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虽然他每天处理的工作在全球金融界是最具挑战性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但他的名字却非未家喻户晓（也许目前还不是）。这个68岁的男人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金立群。由于中国政府是这家银行的最大股东，华盛顿、东京等地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质疑：中国是否打算用这家银行取代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下文分别将两者简称为“世行”和“亚行”——观察者网注）等该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并在亚洲地区追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呢？金立群说，亚投行是一家独立运营的金融机构。就像很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代中国人一样，金立群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农村度过的。金立群年轻时曾刻苦攻读英语文学专业，后来他调入中国财政部，在长期工作中他表现非常杰出并升任财政部副部长。此外，他还曾在世行和亚行有过工作经历。

以下是《彭博市场杂志》（Bloomberg Markets）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的专访：

《彭博市场杂志》2018年4-5月号封面

《彭博市场杂志》：当你出席全球各大金融会议时，有什么关于亚投行的误解令你抓狂吗？

金立群：人们经常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亚投行？”有时候问题会更加直接，“中国到底要干什么？在过去70年里，世行和亚行一直在服务于这一地区，中国为什么要成立一家全新的机构？这是不是在浪费资源？把钱投入既有的这两家银行不是更划算吗？中国是不是有自己的小算盘？中国是不是希望借助亚投行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我经常需要面对此类提问，而回答这些问题的难点在于——我本身是个中国人。我很难让全世界相信我是中立的，我也不会说那样的话。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只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如果我不能将各国同事、同行的各种观点、评价、忧虑和观察到的现象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那么我在亚投行的工作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彭博市场杂志》：可以请您谈谈亚投行的主旨和未来愿景吗？

金立群：当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东西。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电气化铁路、没有现代化的港口或机场、没有超临界发电机组、没有高压输变电系统或高效的配电系统，可以说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简直就是不着边际的幻想。当时，中国是利用世行、亚行的资金以及国内储蓄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基础设施的面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有一点我想提一下，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时中国是借钱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人认为从外国借钱建那些东西简直是疯了。“公路能帮你把钱还上吗？从没听说过”，人们会有这样的质疑。很多年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借钱消费和借钱投资之间的巨大差别。

与日本和韩国相似，中国在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之后实现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今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实际经验。

2013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一家多边发展银行以推动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该倡议的目的并不复杂：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受制于基础设施瓶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这样一家银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中国提出成立一家新型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多边发展银行的倡议很快就获得了各国积极的回应，这些回应首先来自东盟国家，然后是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国家。

《彭博市场杂志》：亚投行与世行或亚行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金立群：设立一家全新机构的最好理由在于它具有全新的特征，这家新的机构不应该是模仿既有机构的产物。所谓“发展银行”（development bank），这一概念不应该是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所创作的抽象的表现派艺术作品那样，越是看不懂，就越有魅力。这个世界需要一家与既有发展银行有所不同的新的金融机构，而且在建立这一具有新特征的金融机构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拒绝学习既有发展银行的经验。

《彭博市场杂志》：亚投行都具有哪些新特征呢？

金立群：亚投行将抵制一切官僚主义习气。我们不会设立那种花哨的、可有可无的职位；我们抵制那种员工各自为战、拒绝分享信息、拒绝互通有无的狭隘的工作作风，我们也不会允许员工陷入不同部门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了提高员工的效率、提高项目的成本收益率以及取得可以用数据评估的工作成果来满足客户需求，我们已经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细则和工作流程。我们将一直招聘具有最高专业水准的专家进入亚投行工作，不过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我们不会设立新的职位。

《彭博市场杂志》：你如何能确保亚投行不会有任何腐败事件发生呢？

金立群：我要求亚投行必须做到完全干净，亚投行对腐败现象是零容忍的。在采购方面，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竞争性的国际招标为我们的项目进行采购，另一种就是在我们内部进行的公司采购（corporate procurement）。在国际招标采购方面，我们与客户之间进行紧密的合作以对招标全过程进行监督，这样可以确保所有投标的供应商都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任何企图行贿或试图违反招标采购规则的公司或个人都将进入黑名单，而且已进入其他多边发展银行黑名单的投标者都会自动进入亚投行的黑名单。在公司采购方面，任何一单公司采购都必须经过采购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以避免亚投行资金遭到不当使用以及其他违规行为。

