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接上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科学技术能够在政府治理领域发挥怎样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有良好表现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在技术应用（尤其是手机相关技术的应用）方面做得好的国家。在韩国，一位市民离开本市时会收到一条提醒短信（不随身携带手机的人会被罚款）；在新加坡，该国医疗卫生部门研发了一款手机应用，该应用能够追踪到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在以色列，政府已授权该国国内安全部门“辛贝特”和警方，他们在授权下可以进入任何一个疑似新冠病毒携带者的手机系统以获取必要的信息。

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于2020年4月12日在美国彭博新闻网刊发评论文章：《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全文共分为三部分，本文是第三部分。

所有这些与技术有关的政府行为是否会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对个人自由权利造成侵犯呢？站在托马斯·霍布斯的角度来说，政府这样做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考虑到许多人为了享受数字服务的便利已经在个人数据隐私方面向私营公司作出了妥协，为了他们自己的健康，要他们向政府部门也作出类似的妥协并不是很过分的要求，况且这种妥协也只是暂时性的。即便在政府权力无远弗届的新加坡，该国卫生部门研发的手机应用也出于个人隐私方面的考虑被设定在在6个月之后自动失效。

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许会提出一些新的隔离管控方案，人们可能会被允许走出家门，不过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接受某种形式的监控，相信届时许多无法适应与家人长期相处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会接受这样的方案。

此外，一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在应对疫情时表现优异，其原因还与他们的学习精神有关，他们很注意向其他国家学习，甚至向历史学习。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都对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H1N1流感进行了深入研究。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通过关闭边境、对疑似病毒携带者进行追踪和隔离以及定期更新疫情信息等措施迅速作出了反应。今年1月20日，当时中国大陆仅有几个报告病例，台湾当局获悉后立即恢复了SARS疫情时成立的防疫指挥中心的运作，台军方在接到该中心的通知后随即启动了医疗防护物资的生产工作。位于欧洲的丹麦虽然没有像台湾这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过丹麦的行动也是相当迅速的。

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虽然有更加宽裕的准备时间，但他们并没有就该采取哪些措施做出及时决策。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是十分不擅长观察其他国家的有效做法并加以借鉴的。

欠缺学习精神已经成为了西方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西方国家政府机构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很不擅长学习他国的成功做法。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遍布西欧、北美的众多国家就会发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某些领域都有可资借鉴的做法：如果你希望找到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最优方案，智利和位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即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观察者网注）有值得参考之处；如果你希望加强年轻人的职业教育，那么德国的做法是应该学习的。

相较于政府部门，私营经济部门的情况要好一些，“成功经验”在私营经济部门能够快速扩散，因为愿意向成功者学习的公司能够继续参与竞争，而那些拒绝学习的公司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威胁”之所以被最终挫败，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公司向日本同行学到了“适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和“精益制造”（lean manufacturing）两套生产管理体系。不过在公共部门领域，由于西方政府施行终身雇佣制而且难以摆脱厌恶风险的心理，西方的一些制度改革始终难以顺利推进：英国自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时代起就在讨论如何借鉴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而美国在仔细分析并借鉴了瑞典的福利制度改革后，始终无法拿出政治意愿以推动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

此次新冠疫情很可能会成为一股推动西方政府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西方各国政府将在两股相反作用力的挤压下完成这一转变：首先是各国政府在疫情压力下必须改善自己的社会福利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否则他们将无法应对下一次疫情的爆发；另一股压力来自公共债务，各国政府将不得不压缩已经暴增的公共债务，使其更具可持续性。

我们可以看一看意大利的情况，意大利的政府治理体系也许是全欧洲最需要改革的。考虑到意大利人口的年龄结构，很显然该国迫切需要改善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然而，意大利同时也是全球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终有一天，意大利人会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必须解决长期困扰意大利的高福利问题和腐败问题，并让国家财富流向那些贫穷和亟需资金的人。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据说如今美国的富裕阶层终于意识到穷人们在享受怎样糟糕的公共医疗服务了。在美国的医院里，戴着自制口罩的医生们套着黑色垃圾袋在拯救生命，而许多病逝的美国人只能被集中安葬在临时挖出来的大坑里。附带权益也好，那些支撑起昂贵的商业医保产品销售的荒唐减税措施也好，难道这些给富裕阶层带来的好处真地抵得过上面那些悲惨境况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痛苦吗？

其实，当美国打造出一套更好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时，美国富裕阶层的钱包反而可以从中受益。6年前我们二人就提出过一个主张，那就是美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参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这一主张不仅是出于道义考虑（政府可以借此把更多穷人纳入医保网络），从经济角度考虑美国政府也应该这样做。美国政府的隐性补贴（hidden subsidies）——那些荒唐复杂的保险产品以及错误的激励举措都要从中获得资金——意味着美国甚至比“社会主义”瑞典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上支出的GDP份额还要大，这还不算那些支撑起昂贵的商业医保产品销售的减税措施。

须指出的是，与此类减税措施相关的退税目前仍然在退给公司而不是直接退给个人，这又是一个体现美国政府治理体系已过时的例子。此次新冠疫情让人们更加相信，如果更多美国人能够被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所覆盖，那么他们得到的医疗服务会更好，而且缴税额也会更低。

其实，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应该受到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的触动并向自己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向公务员们提供终身职位？政府是否应该规定只有持教师资格证的人才能进入教育领域工作？如果疫情期间医生能够通过视频作出诊断、老师能够通过视频开展教学，那么疫情结束后是否可以沿用这样的做法？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量机会都流向社会精英阶层时，政府是否还应该继续为在校大学生们的学习支付一些费用（欧洲大多数国家仍然在这样做）？当建设医院需要土地时，政府是否应该在首都继续占有大量土地资源？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否应该享有购买打折火车票以及在伦敦免费乘坐地铁的权利？美国政府一直在向最富裕阶层发放房贷利息补贴却在穷人购买经济适用房时支出甚少，这种做法是否应该有所改变？

