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布克哈特:三十年战争为何没能打出“大一统”的欧洲?

来源:《战争的战争》

2020-12-21 07:59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作者

欧洲文化史研究者

【导读】 三十年战争被看做是欧洲的“建构国家之战”,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建构国家的基本可能,本文聚焦于哈布斯堡和法兰西的普世主义之争。

【文/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主义不仅因这些分离主义的建国运动而受挫,也受到了与之有竞争关系的普世强国的刁难。经典的历史地理传统往往轻率地将反对国视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捍卫者,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干预他国内政的大国的初衷或终极目的不过是一个普世目标时,方能理解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多年的原因。

首先,自近代开始以来,法国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就是一场争夺欧洲的斗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争夺欧洲主导地位而进行的系列战争能清楚地说明一切。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画像

法王的头衔“最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Allerchristlichster K nig)由法语最高级“Roi très chrestien”翻译过来,就是在宣示法国国王在颇具政治色彩的欧洲基督教界的领导地位。宣传诗人和政论家们在三十年战争前将法王亨利四世歌颂成“欧洲的裁判”,黎塞留与他们一脉相承,并将自己的战争政策向他看齐。

这位枢机主教[1]的奏疏文与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2]的十分相似,容易混淆,均各自为他们的君主索要基督教世界、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首脑”“最强大的统治者”这样的普世名声。

又是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哈布斯堡和法兰西这两个宿敌分裂欧洲的长期争霸重新启动,最终用尽全力决一雌雄。此前,双方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曾一度搁置,但人们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

哈布斯堡人成功地稳定了他们边界不稳、岌岌可危的欧洲帝国:皇帝支系须感谢他们的哈布斯堡亲戚及德意志盟友帮忙拿回了波希米亚,此后,帝国在那里建立了完整的邦政权,并在1627年的《新版邦条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中规定了这一点;西班牙支系恢复了争夺尼德兰的战斗,并在“奇迹之年”——1624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给日渐衰落但因有庞大海外帝国撑腰而始终强大的西班牙带来了新的繁荣。

西班牙人的口号是从“衰落”到恢复旧时“声望”,而在委拉兹开斯(Vel zquez)的名画[3]中,斯皮诺拉(Spinola)将军以和气的姿态接受了布列达的城门钥匙,似乎预示着协商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呼之欲出,有望减少其他地方的新军事行动。

在其对立面,法国的亨利四世通过改宗天主教和颁布《南特诏令》(das Edikt von Nantes)[4]结束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并重新建立了完整的王权。没错,他已经准备重拾原先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博弈,干预于利希王位继承战争[5],而一场致命的暗杀[6]和1614年因欧洲居间调停而签订的《克桑滕和约》[7]则又一次推迟了法、西对抗。枢机主教黎塞留,这位自1623年起领导法国的政治家,通过压制胡格诺教徒的“国中国”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同时准备恢复其旧政策。双方均亮明自己的立场并加以强化,为新一轮争夺欧洲之血腥博弈的决定性回合做好了准备。

亨利与玛丽.德.美第奇以及孩子在一起

若将战争缩短了看,这场博弈在战争的后半程才颇为紧要,其时,法国正式干预战局,从而将一场德意志的战争扩大到全欧洲范围。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会发现在此前很长时间,至少有三个(注意!新教的)欧洲干预者受到了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支持和资助,最近的一次是瑞典,再往前有丹麦和尼德兰,或者简单地说,黎塞留支持过一切反哈布斯堡的力量。

事实上几乎从一开始,普世强国之争就遮遮掩掩地在一些代理人战争中为这场“战争的战争”涂上了底色。即使是欧洲南部,也属于战争剧场。

故事开始于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地区,这是由皇帝和帝国的授采邑权、西班牙支系的财产和对外协议决定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米兰公国(Herzogtum Mailand)被豪强反复争夺,在几个大国手中辗转,当时归西班牙所有,但是,周边政权的骚乱和悬而未决的继承问题却始终是个隐患,给法国提供了一个乐得利用的干预机会。黎塞留欲借此瓦解“哈布斯堡的包围圈”,尽管这一概念对于一个自行向四面八方铺开并施加影响的中欧大国来说,并不恰当且防御性过强。

