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妇女节”？还是“女人节”？亦或是不要“妇女节”只要“女生节”？当整个社会都开始卷入关于这个简单名词命名的讨论时，却忽略了这个简单名词背后蕴含的意义。

面对历史，我们总会有意无意的地健忘，今天所有被认为理所应当存在的权利，它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也许在并不遥远的一百多年前，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不存在的。

我们为什么要过妇女节

19世纪开始，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推动进步，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自上层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也随着世界的进步而加深。虽然《人权宣言》等一系列规定“人”权利的著作，当时都已颁布超过一个世纪，但是在这些著作里，“人”的定义仅仅是指“拥有市民权的男性”而已，Homme＝“人”＝“男性”、Citoyen＝“男性市民”。女性和奴隶一样，并不包括在“人”的范围在内，更别说是享有“人”的权利。

在这样的社会思想之下，社会中99%的女性，不仅因为生理差异要负担起生育、抚养下一代的重任，而且同时也要从事劳动获得收入养活自己、照顾家庭，并且因为在整个社会意识里并不存在“男女平等”和“妇女权益”这样的概念，女性还要承受来自男权社会带来的不公的压力。这样的压迫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三座大山压迫着全世界的女性，而在有着更多封建残余的国家，女性同时还受到包括封建礼教在内的一系列更为扭曲的压迫。

面对这样的压迫，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被工业化武装起来的女性产业工人首先开始对压迫的反抗，进而掀开了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欧美国家的女性不断走上街头，通过罢工斗争，要求上流社会、剥削阶级赋予自己“人”的权利。

1910年，第二共产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第一届国际妇女会议，德国的共产党员，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呼吁将3月8号设立为国际劳动妇女节，呼吁社会关注女性权益，这成为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元年。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的1911年的3月25日，纽约三角内衣厂发生火灾，140多名女工因为工头锁起大门而惨死在厂房内。三角工厂惨案只是那个时代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还有无数的女性，被工厂、家庭、男权、礼教等等束缚和折磨。

发生于1911年3月25日的纽约三角工厂火灾惨案，熊熊烈火和求生的欲望让她们从9层楼不顾一切地跳下去，纽约市民目睹了60多个姑娘活活摔死在大街上，支离破碎的尸体到处都是

后世的评论家多认为正是一件件女工女性惨案唤醒了政府的良心，而开始重视女性权益。但实际上，妇女的解放是千万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并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发出呐喊，通过抗争和革命的妇女解放运动，扭转了整个社会的意识，把“理所应当不存在”妇女权利，变成了“理所应当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妇女节被称为“劳动妇女”节。正是在工业化的帮助下，女性走出家庭，走进工厂组织起来，并最终走上街头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从事产业生产和逐步掌握生产资料是妇女解放运动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当女性被冠以“劳动妇女”的称号时，她超越了女性只以性别特征区别于男性的历史，而是具备了和男性一样平等的作为人的权利。

我们为什么要过妇女节，这个节日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世界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世界革命浪潮里，把自己的权利从无奋斗到有的过程。

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一个宣言，是让全社会认可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可以和男性一样，同样是一个“人”的过程。这种宣言的气魄和勇气让半个世纪后才在欧美兴起的女权运动者们，至今只能远远地望着她们前辈的脚后跟。

妇女解放运动的奋斗结果，让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意识：男女平等，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一个理所应当正确的社会的意识。妇女节的设立在某种意义上比《人权宣言》还要进步。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设立，正是这个奋斗胜利的标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过妇女节。

那为什么我们又不愿过妇女节呢？

一百多年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硝烟早已散去，世界女性备受压迫的悲惨过去和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奋斗的历史被一起埋进了历史堆。那场运动的成果在今天已经成为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虽然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旧存在这个世界，但是新时代出身的女性已经无法想象百年前女性的遭遇，那些“理所应当的权利”对现代女性而言是“与生俱来”的。

无论愿不愿意承认，亦或是对过去的革命历史深恶痛绝，但是百年前的妇女解放运动本质上始终是世界共运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在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涤荡过的国家，妇女解放运动成果是更深入人心的。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

