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达:“白左”问题很多,但我们不能全当成对手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9-01 07:52

金君达

金君达作者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白左”是怎样一个群体?

对于这个中国网友热衷的问题,美国人自己也给出了解释。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曾用别扭的发音,向美国观众介绍了“白左”这个中国网络用语。卡尔森一边用这词渲染中国威胁,一边借此抨击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政策。而他的这番“报道”,在推特上引起了网民们的热议。

“白左”这个概念并不是近期才受到美国社会注意。自美国身份政治兴起以来,社交网站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嘲讽年轻白人“进步主义者”的名词,比如“自障”(libtard,自由liberal与智障retard的合成词),以及一些带有极端男权色彩的新造词。

共和党媒体以“白左”攻击拜登,政治意义比较明显。但在拜登对外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甚至计划举办“民主峰会”的当下,辨析“白左”或者整个“西方进步派”的内在逻辑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拜登政府的舆论攻势。

“白左”的形成

“白左”的形成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

第一是需求理论。

简单而言,冷战后的西方社会不再面对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大多数欧美中产阶级也不再受到生存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的新生代比前辈更加关心“公益”问题:婴儿潮和X世代(1965-1980年出生的人)的中老年人对于安全和经济关注度更高,Y世代(千禧一代)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种族等问题,Z世代则进而开始重视非法移民待遇等问题。

纵观美国历史,这种需求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往复出现。举例而言,美国20世纪初曾出现过进步主义时代,推出了大量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弱势群体的法案;但在一战后,美国主流社会恐惧所谓“布尔什维克思想入侵”,社会转而支持镇压左翼工人争取劳工权益的罢工串联运动。

可以预见,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并拓展到各个领域,一些“白左”会更加关注大国政治,甚至露出霸权主义者的本来面目。

第二是历史沿革。

当代的西方进步主义是西方社会“反共”政治压迫的产物,少数族裔平权运动则或多或少受到阉割。

仍以美国为例,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者鼓吹“共产主义威胁”,发起针对左翼活动家的政治迫害;美国工会从此只能关注一些相对温和的国内社会议题,例如黑人和女性的平权运动,而在政治上必须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积极支持冷战。

六十年代,美国情报机构对国内的“颠覆性”左翼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压,对部分平权领袖实施暗杀;七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将滞涨等经济问题归咎于咬定高工资的工会,要求放松监管、打压工会;美国工会和民间平权组织的衰落使得左翼运动彻底失去组织。

因此当代的美国只剩下诸如“黑命贵”、“Antifa运动”的激进草根运动,以及难以发起大规模政治运动,只能局限在平权、环保议题里的“白左”。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白左”恐怕难以制止新一轮“反共”运动,甚至为种族主义者提供攻击中国的弹药。

第三是美国政治思想的演进。

美国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封建主义历史,其政治理念在建国之初就受到欧洲自由主义的影响。

在建国之初,美国的政治理念之争是联邦权与地方自治权之争,这场争论最终促成南北内战,以及极大扩展联邦权力的《重建修正案》。在联邦扩权后,联邦支持大资本扩张,劳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黑人、移民等弱势劳工群体受到白人工会忽视(甚至排挤)、资本压迫,开始寻求平权。

进步主义是这种大背景的产物,它基本维护自由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但寻求相对温和的改良。因此西方形成了一类不谈阶级斗争,专门关注身份政治和环保议题的所谓“进步”左派。

美国左翼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欧美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悠久,马克思在世时即目睹多国武装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影响,西方国家劳工运动频繁,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无论是晚年的马克思,还是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西方共产党领袖,都开始强调文化在西方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性,认为欧美革命成功的前提是通过对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从而唤起人们的阶级意识。这种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西方主流思想打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归类为批判性学说(critical theory)或激进学说(radical theory),逐渐变成一种坐而论道的后现代主义。

以女权主义为例,它的主要观点是批判社会制度和叙事体系中的父权制(patriarchy)现象,在以权力和支配为核心概念的政治学中加入“合作与说服”要素。但当前的西方女权主义难以旗鼓鲜明地反对性别歧视背后的阶级剥削,只能通过给社会事物贴上“父权”标签搞身份政治,甚至沦为资本家分化无产阶级群体的工具。

“白左”的问题

应该说“白左”思想反映了西方政治实践、宣传体系的真实问题,性质上是进步的,但对于解决国内外主要矛盾帮助不大。

近期在西方比较流行的、由“白左”提出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一词就是源于解构学说,它认为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文化符号的“挪用”,例如美国人穿旗袍、收集非洲工艺品,都是欧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蓄意扭曲,应该加以批判。

面对傅满洲等美国的“文化产品”,这种批判对于解构西方文化霸权有积极意义。但若将文化挪用视作主要矛盾,则无助于解决国内劳资矛盾、国际南北矛盾。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当代美国,经常出现“白左”批斗普通人,因为他人收藏的异国装饰品上纲上线的事件,这些事件总体上强化了美国社会对进步主义的反感。

自里根以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产业链外移、技术革命等因素影响下,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大量本土劳工面临经济恶化困境,甚至结构性失业。

美国弱势群体选择在参议院里被认为“最左”、擅长演说和辩论、本身又是黑人的年轻参议员奥巴马,希望奥巴马能兑现“我们能改变”的承诺;奥巴马提出一系列旨在扩大政府开支、帮助弱势群体的进步主义政治路线图,在奥巴马执政的鼓舞下,以及新兴媒体的支持下,美国进步主义者展开声势浩大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运动,各种“弱势群体”开始通过社会运动声张权利。