西方的改革者也许可以通过政府治理现代化和机构精简在改革进程中取得不小的成就，然而当他们推进到某一阶段时，意识形态问题便会介入进来。虽然我们倾向于把改革美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视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举措之一，认为这不过是对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一种借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美国人会认为此类改革涉及某种哲学性问题。我们二人对此的回应很简单：“不要想太多，干就完了”。然而西方最终还是需要解答一个大多数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尽力回避的问题：国家的作用是什么（what is the state for）？

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强烈地提醒我们，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其政治学名著《利维坦》中所指出的：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这里“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并非指托马斯·霍布斯写作时所提到的“政府应防止那些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公民在对权势无休无止的追逐中互相残杀”，而是指政府应该为自己的老百姓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

“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一词也许会让一些人产生某种负面情绪，不过这个词的确能让我们直接看到问题的核心：在大流行病肆虐的时候，社会上最具权势的人物的健康与普通百姓的健康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这也就意味着抗击病毒的战役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集体主义特征。然而一旦涉及集体主义，人们的个人自由权利就有可能受到挤压。因此，我们在接受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时，还需要阅读约翰·穆勒的一些著作（约翰·穆勒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极大，尤其是他的名著《论自由》，被誉为西方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观察者网注）。

如果你问约翰·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很可能会说：遇到危机时在个人自由方面作出妥协去换取人身安全是一回事，而将这种交换长期化就是另一回事了。约翰·穆勒之所以会这样说，其原因在于，政府很可能会尽全力保住民众在妥协之下让渡的权利（这是政府的本性），或许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民众的集体心理会对失去那些被妥协的自由权利习以为常。霍布斯主义国家在保障民众人身安全方面是很擅长的，然而与此同时它也会对自由和创造力形成压制（托马斯·霍布斯的母校牛津大学1683年在该校博德莱安图书馆的院子里烧毁了包括《利维坦》在内他的所有著作）。

西方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自由以及这种自由所激发出的创业活力。西方若希望发挥出这一优势，只有把约翰·穆勒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中的另一面（也就是更加“高效”、更加针对特权和腐败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才行。

约翰·穆勒最初是支持“守夜人”式的小政府的，也就是说他最初认为政府应该对社会干预越少越好。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态度出现了软化。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既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法被纳入医保网络，那么自由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真正享受到自由的好处，国家必须向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服务。如此一来，“守夜人”便成了“保姆”，不过约翰·穆勒的出发点一直都是致力于让人们享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的。

我们今天若要实践约翰·穆勒的主张，很可能引发的是一波类似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 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英国开始由唯利是图、效率至上的社会向寻求公平、和谐的社会转型，这一时期同时也是英国自由主义新旧体系交替的转轨时期，自由党政府在这一时期所推行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适时地呼应了英国思想领域的这一重大变化——观察者网注）当年推行的那种改革。格莱斯顿首相当时果断地对政府进行了改革，国家更“小”了，同时行政效率也获得了大幅提高。格莱斯顿首相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真正需要补贴的人能够获得补贴，同时顺应那些长期以来对国有体制（collectivism）的危害颇为提防的人。格莱斯顿政府的改革取消了当时西方体制内滋生的许多规则和特权，一直以来那些规则和特权缠绕在西方体制身上，就好像藤蔓植物缠绕在大树身上一样。在英国此次改革之后，坐在奢华办公室里享受各种税收减免且拿着各种津贴补助的西方各国政客们，与那些陷入权钱交易的政治人物一道，成为了19世纪自由主义者们批判的标靶。

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过去400年里获得巨大成功，其秘诀在于西方具备进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能力：就在失去了所有希望的时候，西方最终又成功地获得了新生。英国在这方面堪称西方的代表，我们在本文提到的许多伟大思想家都来自英国。当约翰·穆勒步入晚年的时候，英国已经因高效的行政体系闻名于世：英国官员获得职位的前提是他应具备工作能力和美德；而精打细算的威廉·格莱斯顿首相也为自己能够在“为国服务的过程中节省蜡烛以及合理搭配奶酪”而颇感自豪。

美国的政府治理在革新再生后同样有不错的表现。在美国的“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继“镀金时代”之后，美国进入了1890-1920左右的“进步时代”，这是美国推行改革和各种社会活动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政府的净化、消除腐败和打击政治寡头，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也逐渐兴起，美国女性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选举权——观察者网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采取措施对垄断进行了打击，使经济体系获得了自由；此后其他几位总统也开展了反腐败和提高效率运动并建立了一系列国家机构；20世纪初，美国还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当时美国不得不依靠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来摆脱金融危机，直到1913年托马斯·威尔逊总统才建立了强大的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创纪录的速度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并在几年后实现了庞大的国内工业体系向战时生产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总统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消除贫困计划；此后，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都在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推行了改革。

毫无疑问，西方正面临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这样说不仅因为新冠疫情对西方社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更因为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美国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的现实已被暴露无遗。如今一个地缘政治大问题已经摆在全世界面前：西方是否还能够像历史上多次做到的那样勇于面对挑战、对政府治理理论重新展开思考并对思考的结果真正去践行？还是说西方会手足无措地任由中国重新取得历史上曾一度拥有的全球主导地位呢？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拥有这一主导地位的时候，一位心中充满恐惧的老人正在伏案写作一本名为《利维坦》的书。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4月12日美国彭博新闻网，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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