我已经授权亚投行的首席内部审计员对本行的的所有开支进行审计，以确保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发生。而且，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妨碍或抵制亚投行内部审计工作的行为。任何细小的问题都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防日后情况恶化到难以收拾。我们必须警惕任何罔顾项目成本收益、滥用金融资源的行为。在这方面，中国的智者数千年前曾给我们留下这样一句话：“不矜细行，终累大德”（felonies thrive where misdemeanors are tolerated）。

《彭博市场杂志》：在多边发展银行，能够在不受到政治偏见影响的情况下做出放贷决定一般来说是很难的。亚投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金立群：亚投行若要保持可持续的成功，决策程序就必须民主、理性，而且要避免对外部因素产生任何冲动的或情绪化的反应。如果人们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如果人们不能坦率自由地交换看法，如果来自基层员工的建议遭到无视，那么民主、理性的决策程序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在亚投行，没有一项决定是未经过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并达成共识后就做出的。所有员工都可以在自己的上级面前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我们从基层到最高层都贯彻这一原则。

我非常重视民主决策程序。我曾仔细研究过大型商业帝国由兴转衰的几个有趣案例。毫无例外，所有的商业帝国都是由一位具有杰出思想的人物建立的。不过，个人的智慧终究是有限的，甚至某一领域的先驱人物都无法一直跟上所在领域的最新进展。当商业帝国的创建者拒绝倾听他人的建议时，灾难的阴影就越来越近了。最后，那位商业领袖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商业帝国毁在自己手里。有人说，人们总是不注意向历史学习。我是个喜欢读史书的人，我会一直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彭博市场杂志》：你对亚投行的日常运转和目标设定有你自己的思考，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你在这方面的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金立群：基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经验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认为，创建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发展银行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中国本身就从世行以及很多国家的对华资金支持中获益匪浅，我们非常清楚多边主义的重要性；第二，我刚才也曾提到，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最后，我们希望创建一家能够集现代先端科技、现代管理经验和良好治理体系于一身的多边发展银行，其中每一个因素都非常重要，但只有当这几个因素能协调一致时，他们发挥的作用才最大。

《彭博市场杂志》：你在谈到亚投行和涉及规模庞大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时，一直十分小心地淡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吗？

金立群：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一个建设项目平台，所有参与国都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之上。习近平主席曾提出，“一带一路”项目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目前，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已达60到70个，“一带一路”的大目标是在亚洲地区推动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甚至是全球范围的互联互通，很多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都将从中受益。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仅与中国有关。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只会使中国公司和中国工人成为受益者，这是非常严重的误解。很多项目其实是完全没有中国公司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在于，中国希望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各国之间的合作。

《彭博市场杂志》：那么亚投行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金立群：“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创建都是中国政府发起的，但这两者的功能和角色各不相同。前者是中国提出的一项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倡议，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后者是一个多边发展机构，其运营有自己的标准。如果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家也希望与我们在亚投行展开合作，那么我们非常愿意考虑他们的融资需求。不过在具体层面，我们也要将项目的金融稳定性等因素纳入考虑，我们需要考虑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项目所在地居民的意见，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亚投行愿意对各国的融资需求给予回应，我们也有资金实力，我相信亚投行会积极促进很多项目的实施。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对所有项目都大包大揽。

《彭博市场杂志》：据说，亚投行正在考虑今年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这对亚投行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金立群：三大评级机构都对亚投行给出了最高信用评级，这要归功于我们从股东（包括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那里获得的强大支持。亚投行的运营管理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政府的，我们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在董事会中以自己的标准做出的。在这方面，内部治理、风险控制、严格的金融管理以及高素质的员工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从最高层到基层员工，我们的团队在审视每一项投资时都秉持亚投行诚实正直的价值观。这些都使评级机构得出结论——亚投行应该获得最高信用评级。因此，在合适的时机，亚投行走向市场是水到渠成之举。

《彭博市场杂志》：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亚投行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金立群：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我是持欢迎态度的。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因为在中国掌握专业金融知识的人才在快速增加。中国的领导层也希望开放金融市场，但这种开放应该建立在不产生任何混乱的前提下。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们从美国和欧洲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

《彭博市场杂志》：当中国政策制定者与西方同行互相交换立场和看法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lost in translation）的？

金立群：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英语写作和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永远不会停止在提高沟通能力方面的努力。中国的确还很缺乏能够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的高级人才。在真正意义上深入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并帮助外国朋友理解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与西方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不想陷入争论，我希望能进行非常理性的讨论。

《彭博市场杂志》：据我所知，你的家庭背景并不是特别显赫。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战爆发前曾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我的曾祖父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曾祖父和曾祖母过世后，我祖父很年轻就离开了家乡，他开始在上海和周边几个城市谋生。

