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翰·达尔文】

在没办法迅速取胜或得不到当地人支持以永久统治的情况下，欧洲诸国政府没什么兴趣跟飘忽不定的敌人打无休无止的“原住民战争”。他们可能会准许部队从已建立的据点发动零星攻势，尝试一举击倒对方。但在亚非许多地方，他们不得不让大国本土政权继续存活，不得不容忍小国的抵抗。

印度是个巨大的例外，它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帝国主义扩张例子。

1820年时，英国人已成为印度次大陆上的最大势力。1856年，印度反英起义前夕，英国人已征服信德、旁遮普，吞并阿瓦德。他们似乎决定直接控制印度每个地区，包括承认他们为宗主的那些土邦。

开放与征服

为什么印度比亚非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早被征服，而且被征服得更彻底？为什么英国人愿意并有能力承担统治印度的巨大风险和成本？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得回头审视印度是在什么情况下经历双重革命，英国是在什么情况下首度将恒河下游纳入掌控的。

在那场双重革命中，莫卧儿人（北印度、中印度名义上的统治者）因为先后遭纳迪尔沙（伊朗的拿破仑）及其阿富汗继承者艾哈迈德沙·杜拉尼的陆上入侵而一蹶不振。几乎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特别是纺织业发达的孟加拉）变得更加倚赖对外贸易，与外国商人的对立加深。英属东印度公司与当地盟友联手推翻孟加拉省督西拉吉·乌德—多拉，扶植傀儡统治者后，很快就发现德里对孟加拉几乎已无力掌控。

到了19世纪初期，英属东印度公司已沿着恒河一路往上推进，占领德里，把莫卧儿转变为傀儡王朝。该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从公司的势力扩张中获利良多，因为该公司掌控贸易，从中带来源源不绝的收入，该公司日益庞大的行政体系，则产生大量工作岗位。凡是威胁该公司利益的统治者，均被该公司消灭。

东印度公司总部（资料图/维基百科）

很快，人人都认为该公司扩张得如此顺利，要归功于英国坚持战胜印度的混乱与死气沉沉之现象的决心。事实上，英国人得以入主印度的关键，不在于印度的落后和怠惰，而在于印度既开放又容易抵达，在于印度的金融、商业活动十分复杂而先进。

印度的开放，在几个方面帮了英国人。开放是那场双重革命的原因之一。

与中国不同，印度没有长城可阻挡中亚势力进入印度斯坦平原。它也不像中国那样限制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之类的城市活动。欧洲人搜集有关印度的知识，比搜集有关中国的知识要容易许多；欧洲商人与印度商人打交道，也没那么困难。印度的商业经济（18世纪世界纺织业的中心）远比中国的商业经济外向，印度的银行业者和商人受统治者的控制也小得多。

在印度沿海地区，英国遇到的是几个贸易邦，而非必须听命于遥远的皇帝且带有敌意的官僚体系。在沿海地区，英国人的利益受到当地统治者威胁时，他们不难找到对统治者心怀不满的人联手反抗。他们的组织化部队虽然兵力有限，但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获利而不想失去这种利益的当地人使其力量倍增。

但光凭这一点，还无法充分解释英国人挺进南亚次大陆内部为何比较容易。在此，还有印度现代初期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其他三个好处，可供英国人利用。

第一，改变次大陆各地均势的信贷体制，已使印度大部分地区互相连接。在英国发动的众多战争中，英国可将贸易利润和印度银行家的金融服务相结合，因此能够承受用兵失利的后果，撑得比敌人要久。

第二，英国人首先拿下孟加拉（印度最繁荣的地区），得以利用该地运作已久的土地税收体系，取得宝贵资金。他们可以招募庞大的部队，然后夺取新的收入来源，取得新战争所需的经费。

这是一种靠自力推动的殖民统治方式，而这种方式在亚非较不发达的地区几乎无法运作，在没有税收体系的非货币化经济体里，则根本无法施行。

第三，印度低地已发展出职业区隔分明的阶级体系和佣兵部队（与此相对的是以氏族为效忠对象的作风和以封建方式征集的部队），东印度公司不难招募到（也养得起）效忠于外国雇主的印度籍职业军人。

