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翰·佩德罗·斯泰迪尔，译/刘啸云】

纵观全球局势与人类历史，我们正身处一个风云万变的时刻。诸多深刻的危机在近十年间接踵而至，这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攸关全体人类存亡。

第一个危机是经济危机。我们所遭遇的经济危机不只是周期性或部门性的，其源头直指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也即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及全球市场的霸权。这场危机不仅事关财富的积累或生产，更暴露出现行生产组织方式的问题：目前的生产组织方式本质上是金融资本领域的逐利行为，已无法为全球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收入和商品生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不再是进步的，不再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资本家无法在满足全球人口需求的同时继续积累和生产财富；数百万工人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被边缘化，失去工作，生计无着。

第二个危机是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危机。工业资本主义催生了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缔造了共和国和三权分立制，并保障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国家确保所有公民在获取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交通等）以及参政议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而今，这一机制已然失效。司法机构丧失了民主与共和的精神，成为金融资本借以干涉法律、操纵政府的傀儡。金融资本通过操纵大众传媒，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例外状态”：通过国家或消费者征收集体税以积累资本，将自然资源及公共遗产据为己有，藐视由国家保障的人权。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人民不再信任政治家或民主制，选举不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纵观世界，此类情况不胜枚举。巴西曾爆发两场议会政变，旨在反对劳工党、支持银行和企业；2016年，迪尔玛·罗塞夫被弹劾，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遭监禁并被禁止参选。可见，我们正经历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再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大众福祉。在巴西及至全球各地，失业、饥荒、暴力以及针对女性的犯罪日益严重，历史性权利遭到践踏，贫困青年在绝望中沉沦。

2016年，巴西抗议者要求时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下台（图源：PRISM）

第三个危机是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自然资源本应服务于所有人，但是，资本出于迅速恢复积累的需求，将之据为己有，用作额外的收入来源，以提高积累率。

自然财富并非人类的劳动成果，本不具备内在经济价值。然而，资本家将其据为己有、高价出售，从中攫取暴利。汽车或手机制造业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锋，其年均利率仅为13%，而石油和水的利率则可分别高达200%和700%，来自自然资源（例如水力和风力）的电能及其他商品（例如矿石）则可带来300%的利润。

资本正破坏着自然界，拉美、非洲等南半球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成为最后的“后备军”。对自然财富的极端私有化，使上述国家遭到无尽的剥削，面临气候变化、水污染、降水减少以及各类环境犯罪（例如巴西马里亚纳和布鲁马迪尼奥的大坝灾难、巴卡雷纳港有毒金属废料造成的水污染等），当地民众因此遭到威胁。

第四个危机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危机。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神学家经过反思和分析指出，我们的沟通手段以及资产阶级文化机构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致使社会陷入“文明危机”。资产阶级文化机构所鼓吹的消费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是虚伪的、反社会的。纵观人类文明史，推动社会进步的从来不是个人主义或个人进步，而是精诚团结、社会正义以及对人人平等的不懈追求。人类之间没有生物或种族层面的区别，只是受各自所处地域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观念和经历，进而导致文化差异。

第五个危机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解放运动的危机。工人阶级一直在与剥削战斗，与羞辱战斗，与种种社会不公战斗。他们勾勒出社会主义的蓝图，为后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奔走呼告。然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都落于下风，革命、解放、后资本主义等理念丧失了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力。

在如此错综复杂、危机重重、进退维谷的局势下，对巴西及世界工人阶级未来的反思和辩论显得尤为重要。

对社会革命的讨论与思考，也就是对社会、经济、国家政治制度、社会阶级和价值取向的结构性变化的思考。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的大多数，迄今一直被边缘化，仅仅为了维生就需不懈奋斗，这一阶级能否赢得新的领导权，决定了上述结构性变化能否成为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已经过时，未来不再属于资本主义。然而，人民能否迎来解放、社会能否变得更为公平公正，不以我们的希望与信念为转移，而取决于人民是否愿意为新世界而进行长期的抵抗、斗争与奋战。

博索纳罗时期的巴西

资本主义已实现全球化，500家企业和银行掌控着全球经济命脉。政治强权和统治阶级也已经国际化。因此，巴西的问题、巴西的前景同时也与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息息相关。

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加剧了阶级斗争。在当今地缘政治格局下，不平等、冲突和侵略日益扩大，人与人的相处方式向野蛮状态倒退。美帝国对巴西乃至整个拉美有所图谋，博索纳罗政府就是其操纵民意、发动政变的产物。“资本的计划”正在奏效，以合法选举的形式延续了米歇尔·特梅尔非法政府的政策。政府正加快速度，大幅削减人民权利（通过新自由主义劳工改革、养老金改革等）、剥夺人民主权、推动私有化，并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与组织自由。