但奥巴马执政八年后,身份政治并未解决劳工经济问题,甚至未能解决黑人社区犯罪率较高、警察歧视性执法的问题,总体而言美国社会矛盾呈上升趋势。对身份政治的厌恶直接导致一些选民在2016年故意选择反“政治正确”的特朗普,或者直接面对自由主义经济系统性问题的桑德斯。

“白左”的问题来自几个方面:

其一是斗争方式失当。“白左”擅长对概念进行解构,但经常将斗争扩大化,成为美版“文化大革命”。

“白左”群体在媒体上对“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概念和文化产品进行审查,希拉里2016年号召支持者“检举”朋友家人圈里的特朗普支持者,这些行为不但激发温和派民众本能反感,而且引发欧美民间对“共产主义专制政治”的仇恨。

其二是在辩论中“因信称义”,因而难以服众。

身份政治的大部分参与者缺乏政治学训练,惯于以身份区分敌友,认为“黑人”、“女性”、“LGBT”等标签天然带来正义性,而给对方扣上“种族主义”帽子就可让对方受到主流社会谴责。随着身份政治泛化,美国社会对于“种族主义”指控的敏感度下降,反倒令激进右翼运动收获一批厌倦政治正确的拥趸。

其三是选择性执法。

例如部分女权活动家专注于欧美国内“维权”,但并未对有真正迫切需要的中东、非洲国家妇女给予实际援助。在国内,“白左”的政治正确首先针对黑人、女性、少数性向群体,但对老人、亚裔的支持较少。

当然,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议题;但在不同弱势群体、不同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动物更加平等”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第一点可以归因于长期处于民间的“白左”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可以说情有可原。第二、三点则暴露出“白左”的软弱性,一些西方年轻人参与进步主义运动只是为了获得心理满足感,并没有深入参与左派政治运动的觉悟。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群众参与社会运动以获得共同身份,从而获得被尊重感(dignity)。

当前美国贫富、种族、意识形态、虚实经济四大问题难以彻底解决,美国社会对黑人、女性、移民的歧视客观存在且难以缓解,这些群体有动机自发寻求平权;“白左”看到上述社会问题并同情弱势群体,这种朴素感情是合理且正当的。但美国进步主义者缺乏阶级意识和视野,因此只能为小群体争取权益,无形中将社会分化;在小群体间出现矛盾,例如常见的黑人欺凌亚裔事件中,“白左”仍暴露歧视行为。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工人运动就具有这样的小团体特点,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与资本家流血拼杀,其斗争惠及后世;但与此同时,美国白人工会也打压甚至屠杀华工,对其他移民、低技术工人也不友好。当前反倒是班农、卢比奥等右翼民粹人士公开声称要建立“跨种族的工人政党”,这对于“白左”不能不说是莫大讽刺。

班农(资料图/新华网)

“白左”应对策略

在中美关系中,“白左”往往在事实上成为右翼反华分子的帮凶。

例如在海外投资中,反华政客公开游说第三国政府加入反华同盟、抵制中国产品和投资,“白左”则将中国塑造为“新殖民主义”,为反华分子提供理论支持。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美国自冷战时期便开始通过扶持极端势力阻止苏联对中东施加影响,如今在中国故伎重演。

在外交中,美国与欧洲的“白左”群体批判中国民族主义,客观上为虎作伥。

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属于被打压、可能被剥夺发展权的一方,类似与学校里因为努力受到班霸欺压的转学生。“白左”只批判中国,或是对中美“各打五十大板”,事实上都属于拉偏架的行为,没有正义性可言。

但我们应对“白左”与右翼分子分而治之。

其一,欧美进步主义运动对西方进行了大量批判,这些批判对研究中国制度优势拥有理论价值,也对中国避免重蹈西方覆辙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其二,部分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相对理性,愿意与中国交流;我应对此报以善意,并鼓励其发声。虽然“亲华派”目前受到舆论打压,但从长期而言还是好于不发声。

其三,美国右翼种族主义日益壮大,“白左”对于反种族歧视、反脱钩的国内左翼同盟,抑制日益猖獗的右翼仇恨犯罪非常重要。

其四,在全球治理领域,“白左”的态度比保守派更加积极,属于西方世界里可以争取的力量。

总体而言,由于某华人非政府组织的多年游说,欧美右翼已经将“反华”列入其核心纲领,与反犹、反移民、反多元文化并列。对于欧美的左右之争,中国干预手段较少,民间更是抱着娱乐态度看戏;但在整体战略上,必须争取“白左”中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对抗“白右”和“形左实右”的伪左翼。

结语

综上所述,“白左”的言论反映出一些社会客观问题,但没有抓住重点,有时体现出丑陋的双重标准。在中美关系领域,“白左”对中美关系本质认识不足,关注一些次要矛盾,客观上在中美之间拉偏架。但“白左”群体的形成受到客观环境限制,我应与其中的进步力量加强沟通。

随着中美博弈深化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长期化,“白左”群体也将受到考验并分化,其中部分人可能对小圈子身份政治进行反思;无论对中美关系稳定化还是美国国内结构性改革,这样的反思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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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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