祖父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工程师，而且收入很高。但他并不是个特别看重金钱的人，他的理想是恢复家族昔日的荣耀，他希望子女能成为有才学的人（men of letters）。为了我父亲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毫不吝惜金钱，他甚至为父亲请了一位英语家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一切都变了，家里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不过，我们家族热爱学问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我父母很爱好读书，我们几个孩子在这一点上也受父母很大影响。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曾在家里阁楼上看到过一些英文读物，现在已记不太清了，好像都是些硬皮的精装书，其中有一本是《伊索寓言》。另外，还有一些期刊，其中包括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杂志。我对英语这门语言和英语文学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小学五年级开始上英语课，从那时起我对英语的爱好就愈加强烈了。现在很难相信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小学开设了英语课程，不过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彭博市场杂志》：难怪您最初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大学教授。

金立群：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时期，我开始非常努力地阅读英语世界里的经典作品。寒暑假是我专注于英文阅读的黄金时间，因为放假时我不再需要为学习其他科目分心了。

我当时阅读的都是些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那时候，我是读不到当代作品的。我当时关注的作家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熟悉，其中包括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玛丽·兰姆（Mary Lamb）、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他们写的散文都非常令我着迷。即使现在，我也还经常翻翻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乔叟（Chaucer）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作品。关于美国文学，我最喜欢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这三位作家，我曾集中阅读过他们的作品，而且当时读的都是原文。

我在英语文学方面的努力从未中断，即便在文革时期、在农场劳动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不过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我在农村学到的主要不是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农村生活是实实在在的，那是一个与小说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年的艰苦经历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而且我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的意识和情感（my sense and sensibility to the mission of development）也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彭博市场杂志》：为什么这样说呢？

金立群：我每天都与村民们接触，这使我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梦想、他们对自己和后代的期望。他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很难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到工作，有了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和社会保障，那么这就可以称得上是家族命运的重大转折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我下乡时所在的村子上世纪70年代初才通了电。一栋两层的楼房、电、自来水、能冲水的厕所、一部电话以及足够的存粮——这就是中国农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我所在的那个村子来说，这样的生活理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

《彭博市场杂志》：文革和下乡生活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金立群：在农村的艰苦经历使我不再对田园生活充满向往。不过这段经历也有好的地方，就是在劳作过后的闲暇时间里，我能在小茅屋里完全不受打扰地读书，在农闲时节更是如此。当地的老乡们可能无法理解我的追求，不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从不打扰我，也许他们也在嘀咕，这个年轻人的脑子是不是不太清楚呢？

我当时身边有一台破旧的雷明顿打字机和一本未删节版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辞典》，都是二手的，此外还有几本英语书。那些书是我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在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那些书能幸存下来真是奇迹。

几十年后，有些人认为当时的那个疯狂的年轻人，用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的话来说，“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认可的。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也没有什么远见。我当时只是有一种激情，一种对学习知识的渴望。

《彭博市场杂志》：可如此爱好英语文学的你最后怎么会从事金融工作呢？

金立群：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师从北外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继续学习英美文学。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外国文学》这本新创刊杂志的一名编辑了。我当时在中国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小说的论文，正是这几篇论文使我得以在毕业后留校任教。

正当我梦寐以求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被推举进入中国财政部工作。1980年，时任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与邓小平在北京会了面，可我对此并不了解。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代表权，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派高级政府官员赴世行执行董事会任职，财政部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财政部对年轻职员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我的导师许国璋教授当时对我说：“在我看来，中国有200位左右讲授英语文学的教授就足够了。而国家现在非常急需懂经济和金融知识的人才，尤其是还另外能精通英语的经济人才。你应该转向经济领域去工作”。见我有些迷惘，他向我保证道，如果在转行到经济部门之后无法得心应手，他随时欢迎我回北外。

《彭博市场杂志》：你在财政部工作后获得了晋升，然后就去了美国。

金立群：在部里的鼓励下，我申请了由美国新闻署资助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奖学金项目，并于1987-1988年被选派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担任汉弗莱研究员。这个项目一结束，我就到世行担任副执行董事，而且一干就是四年。

从2003年到2008年，我在亚行担任负责具体业务的副行长，工作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大量发展问题。

从2008年到2013年，我在作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监事长，这使我有机会去真正管理一家公司，虽然那是一家准国有企业。从2013年5月到2014年10月，我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具备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使我能够处理私营公司在管理层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彭博市场杂志》：话题还是回到亚投行。你能介绍一下亚投行的贷款资产组合（loan portfolio）和建设项目的一些情况吗？