博索纳罗政府作为选举政变的产物，严重缺乏群众基础。这个政府并不为大多数人或整个国家服务，而只是一个由银行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资本项目”。因此，在政府内部存在多个彼此抵牾的权力核心，仅仅在执行“资本的计划”方面保有共识。

博索纳罗政府的经济领导核心

银行家和金融工作者集中控制着经济利益，构成了博索纳罗政府的中坚力量。早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芝加哥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们便开始在南美政府中任职，被戏称为“芝加哥男孩”。

“芝加哥男孩”们信奉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除非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使用资金），主张保持巴西央行的独立性、通过企业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调节经济。因此，他们支持贸易开放，而无意保护本国工业；在一切社会领域力推私有化，而对公共教育漠不关心；鼓吹个人储蓄，而闭口不谈养老金。

这一系列沿用至今的主张和举措始于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的独裁统治时期，也唯有独裁政府才会推行这种反人民、反国家的政策。就意识形态而言，“芝加哥男孩”们不相信平等，且反对平等。

博索纳罗政府的司法领导核心

政变和新自由主义所谓“例外状态”也有其司法表达，其代言人是检察官办公室的法官和部长代表。自拉美进步政府赢得大选以来，这些接受过德国和美国教育的司法工作者就得到了来自境外（尤其是美帝国）的支持。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和司法与公共安全部长塞尔吉奥·莫罗上任后首访美国时，就访问了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总部，博索纳罗政府与美国司法及情报部门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就意识形态而言，这些法官和检察官同样不相信平等，因此操纵着长期的“例外状态”。在巴西存在着“两部法律”：其一是正式法，适用于“良民”；其二是基于法律操作者的主观意见而非基于宪法的“例外法”，适用于“敌人”或“非人”。例如，当博索纳罗政府残忍地阻止卢拉安葬他的哥哥时，采用的就是“例外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司法力量不仅反对平等，而且致力于塑造“公敌”——“敌人”被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因而受例外法的约束。博索纳罗政府的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莫罗正是以这种逻辑，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为卢拉“定罪”。

诚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言，上述两个部门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指导下运用了冲击理论。他们深知，当社会遭受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战争威胁等重大冲击后，人们往往会陷入迷茫，而这正是推行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绝佳时机。

美国在巴西散布“巴西劳工党将破坏巴西”的言论，试图挑起一场混合战争。所谓“混合战争”，即美帝国主义对敌对政府采取的间接对抗策略：不依靠正规军进行直接对抗，而是依托源于阿特拉斯网络（Atlas Network）等的国际资金，创立自由巴西运动、千年研究所、米塞斯研究所和自由研究所等右翼民间组织，打着“打击腐败”等旗号进行“自发”的政治运动。美国对巴西发起混合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在巴西厚达数千米的盐和盐上层系沉积物之下，发现了丰富的盐下层系、石油和海洋天然气。

博索纳罗政府的军事领导核心

在博索纳罗政府中，有130余名将军、上校、海军上将和高级军事官员身居要职，尤以担任副总统的汉密尔顿·莫朗（Hamilton Mourão）将军最为突出，军方在政府中所占份额甚至高于军事独裁时期（1964 - 1984年）。

社会学家恩里克·科斯塔(Henrique Costa)指出，军方“通过观察社交媒体动态以及全国各地的孤立事件，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危机和劳动市场危机将酝酿出暴力行为”。他表示，“在（2018年）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军方获得了空前的存在感。他们将艺术家、公立大学学生、激进的性少数群体视作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夺地位的有力对手，因此对知识阶层满怀新仇旧恨，希望除之而后快。”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博索纳罗政府有着鲜明的军事色彩。博索纳罗政府在海地进行了“实验”，对其实行军事占领和领土控制；随即以更为暴力的方式控制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博索纳罗政府试图以等级制度取代平等机制，仅仅保障一部分人“应得的权利”。

“新五旬节派”

博索纳罗的另一个群众基础是来自社会底层、通过国会内部的互相妥协而获得地位的政客，其中最典型的即福音派基督教游说团和乡村主义游说团。这些群体政治资历浅、受教育程度低，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当权者颇为同步——他们同样将所谓“美德”凌驾于平等之上，认为女性、性少数群体和穷人应该是二等公民（或毋宁说，仍然是二等公民）。他们寄望于采取积极手段摆脱社会和经济危机，指责其他政党滥用了制度，并为此与其他个人及游说团体展开洽谈。该群体的意识形态以拒斥科学、对抗世俗化、反对“性别政治”为特点。

新五旬节派在巴西政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图源：华盛顿邮报）

在这些右翼人士看来，自文明伊始，传统价值观就统治着社会，以国家干预的形式维持平等；当今社会抛弃了传统价值观，因此深陷意识形态危机。新保守主义者将阶级、性别乃至种族差异视作社会秩序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他们相信，假如人们为了实现虚妄的无阶级（或后阶级）理想而消解上述差异，文明就会倒退。

