对特朗普千般不满也不会在反华立场上标新立异，最多是发出诸如“特朗普此举帮了中国”、“特朗普不宣扬民主”的抱怨。笔者的一位授业恩师是美国“亲华派”的代表人物，数日前在接受新冠疫情相关采访时尚且是李文亮、中国数据造假这一套说辞，其他美国学者和政客的想法更可想而知了。

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特朗普是美国精英选出来干“脏活”的“背锅侠”，一旦特朗普迫使中国开放市场，甚至扼制中国经济发展，民主党就可以在特朗普被赶走后坐享渔利；民主党辩论中拜登等人对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的态度侧面印证了这种看法。

究其根本，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话语霸权，美国的先进和富有高度依赖新自由主义创造的不平等贸易秩序。美国精英拒绝承认自己通过军事、不平等贸易成为霸主，转而认为自己先进是源于“制度优势”。于是美国精英在这几年对华交流中表现出的态度往往是“我知道特朗普不对，我也已经批评他了，但是你要按照我的主张进行改革，我们才会表扬你”，但实际上其“颜色革命”式政治诉求与特朗普、班农、纳瓦罗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面对中国这个新生事物的时候，无论美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拒绝改变的，而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天然就抗拒变革；到了危机关头，美国无法进行国内改革，自然会将自身问题归结为中国这个“外物”。

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傲慢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起源，与民粹政客特朗普的崛起有一定关联性，与排外主义的出现也脱不了干系。全球贸易导致美国出现一系列贫富分化现象，金融、跨国公司和虚拟经济精英从全球市场获益，美国的其他民众却产生相对被剥夺感，部分产业从业者因为全球化而面临结构性失业。

美国的沿海-内地、农村-城市、虚拟经济-制造业、种族矛盾、代际矛盾大多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有关，也是新自由主义放任资本做大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美国政府与大企业利益勾结，华尔街金融高管在2008次贷危机后并未受到实质惩罚，多家大公司在2020年新冠危机中拿取为小企业救急的政府补助。

然而美国精英却缺少质疑制度的勇气，即使社会民主主义者桑德斯，或者宣称要监管华尔街的奥巴马都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由于无法直面真正的制度矛盾，美国右派自然地走上了一条矛盾外引的道路，对内反建制派、反精英，对外反移民、反中国；而美国左派则执着于身份政治，不但未能制止种族主义蔓延，反而使得“另类右翼”借着美国白人对左翼的仇视异军突起。

特朗普旗帜鲜明地转嫁矛盾，追求短期利益，代表的是美国一大批选民的看法；直到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前，特朗普的连任之路总体非常顺利，这是美国社会、美国精英自行选择的结果。正如年轻的左翼议员奥卡西奥-科泰兹所说，如果政治游戏规则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原状（status quo ante），下一位特朗普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的“铁锈地带”

那么我国如何应对美国愈演愈烈的反华风潮？首先我国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党政客“改换门庭”上；在共和党的抹黑宣传下，民主党有可能进一步与中国“切割”，其具体表现可能是佩洛西式的反华议案，也可能是拜登的激烈言论。一位德国人曾对笔者说过，不要看默克尔在公众场合批评特朗普，在关键时刻她还是会支持特朗普。

这个观察也可以用来形容美国的所谓“亲华派”商人和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应对民主党拜登等人的反华言论太过看重，应尽力防止美国出现两党合流的情况。民主党州对抗疫资源的需求更大，也有动机追究特朗普的政治责任，双方存在一定的合作基础。在美国持续反华的民意背景下，我国应避免塑造“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矛盾，而应与民主党一道批判特朗普言论中的种族主义，指出特朗普执政无能、导致美国弱势群体大量死亡的事实。

美国社会卷起民粹风潮的原因就是国内不可化解的社会矛盾，仅仅反华共识不足以令美国社会团结成一块铁板。

其次我国应从战略眼光看待美国的舆论攻势和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趋势。从长远而言，反华言论的泛滥、美国两党在反华问题上的趋同都是新自由主义制度傲慢的必然结果；班农等美国战略家早就对中美“脱钩”进行布局，美国民间的仇华情绪是其战略的重要一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新冠病毒疫情，在贸易战第一阶段取得重大战果的美国很可能再接再厉，利用强劲的美国经济和特朗普连胜的政治动能再掀起新的攻势，进一步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

新冠疫情迫使美国提前打出反华牌，目前获得了英、法、德和部分民间组织的呼应，并在世界各地掀起排华种族主义，这确实是我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从中美博弈的长期趋势来看，美欧各国被迫进行反华动员，其政策具有一定隐患，这也是我国“破局”的关键。

首先特朗普在此时的反华言论实质上是推卸责任的渎职行为，特朗普在反华之余也对民主党、奥巴马、世卫组织甚至欧洲盟友进行抨击；上这种做法在道德上非常下作，甚至未能在美国国内获得统一支持。随着美国疫情进一步发展，特朗普在抗疫方面的失误将进一步凸显，民主党也会对其施加压力。

其次，特朗普号召其盟友与中国“脱钩”，但世界各国客观上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纽约、加利福尼亚等重点州的抗疫也离不开中国。这就给中国应对“包围网”提供了更多的谈判筹码，中国也必须妥善地促进“去政治化”、“去种族主义”的国际合作。最后，世界其他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本性是两头下注，在中美大局明朗之前不会轻易采取“一边倒”政策。

只要中国率先从疫情中走出，保持对美国和第三方的震慑能力，就具备反制、分化美国盟友的资本。只要中国能够接住美国近期策划的一系列冒险举动，让特朗普自乱阵脚，世界范围内的反华浪潮就可以控制。

最后，要反对美国的造谣抹黑，以及愈演愈烈的“索赔”闹剧，我国应该动员社会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避免官方亲自下场。在特朗普怪论迭出的当前，中国仍应静观其变，避免深陷美国的国内政治泥潭，尤其不应认为美国的反华风潮是近期共和党一份政策建议的结果；中国目前亟需做好的，仍然是防疫和经济恢复两大任务。

虽然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反华政策至今为止仍是一剂选举灵药，但随着特朗普抗疫不作为的后果逐渐显露，美国社会的反华群众也会四分五裂，反对党也将有机会动摇共和党的执政基础。我国的关注点不应放在美国内斗，而应放在周边区域，提早应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下一步极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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