金立群：根据规定，我们可以贷款给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私营项目。现在，我们的贷款资产组合主要集中在电力、能源和交通这几个领域。

在目前这个阶段，印度是亚投行资金最大的接受国。印度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而且它对资金也有很强的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几个国家，电力一直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在缅甸，该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用上电，亚投行的资金也参与了缅甸燃气电厂的建设。另外，交通运输也是个很重要的领域。在印度孟买和班加罗尔，我们参与了当地地铁项目等大运量客运系统的建设，这些项目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开车去拥挤的市中心上班，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而且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有利举措。

《彭博市场杂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把业务扩大到亚洲以外的地区？

金立群：我们已经在亚洲以外的国家完成了首个项目，该项目位于非洲的埃及，亚投行已经为当地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2.1亿美元贷款，这个项目一共要建设11座太阳能发电厂。阿曼希望能够改变目前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的状况，他们想发展替代能源产业并建设一个港口。此外，我们的资金还帮助阿曼建设了宽带网络，这样阿曼人就能更好地使用现代通信服务。我认为，帮助海湾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为未来以低碳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做好基础设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人类能在几十年后取得成功的话，天然气未来可能会成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为化工原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量被用作燃料。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实现这样的转变。

我与沙特阿拉伯的新任财政大臣在达沃斯会面时，他表示非常希望能与我们合作。我认为，铁路建设对海湾地区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铁路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彭博市场杂志》：亚投行要确保所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符合环保标准，你们是否在这方面感受到某种压力了呢？

金立群：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符合绿色环保标准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还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致力于解决贫困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建设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项目将有利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现长期增长，这些国家需要我们伸出援手。小洞及时补，免遭大洞苦，那些处于极度贫困中的人们有权利活下去。保护自然资源的确非常重要，但保护环境与实现发展不应当是冲突的。电力需求一直在不断上涨。在一些国家，停电或限电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低收入国家，大部分人口甚至还没有用上电。

只要情况允许，我们就不会建设新的大坝或电厂，而是会致力于对现有电网进行升级，升级之后，输电和配电的系统性损失将得以减少，这其实相当于又建造了很多新的电厂。

我们还将在建设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方面提供协助，以减少马路上的汽车数量。此外，在建设基础设施时采用新的技术也能够为绿色经济作出贡献。我们正在主动与亚投行各成员国展开合作，帮助他们履行在“巴黎协议”上所作出的承诺。

《彭博市场杂志》：您认为各国公众对多边发展银行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否足够了解呢？

金立群：我记得曾读过一本名为《布雷顿森林货币战》（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的书，那本书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二战后一些重大事件的具体细节。当时有很多艰难挑战要应对，英国将全球经济霸权移交给了美国。此外，欧洲国家还要面临战后重建的问题。回顾那段历史，再看看我们成立亚投行的整个过程，我很欣慰我们各成员国从最初开始就没有产生太大分歧。

历史毕竟是历史，70年前与今天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经过70年，我们人类在认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步。所以，当我读到《布雷顿森林货币战》以及其他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过程的书籍时，我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很多欧洲国家都参与到亚投行的工作中来感到非常欣慰。

《彭博市场杂志》：在战后初期，很多事情是结果难料的。

金立群：当时很多协商谈判的确事关战争与和平。如果谈判破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形势就可能重现；如果谈判成功，人类就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从1980年起，我参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过程。这使我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时并非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出去了解外面的情况。我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在经历苦难，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彭博市场杂志》：你曾在世行工作。那时作为一名中国人，你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金立群：我希望中国能发展起来。研究生毕业后，很幸运我得以进入中国财政部工作。1980年，部里派我赴世行的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我开始实际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当然，赴世行之前我是学过经济学的，但学习方向主要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1980年，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经济学，与我在国内学习的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

《彭博市场杂志》：国际金融界是否已经接受亚投行存在的现实了呢？

金立群：我认为中国在亚投行的宣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不过关于中国成立亚投行的目的、中国是如何成立亚投行的以及在中国是主要持股人的前提下这家银行将如何运转，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彭博市场杂志》：美国和日本最初都没有表现出加入亚投行的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会调整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呢？

金立群：中国从最初就非常诚恳地邀请日本和美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但加入与否应该由各主权国家政府自己决定，我不便对此发表看法。