出于这一理由，新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争取平等的运动，主张恢复法律权威、重建秩序、构建“守夜人国家”。他们认为，国家不应向那些“天生不值得”的群体让渡“过多”权利（或毋宁说，国家根本不应给予这些群体“任何”权利），否则就会自取灭亡。

博索纳罗政府是否属于法西斯政权？在二十世纪的欧洲，资本为摆脱危机而创造了法西斯主义，这一政治理念基于一个专断的预设：危机是由某个敌人导致的。出于中产阶级的挫败感，法西斯高擎保守主义的旗帜，拒斥辩论，丧失理性，以恐惧控制人民。而博索纳罗政府虽然同样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但其政治方向更偏向金融资本。

博索纳罗时期的巴西工人阶级

资本为应对危机而推动生产性重组，这导致了劳动世界的变化，对工人组织造成了打击。资本别无他法，只能以劳动力为代价扩大其（正在急剧缩小的）积累边际，在此过程中，劳资对立和阶级斗争被进一步激化。

资本致力于重新组织国家，从而以国家干预的形式维持其残酷剥削。要不加区别地传播恐惧，就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也就是国家干预的强权。

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但各地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巴西等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所受影响尤为严重、深远。我们一向缺乏稳定而安全的工作，但曾经还享有一定程度的工人权利；而博索纳罗政府声称“工人只能在工作和权利之间二选一”，这足以表明工人当下的处境。

过去，大家一向认为只有非正式职工才面临工作不稳定的威胁；然而，2017年劳工法改革后，权利少、保障少的工作成为常态，换言之，即便是正式工作也不再稳定了。

当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可概括如下：

1. 工业无产阶级正在缩减，余下的部分也沦为不稳定无产者（译注：“不稳定无产者”是英国学者盖伊·斯坦丁提出的概念，指从事短期工作或兼职工作、缺乏稳定社会保障的劳动者）。

2. 资本为了高效地动员更多满足资本需求的劳动力，采用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在就业市场中举步维艰。

3. 起初，随着对服务业的管制逐渐放松，一些失业的工厂工人流入服务业。然而，服务业的吸纳能力是有限的——管制的放松意味着服务业也受到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影响。

4. 青年作为受失业影响最大的群体，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因此，青年自杀率急剧升高。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内，巴西12至25岁的自杀人数激增40%，自杀已成为巴西的第四大死亡原因。

5. 老年人失业率上升。因此，年轻人和老年人被普遍视作“无用的”、“不受欢迎”的人。

6. 童工现象卷土重来。

巴西童工（图源：Marxist）

7.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居家工作。对女性而言，这往往意味着家务劳动的增加。资本不再对劳动力进行集中控制，而是将之巧妙地转化为劳动者的自我控制。

8. 基于生产单位（也就是马克思所谓“计件”）的工资增多，而基于工作时长的工资减少。因此工人往往自行加长工时、承担风险，而这使工人变得更为疲惫。

9. 法律实体倾向于将工人视作合同工而非个体劳动者，这使工人的处境变得更为不稳定。

10. 失业率呈结构性上升，再鉴定、再培训、提高教育程度等方式都已无济于事，待就业人口急剧增多。自主创业具有约束较少、弹性工作、无严格标准的特点，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自主创业使主观自主权成为可能，允许工人自我剥削。

11. 工人大规模“无产阶级化”，换言之，丧失了对劳动的自主权，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即便是拥有部分生产资料（例如土地）的劳动者，也同样被笼罩在无产阶级化、丧失自主权的阴影之下。

12. 在这种形势下，工人阶级面临着严峻挑战，亟需规划新的社会战略、构建新的组织形式、思考新的反霸权方式，以应对意识形态斗争。

巴西农业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一直深受农业综合企业霸权的困扰。农业综合企业是一种农业管理模式，由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和当地的大地主联合控制。从全球历史上看，这一生产模式将导致产能减少、营收下降，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尤其严重。

农业综合企业倾向于单一化种植模式，高度依赖机械和农药，将转基因种子据为公司私产，导致劳动力离开农业。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严重的失业、农业收入向金融资本中心的转移、大量地区的人口减少、疾病和环境犯罪，等等。因此，这种模式固然为部分公司和少数农民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无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这些农业企业正进一步集中，致力于主导全球农业，但这并非社会解决方案。以种子为例，20年前，种子市场中存在大量中小企业；而今，历经200余次收购，种子市场被4家公司垄断，这些公司占据了68%的销售额，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种子。再以农药为例，目前4家公司占据着71%的市场份额。种子、农药和化肥企业的接连合并，更使农业领域的垄断状况雪上加霜。