不过,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它涉及阿尔卑斯山区颇为敏感的交通运输路线。人们将“西班牙之路”(Spanische Stra e)理解为西班牙往返西属尼德兰的极易阻断的陆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保了通往阿尔卑斯地区的本国领地的道路。于是,西班牙人选中了瓦尔泰利纳山谷(Veltlin)[8],这一区域由瑞士格劳宾登(Graubünden)的新教徒统治着,但天主教徒占大多数。

西班牙人利用流血的教派冲突这个受欢迎的由头,占领了瓦尔泰利纳山谷和格劳宾登,将米兰和北欧之间的阿尔卑斯要道与要塞收入囊中。然而,作为格劳宾登的保护国,法国联合萨伏伊(Savoyen)和威尼斯组织了反对联盟,一年后自己占领了原本中立的瓦尔泰利纳山谷地区。

然而,即使在这片战场上,也并不缺乏和平的机会,从中或许还能衍生出更多的和平的可能。这一时期,教皇运用了“共同的父亲”(Padre comune)这一概念,思考他作为天主教诸侯“共同的父亲”的超派别立场,并投入极大的调解热情试图让他们维持和平。这是一项受到教派严格制约的和平政策,很容易突然演变成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共同宗教战争,但它或许能够帮助两个天主教大国摆脱一场根本政治争端。

在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兵戎相见的前夜,即在1623年的瓦尔泰利纳冲突中,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9]成功阻止了对抗,使瓦尔泰利纳地区一致保持中立。为保障安全,教皇派出不偏不倚的教皇军队,他们仿佛是来自罗马的“蓝盔部队”[10],维护饱受争议的阿尔卑斯要塞的和平。

格里高利十五世驾崩后,他的继任者乌尔班八世(Urban Ⅷ.)一开始威望不够,不得不经历法军背信弃义、不顾任何抗议驱逐教皇的维和部队、占领瓦尔泰利纳等事件。1626年,双方总算自行商定并成功签署了一份新的地区性和解书,即《蒙宗和约》(der Friede zu Monzon)[11]。

事态继续发展,且变化多端,并在1627年的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der Mantuanische Erbfolgekrieg)中达到其顶点。其中,普世强国落在了各自的地区候选人之后(皇帝甚至动用了尚在德意志作战的部队进行干预),从曼托瓦公国、蒙费拉托大公国到萨伏伊公国周围的大片地区均牵涉其中。

在这一冲突中,划地而治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同样存在,1630年在德意志召开的雷根斯堡选帝侯会议上已进行过协商,使得人们看到普遍和平的希望之光。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由于颇具才干的西班牙将军斯皮诺拉的逝世,法国围攻阿尔卑斯要塞的军事形势得以意外好转,于是,黎塞留拒绝批准和约。直到一年后的《凯拉斯科和约》(der Friede von Cherasco)[12]才带来一个仅局限于意大利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意大利内部或周边,起先遮遮掩掩、后来就大大方方地重新形成了两大普世强国的竞争,一部分是借助代理人的战争,另一部分则是直接对抗,从洛林、阿尔萨斯、莱茵河沿岸的邦国和领地,蔓延到德意志西部以至整个帝国。一系列协定与和约证明这只是区域性的停火,无法解决两个互相竞争的大陆强国之间最根本的问题。1623—1644年间在位的教皇乌尔班八世,继续以“共同的父亲”身份宣扬调解与和平。

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颇有势力,教皇从政治上对教皇国的安全忧心忡忡,时不时倾向法国,给哈布斯堡制造不利——在其职位规定的教派限制下,教皇无法为均衡的欧洲新秩序找到出路。两个欧洲大国相互排斥的对抗被证明是实现普遍和平的主要障碍。尼德兰的逾期归还也应归咎于西班牙的威望,在当时的话语中,它意味着西班牙的“荣誉”。

最后,那位将黎塞留推入竞争的干预者,自己也提出了普世主义的要求——一切因此变得越发艰难。有关这名出人意料的候选人,后文将专门阐述。从一开始,在前后三十年的时间里,这场“战争的战争”始终是一个建设和平的大型工地,在这片工地上,人们寻找全新且有趣的道路,取得了部分成功,尝试过全套外交手段,但是,唯有从根本上解决建构国家的难题,才能走上欧洲可持续和平的康庄大道。