关于中国为何要成立亚投行，我们当然曾面临很多质疑。中国是不是要拆世行或亚行的台？亚投行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是否会漠视环保和人权标准？面对这些批判性的、有时甚至非常有敌意的问题，我是冷静的。在美国，我并没有遇到对我们非常有敌意的人，美国人是非常坦诚直接的。如果有质疑，他们就会提出来。而如果你能够证明情况并非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他们就会相信你。我喜欢这种沟通方式。

《彭博市场杂志》：日本方面呢？

金立群：日本商界人士曾来找过我，日本前政界领袖也来过。他们都非常希望日本能加入亚投行，他们认为日本不应该被排除在外。我对他们说，无论美国和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我们都可以展开合作，而且亚投行已经有日本籍员工在这里工作了。

据我所知，一些对我感兴趣的日本媒体曾去过我的老家，而且还采访了很多人，他们进行了很正面的报道。我会把这当作一种鞭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提醒我要继续努力工作，不能有任何懈怠。

如果你做得好，人们自然会认可你的工作。我认为亚投行才刚刚起步，我们还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努力才能让人们得出结论：这的确是一家很棒的多边发展银行。

《彭博市场杂志》：你想与世行和亚行在更多项目上展开合作吗？

金立群：由于基础设施本身的性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规模一般都是很庞大的。在我看来，联合出资（co-financing）将是未来多边发展银行业务的常态。世行在许多国家参与了很多项目，但分配给每个项目的资金是在不断减少的，亚投行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口。

特别是那些规模十分巨大的项目，投资机构更多就意味着风险可以得到分散，而且在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时，投资方会有更多的话语权。我对与世行开展联合投资是持欢迎态度的。

《彭博市场杂志》：你认为亚投行应该保持规模小而精的队伍吗？

金立群：我们将继续招聘最优秀的专业人才。招聘时，我们会择优录用，国籍不限。我们对求职者的国籍、对参与项目的投标公司的国籍都是没有限制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招募到最优秀的人才，就能够以最低成本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融资服务。目前我们在编员工总数为140人左右，来自36个国家。虽然美国和日本还不是亚投行的成员，但我们已经有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员工担当要职了。亚投行是一家开放透明的机构。

《彭博市场杂志》：你希望未来给亚投行留下怎样一份遗产呢？

金立群：董事会对项目结果如何所负的责任是有限的，但董事会负责监督管理层，同时对管理层如何决策也负有很大责任。如果没有董事会提供的“核保护伞”，管理层将直接承担自身判断、决策的后果。

无论对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来说，改革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改革意味着要打破那些已经与当今世界脱节的惯性思维。

坦率地讲，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不做任何改革，我可以稳稳当当地做一个行长，我可以为董事会做一名项目“守门员”。但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个有自己原则的人，我对银行股东有着强烈的财务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沿袭已久的银行治理体系和运营模式进行一些变革。

要让全世界相信亚投行是一家按照最高标准运营的一流发展银行是需要时间的。我曾在多个场合讲到过，我们不可能凭空获得外界的信任，我们也不应抱有这种期待。全世界将根据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来对我们做出评价。因此我并不介意“陪审团”在外观望，只要他们想，就尽可以在庭外徘徊观望。不过我相信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了。如今，亚投行已经是一家公认的从建立初期起就具有高度道德操守的多边发展银行。

能够将亚投行的这种价值观一直长期保持下去才是真正的挑战。我已经把发展以道德为基础的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列为首要工作内容。坚持专业性和诚实正直这两项基本原则将确保亚投行能够做出有意义、可计量的工作业绩。

靠语言是无法取信于人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才能赢得声誉和信任。如果人们不了解你、不信任你，不要心怀怨恨，要相信自己终将能够获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而这一切凭借的是我们踏踏实实的工作。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很自豪地这样说：过去四年的这整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与世界之间互相加深理解的过程。

《彭博市场杂志》：您放弃英美文学的学术道路转行进入金融界工作，是否感到有些遗憾呢？

金立群：我在中国财政部工作了30年，其中有11年与在世行和亚行的工作时间是有重叠的。在这30年里，我亲自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除了在财政部负责预算相关工作，我一直在参与中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对话。

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在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全球环境问题以及与贸易和跨境投资有关的国家利益冲突该如何解决等问题上，我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当我接到任务要我筹建一家新型多边发展银行时，我才意识到，多年的学术生涯、在乡下的艰苦劳动以及在世行和亚行的工作经历都是对我履行亚投行使命的历练。这就是人生。我们无法预测自己的人生，但我们可以为未来做好准备。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彭博市场杂志》2018年4-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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