1835年，孟加拉军队已有约64个“本地步兵”团，而该公司的印度籍部队比英国在国内外的所有军队都要庞大。有了这支常备军作为打击利器，再顽强的对手碰上该公司几乎都只能俯首称臣。

于是，印度为入侵的英国人提供了可转用于其征服任务的资源。因此，东印度公司很早就打造出自己的“安全区”，使自己成为印度次大陆上的强权之一，以印度的方式和次大陆上的印度对手竞争。该公司还可以利用印度社会的流动性，增加自己的优势。

印度西部长期以来接纳外国商人精英，特别是来自伊朗而最终主宰孟买这个港口城市的帕西人。帕西人自然而然成为该公司的经商伙伴。在孟加拉，新的印度教精英阶层婆陀罗洛克（bhadralok，“体面阶级”）迅速崛起，取代观念守旧的穆斯林精英，为该公司提供了赖以统治该地的受过教育的合作者。

靠着这类盟友，该公司可以打造出榨取（最终扼杀）任何印度对手之贸易和收入所需的当地网络。其影响是把大部分的成本和风险，由英国（印度帝国的最终受惠者）转移到最先出现于孟加拉“桥头堡”的英印混合政治实体上。

征服印度的战争开销，由英属印度而非英国支付。伦敦派部队来帮忙时，也是由该公司支付雇请他们的费用——英国政府对于派兵到印度，比派规模更小的部队到新西兰或南非的贫穷殖民地更为干脆，这是原因之一。

1857年大起义

东印度公司的巨大规模和财富，还带来另一个影响。

从早期开始，在能进入东印度公司商业部门、行政部门或部队军官团服务的英国人（特别是苏格兰人）心目中，它就是充满机会的理想工作场所。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些人及其家庭已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该公司的壮大中得到许多好处。

他们所写的著作和自传，形成了一种关于英属印度的迷思的基础，那迷思认为印度是英国得以称雄天下的最大功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遭埃德蒙·伯克痛斥的征服印度的宏大行动，这时已被功利主义人士和自由派合理化为理性改革的伟大范例。文明开化的现代性，正在扫除无知与迷信的残渣。印度是项工程，而不是弊害。

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两位极有影响力的作家，都极力支持统治印度。两人都替该公司效力过。史学家麦考利在该公司的印度政府当过立法者。他论罗伯特·克莱夫（1840年）和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841年）的两篇文章，称他们两人是罗马传统一脉相传、观念进步的帝国建造者。自由个人主义的宣扬者约翰·穆勒，曾在该公司的伦敦总部任职。他在《代议制政府》（1861年）一书中，为英国统治极力辩护，称那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

这些影响有助于说明，伦敦为何那么容忍该公司的帝国主义作为。有个因素或许同样有力，那就是到19世纪40年代，印度已成为贸易帝国的主要资产之一。1850年时，有将近1.2万名英国人住在印度最大的两座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和孟买。1830年后，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一直超过其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大英帝国贸易原来的明珠）的出口。英国用印度兵强迫中国开放口岸，用印度兵保护英国在东南亚的贸易。

随着金鸡蛋愈下愈多，金母鸡的健康很容易被忽视。以如此狂暴的速度建造帝国所积累的紧张关系，终于在1857年的一场大起义中爆发出来。

1987年德里攻城战（资料图/维基百科）

这场起义的导火索，乃是德里东北方约60公里处密拉特的印度籍士兵，因反对使用沾染了动物脂肪的弹药而哗变。在这场起义的幕后，乃是孟加拉军队印度籍军官所策划的一项大规模行动。

薪饷低、白人军官素质差、油水变少，以及低种姓士兵入伍降低高种姓军队品质所引发的强烈怨恨，促使他们决意造反。他们的目标乃是推翻英国人的统治，重新为印度本土统治者效命。

英国军力看似瓦解，使哗变士兵之外更多原已不满英国统治的人，敢于群起响应，加入反抗行列，起义随之如星火燎原般迅速传开。

起义之所以扩大，有三个潜在原因。

第一，莫卧儿传统心脏地带的穆斯林精英普遍认为，莫卧儿皇帝（自1803年起一直是傀儡统治者）威望的衰落威胁印度穆斯林的生存，因而反英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穆斯林对异教徒统治的反抗。哗变士兵于1857年5月进入德里时，即承诺恢复莫卧儿的统治实权。