在巴西，这种利用自然和劳动力来集中财富的农业模式可追溯至殖民时期，整整四百年间，殖民者通过奴隶劳动实现资本积累，工人阶级、土著、前奴隶和失地农民无权获得土地；此后，在上世纪60-80年代（尤其是军事独裁时期），巴西实现了农业技术现代化，但农业结构并未就此改变，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农业综合企业发展壮大，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社会不平等和人口流失，目前，巴西农村人口尚不足其总人口的15%。

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农业普查提供的初步数据显示，在十年内，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近10%。数据还显示，农业企业数量减少，但其所占面积增加：占地1000英亩以上的企业数量仅为全部企业的1%，但这些企业的占地面积却达到全部占地面积的47.5%。畜牧业仍然居于中心地位，但临时作物（例如大豆、玉米和甘蔗等商品作物）种植增加、永久作物（例如豆类、水稻、木薯和土豆等）种植减少，致使粮食主权受损。使用农药和拖拉机的企业分别增加了17%和50%，但仍不是主流。

面对这种情况，巴西的农业资产阶级表现如何？农业资产阶级拥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17世纪殖民时期。该阶级将土地所有权转化为政治权力，从而把控国家。巴西的农业资产阶级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家，控制着三亿多英亩的土地和商品生产；其二为传统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将土地用于投机而非生产。

其中，第二类农业资产阶级尤为落后、暴力和陈腐。他们动用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甚至雇佣杀手。上世纪80年代，在鲁拉主义者民主联盟、全国生产者运动、巴西合作社组织等组织的领导下，该群体赢得了农业资产阶级内部的霸权；而今，其游说团体影响着政府决策，以国会中最具组织力、利益最一致的同盟自居。

由此可见，在博索纳罗政府中，农业资产阶级一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游说团体成员Onyx Lorenzoni和Tereza Cristina分别担任办公室主任以及农业、畜牧业和供应部长。

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开放出口市场、推动农药立法现代化以为其使用提供便利、放宽农村劳动立法、为农业投资提供司法保障（即确保绝对的财产权）并使环境许可更加灵活。

未来斗争的步骤和策略

当下的局势对农村工人阶级颇为不利，然而，通过建立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基于新的策略及社会和政治实践，克服阻碍、度过困境。我们历来通过团结人民来寻求解决方案，并团结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盟友。我们扎根于基层，因此可以培养新一代的活动家、采取新型的策略，从而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抵抗。

值此低谷之际，我们更应寻求最佳方式，为工人阶级争取自主权。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和世界各地的农民运动无不致力于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自然产品使用计划——尽管这些运动因各地不同的政治文化而获得了不同名称。在巴西，MST推动了土地改革，其他农民运动也以不同形式实现了类似的目标。

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图源：MST）

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正在创造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是一项集体进程，其内容不仅包括经典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即土地所有权的民主化、保障土地使用者的土地所有权），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化、农业综合企业模式、阶级冲突等因素为我们的总计划提供了新的范式。

为指导农村工人阶级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社会构成中的斗争，我提出如下的新型农业计划：

1. 争取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

在通过农民运动推动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对土地进行占领和再分配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生物再生产和当地文化再生产的基础、生物多样性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就土地改革的意义做出更加广泛和全面的分析。

2. 保护共有的自然财富

人类必须与数以百万计的植物、动物和细菌共存，我们的未来与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贪婪的资本主义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威胁，因此，以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例如农民）必须致力于保护自然财富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森林、河流、动物与植物——这些都是人类未来的一部分。

3. 生产健康的食品

农业是耕种和照料土地的行为，其社会功能是生产人类生存所需的能量。鉴于此，我们必须产出健康的食品。资本的逻辑是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在农业综合企业模式下，仅有少数特权阶级能够享有健康食品。

4. 运用生态农业

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利润往往倾向于增加劳动量以提高亩产。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将对自然环境造成伤害，从而破坏了未来粮食生产的基础，导致无法再生产出健康的食品。

我们需要迎接挑战，改良农业生产技术，采用生态农业，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劳动量，维持人与自然的平衡。唯有通过生态农业，我们才能为普通民众生产健康食品。

5. 使机械化程度与农村实际情况及自然环境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模式高度依赖机械化，已开始运用无人驾驶机械。诚然，我们应当推进农业机械化、减轻人力劳动，但是，农业机械化的规模必须与农村的家庭单位相适应，并避免破坏自然环境。

6. 采用合作式农业综合企业

农业综合企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前提是，农业综合企业必须确保食品质量、避免使用防腐剂和农业毒素，并控制规模以与大众兼容，其收入必须用于满足工人的利益，农民和农业工人应当组建合作社，并控制其运行。

7.教育

土地改革计划必须包含各级正规教育（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唯有掌握了知识，人民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农业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

【本文译自Monthl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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