事实上,只在一种情况下,找到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建国方案,即在一个联邦制组织下的德意志民族帝国中。16世纪以来,在欧洲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建立普遍的大一统国家还是多个主权国家始终是两个互相对立的选项,给德意志历史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一方面,德意志民族拥有的帝制是普世主义传统的最佳证明,但另一方面,罗马德意志帝国拥有若干强大的诸侯国,如萨克森或巴伐利亚,它们自己本身可能成为独立国家,参与欧洲的角逐。

面对这一特殊的建设性挑战,德意志历史在16世纪就已经发现了组织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将普世因素和个别因素纳入同一个政治体系。于是,人们在领土层面上实行双元的建国方式,并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上组织良好的地区、城市等政治单元。不过,将整合的哈布斯堡普世主义以君主立宪的简化形式纳入政治体制,并在16世纪的帝国改革中培育帝国会议、帝国最高法院和跨领土的帝国大区等机构——这一做法也已取得了成功。

然而,在一开始就深入帝国体系内部的欧洲冲突的压力下,这种高度发达的早期现代宪法综合体面临着再度解体的风险。建立单个主权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理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大国之间的普世主义角逐,不仅仅在德意志战场上上演,而且还危及已达成的宪法妥协。等级制帝国与帝国元首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普世强国及其交战利益的一部分,反之亦然,由法国领导的对立面则利用帝国等级中的反对派,危害了德意志民族之帝国的和平。

因此,在欧洲,彼此排斥的教派和政治构想作为不可调和的选项相互对立,并将这些问题出口到德意志帝国,而在那里,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得到了调控,却仍然时不时动摇帝国的政治体制,以至于很多人无法预料应如何从这场战争中全身而退。

在介于普世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的欧洲,德意志民族之帝国能否成功地保持并进一步发展其已经找到的、将独立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政权形式?而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战争来回答了。

注释:

[1]即黎塞留。——译者注

[2]加斯帕尔·德·古兹曼,奥利瓦雷斯伯公爵(Gaspar de Guzmn, Conde Duque de Olivares, 1587—1645):与黎塞留同时代的西班牙首相,1623—1643年间执政。——译者注

[3]迭戈·委拉兹开斯(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zquez, 1599—1660):西班牙画家,国王腓力四世的首席宫廷画师,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此处的名画指委拉兹开斯的著名油画《布列达的投降》:被认为是委氏最佳作品之一,完成于1634—1635年,描绘了西班牙将军斯宾诺拉攻克尼德兰军事要塞布列达城后受降的场景。——译者注

[4]《南特诏令》于1598年4月13日由亨利四世签署颁布,给予胡格诺派信仰自由和武装权利,这是第一部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的法令。——译者注

[5]1609年,天主教的于利希克雷弗贝尔格公爵无嗣而终,多位德意志的新旧教诸侯为继承权产生了争端。因该领土紧邻尼德兰,战略地位重要,西班牙国王迅速派兵强占此地,而法王亨利四世则要求西班牙撤军,并在1610年初联合新教联盟准备征伐西班牙,有爆发欧洲大战之势。但此事随着亨利四世的遇刺而不了了之。——译者注

[6]即1610年5月13日,亨利四世在巴黎遇刺,第二天不治身亡。——译者注

[7]即1614年12月12日,约定新教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获得克雷弗公国、马克伯国和拉文斯贝尔格伯国,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沃尔夫冈·威廉分得尤利希公国和贝尔格公国,达成暂时的表面和解,但直到17世纪六七十年代,该争端才得到最终解决。——译者注

[8]瓦尔泰利纳山谷:阿达河谷地,位于意大利北部,与瑞士接壤。——译者注

[9]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1554—1623):生于博洛尼亚,1621—1623年在位。——译者注

[10]指联合国维和部队,因其武装人员佩戴有联合国徽章的蓝色贝雷帽或战斗盔,因而被称为“蓝盔部队”。——译者注

[11]蒙宗是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韦斯卡省的城镇,曾是阿拉贡王国的首都。该和约由法国首相黎塞留和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在此签署,结束了瓦尔泰利纳冲突。——译者注。

[12]《凯拉斯科和约》是1631年4月由皇帝费迪南二世、法王路易十三和萨伏伊公爵三方的全权代表签署的,结束了意大利北部的曼托瓦继承权战争。——译者注

本文节选自新书《战争的战争》——

责任编辑:吴立群
法兰西 哈布斯堡 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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