第二，在东印度公司日益紧缩的掌控下，某些地区性豪强已失去权力（或认定即将失去权力），而在他们眼中，英国统治势力在恒河流域的突然瓦解，正好给了他们收回或巩固权力的机会。

前一年甫遭该公司吞并的阿瓦德王国，还有中印度高原的诸地方统治者，尤其怀有这想法。在坎普尔，纳纳·萨希布（NanaSahib）夺取了大权。他一心想恢复1818年遭该公司打破的马拉塔联盟。

第三，该公司对土地使用所课征的重税，规范土地所有权和契据的作为，让某些地方利益集团获益，却惹恼其他许多利益集团，结果就是不时爆发难以预料的农民起义。

在北印度一大片地区各自为政的反殖民统治阵线里，这三个因素混在了一起。

英国的统治遭遇严重危机。东印度公司面临一场漫长而所费不赀的平乱战争，外部的危险和母国国内猛烈的政治批评，使情势更为棘手。

有迹象显示反英起义已蔓延到其他土邦，因为那些土邦的部队也开始反抗其欧洲籍军官。事实上，反英起义在边陲的丘陵、森林里一直延续到1859年，但在起义的心脏地带，仅一年出头就被镇压。1858年7月，英军重夺阿瓦德。同年4月，英国人已有约9万名白人部队和同样庞大而效忠英国的印度人部队，起义军兵力则顶多6万。

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却因四项关键弱点而无法成事。

第一，起义局限于北印度，未扩及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英国统治的核心地区），而只在这些地区出现某些警讯。英国人可从这些“忠心”地区抽调部队和军需，可向母国求援。

第二，英国人牢牢守住起义区里某些重要据点，包括亚格拉和贝拿勒斯（Benares，今瓦拉纳西），并保住他们新取得的省份旁遮普（该地的英国人得到电报的及时示警）。旁遮普攸关整个大局。1857年9月重夺德里的军队（印度兵居多），就来自旁遮普，而重夺德里，打掉了起义军凝聚力的唯一可靠来源。

第三，由于起义军内部不和，缺乏共同的目标、意识形态和领袖，英国人一开始大举反攻，反抗势力即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遭到消灭。

第四，起义军来不及在英军反攻前摧毁东印度公司的网络，代之以自己的网络。在北印度，未能有新的莫卧儿国家兴起，德里和勒克瑙的起义军政权甚至没钱支付其军队薪饷。

英国人离开时，许多印度地方豪强决定与起义军站在同一边，但英国人一旦再度出现，他们即因为个人利害考虑而不愿卖力反抗。英国人凶残的镇压手段（可见于洗劫德里和将穆斯林逐出德里的过程中）表明毫无政治妥协的余地。

但毋庸置疑的是，反英起义的冲击深深影响了英国人对其印度帝国的看法。

起义的发生，完全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起义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数百名白人死亡，包括许多妇孺（在坎普尔有200多名妇孺遭戮）。印度人忠诚、仁慈的表现屡见不鲜，不信任的气氛却不可避免地腐蚀了印度人与英国人的关系。种族情感变成洪水猛兽，必须极力防范。

许多英国人深信，反英起义肇因于穆斯林的阴谋：“印度兵只是穆斯林手上的工具。”英国统治必须倚赖武力的主张变成主流看法。反英起义的恐惧，从此在英国官员心中挥之不去。英国的统治变得更谨慎而保守。保卫印度免遭内外攻击的帝国包袱，似乎变得更为沉重。

但在另一方面，英国也得到丰厚的补偿。1860年后因为铁路广为铺设，印度作为原料来源和英国最大出口品棉织品的最大市场，发展迅速得多。防卫印度尽管是个沉重的包袱，却未花到英国纳税人的钱。事实上，1860年后，大英帝国的常备军（包括英国兵和印度兵，总数约33万）有三分之二是用印度的税收而非英国的税收来养的，而且印度的部队可用于从马耳他岛到上海之间的任何地方（事实上的确用于这些地方）。

随着1880年后瓜分亚非的速度加快，印度的经济价值和地缘政治价值成为英国制定政策时考虑的根本依据。不稳定的帝国已变得无可避免。

（本文节选自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著作《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