在今天西方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里，只有“民主”与“独裁”，“专制”和“自由”的对立。然而当今天讨论谁是先进的民主国家，谁是落后的专制国家时，请不要忘记，在1954年，中国妇女从田间地头、工厂学校、科研单位走进人民大会堂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千千万万的黑人妇女还在为可以和白人同坐一辆公交，同用一个水龙头而努力；当70年代欧美女权运动开始蹒跚兴起时，“妇女能顶半边天”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共识。

如果觉得这些都是陈年旧事，那说说眼前的，某些中国女性感叹希拉里参选美国总统是女权的进步，但她们都忽略了希拉里的姓是夫姓“克林顿”而不是自己的母姓“罗德姆”，因为嫁夫随姓这个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男权在婚姻中象征的传统已经在中华大地消失了快70年，当然港澳台除外。

但是，当30年前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开始，整个世界都在清算着这场革命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不可避免地，妇女解放运动也在中国出现了实质上的倒退。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女权运动开始在思想上解构和取代妇女解放运动。

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面对妇女解放运动可能带来的整个社会革命的“危险”，西方社会刻意引导了女权运动的兴起。

女权运动虽然也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但是比之革命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回避女性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这一决定女性社会地位的本质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既强调因为男女生理差异带来的女性“特权”，又盲目抹去男女的差异把女性等同于男性。

这样做表面上看是追求女性权利最大化，但本质上是逐渐剥夺女性占据社会地位的基础，要求女性追求细枝末节的权利，而放弃自己的核心权利，在斗争的道路越走越偏，同时又越走越激进。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当代中国商品化浪潮也开始在经济基础上解构原本的妇女解放运动。宏观上，贫富差异和激烈的竞争动摇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极其物质化的思想成为社会主流，相当多的人也已经不再尊重微观意义上的“劳动”。

百年前妇女解放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世界女性以女工为基础、以工厂为核心组织起来走出家庭，走进工厂，最终走上街头，成功对抗了延续千年的社会压迫。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以体力劳动女性为核心的女性解放已经不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全部，但是对劳动污名化的思潮已经让女性本能排斥“劳动”这个词——甚至包括脑力劳动，更不愿以此为自己的名片。

女权运动取代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动，让中国女性在面对自身权利选择时陷入了极其矛盾的状态：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曾经让广大女性明白追求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但全社会对劳动的污名化又让女性不清楚权利的获得源于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而开始相信依靠“白富美”这样的女性自身特质来获取自身权益最大化。如同笔者的一位友人所说：“鄙夷体力劳动，却愿意为了塑造体型而在健身房举铁”。

这样的矛盾状态在青年女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她们并没有像自己的长辈那样，坚定相信并且习惯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权益；同时她们又是中国女性权益倒退大潮下最直接的受害者。在她们出生的时代，“男女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共识，而当她们走向工作岗位时，亲眼见证了自己长辈从没见到过的，因为社会变化而在各个方面泛起的沉渣。

矛盾的状态也给中国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带来了极其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对“劳动妇女节”感到不适，对容貌、年纪等等的重视，已经取代掌握生产资料成为追求女性权益的主流，“劳动妇女”一词在当代女性群中不再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她们又不愿意抛弃这个代表着赋予女性权益的节日，于是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改名（女人节）或者改日（三月七号）。

但是这个自欺欺人的方法并不能填补女性权益流失带来的漏洞。不愿过劳动妇女节，恰恰让中国女性失去了争取女性解放的主动权，在新世纪一片尊重女性的声音里，再次开始沦陷于家庭、职场、婚恋与生育的怪圈里。

《中国妇女》封面人物在半个世纪的变化，多多少少透露着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变化，笔者认为右边图中杂志封面的内容更具有代表性

当代的女性“不愿”过妇女节，但并不代表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在一点点溜走。2016农历新年期间爆出了两起新闻“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和“媳妇回乡不让上桌吃饭怒掀桌”，虽然最后都被证明是假新闻，然而在新闻发酵期间里，全社会尤其是女性对这两则新闻的热烈讨论，恰恰表现了现代女性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迷茫和对权益流失的担忧。

百年之间，女性解放从“理所应当的不存在”到“理所应当的存在”再到逐步倒退，都可视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女性解放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今天甚至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我们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就是要提醒自己，权利源于反抗而非被施舍，如果后退一步，那到手的权利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掠夺，如同开头所说，所有的权利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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