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纳斯·霍克，翻译/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周雷】

2024年10月底，多亏了一位好友的邀请，我参加了在萨克森州举行的“爱国者聚会·2024”，活动主题为“当东方与西方相遇”，也有幸借这次机会深入了解了德国爱国政治反对派的世界。

萨克森州位于德国东部，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挫败感的自由州。根据2024年9月的民调，在该“后社会主义抗议堡垒”中，民族保守反对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得票率为31.9%，是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第二大政治力量。这意味着在投票范围内，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唯一一个仍留在政权的主流党派。自两德统一以来，这些主要政党一直在几乎所有德国议会中作为一个封闭的、反对派缺席的政党群体出现，并从财政和人员上融入德国议会政治体系，也相应地被整合。

然而在萨克森，这些主流政党的受欢迎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因为只有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才是唯一一个在东、西德政治社会化存在历史差异的情况下，对各党派的既定立场提出了明确替代方案的严肃反对党。特别是在移民、经济、国内安全和社会政策等问题上，以及在教育和国家主权等领域，德国另类选择党吸引了许多对老牌政党感到失望的选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唯一一个准备从根本上质疑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并致力于实现真正变革的力量。

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 视觉中国

爱国者集会的地点之所以特意选在萨克森州，因为这里特别能反映东德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德国另类选择党能在东德各州，尤其是萨克森州选举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西德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历史差异。冷战期间，在西德，美国占领当局通过文化霸权——尤其是通过好莱坞和其他美国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主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强烈地影响了民众。而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这种形式的文化洗脑影响不大。

“再教育及去纳粹化”（re-edu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计划的战略实施，特别是在西方地区悄悄地影响了政治文化，在那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东部的系统忠诚，无法像东部那样立足。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恰如其分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移民政策的结果，“萨克森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就像对于西班牙人在穆斯林占领期间的西班牙北部”。

爱国者集会在萨克森州一个宁静的小村庄举行，那里的气氛平静而不受外界干扰。令我惊讶的是，左翼极端组织“反法西斯”（Antifa）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西德各州）那样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在这些地方，这些组织的行动通常以威胁使用暴力、扰乱活动甚至阻拦活动为特征，并以针对具体个人的有针对性的宣传为目标。后者通常通过照片或其他录像来实现，在当前的政治体系中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威胁，因为由此可能导致主流社会排斥，并伴随着职业生涯的毁灭和社死的风险。

现场是一个朴素的民主德国餐厅，气氛极其简单，与现有政治阶层精心设计的会议中心形成鲜明对比。老式家具和简单的室内设计，深刻体现了德国另类选择党作为一个真正的反对派的特征——一个自下而上、来自人民的草根运动。在这里，远离主流政治体系的奢华和由机构资助的“政治神殿”，真实展示了一场尚未屈服于大型机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运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大政党的左翼计划，尽管它们标榜自己是进步的力量，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und）或贝莱德集团（Black Rock）等有影响力的智库和机构为他们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看起来他们更像是人为创造的、自上而下控制的伪反对派。

活动开始后，前德国另类选择党勃兰登堡州主席、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安德烈亚斯·卡尔比茨（Andreas Kalbitz）发表开幕词。他先是幽默地表示，之前宣布的和受欢迎的2024年欧洲选举的前德国另类选择党第一候选人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不幸因病不能参加，这一消息最初在大厅里引起了失望，直到卡尔比茨澄清这是一个笑话，克拉将按计划在下午6点出现。然而，不幸的是，克拉没有在下午6点出现，也没有在活动的其余时间出现。活动组织方至今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安德烈亚斯·卡尔比茨（Andreas Kalbitz） 原作者供图，下同

卡尔比茨出席后，萨克森·安哈特州议会议员、德国另类选择党文化政策发言人汉斯·托马斯·蒂尔施耐德（Thomas Tillschneider）报告了他在法国的假期，在那里他注意到广播和电视上不断地宣传变性人，这促使他说：“受够了彩虹崇拜——黑色、红色和金色已经足够丰富多彩了！”他还将彩虹旗称为“撒旦主义的抹布”，从而找到了清晰而不加修饰的公开词汇，揭露了LGBTQ议程作为撒旦主义混合战争的真实特征。

汉斯·托马斯·蒂尔施耐德还强调了东方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口号“ExoriententeLux”（“光明从东方出现”）。鉴于在场的许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西方价值观霸权的痛苦影响，这一强有力的声明赢得了大厅里雷鸣般的掌声。

蒂尔施耐德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努力破坏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稳定，这导致了当前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不仅表现为一场地缘战略争端，而且表现为扎根者与被铲除者之间以及旧政党与新政党之间的根本斗争。

在这种背景下，他视德国另类选择党作为一个全新的政党，站在“扎根者”和传统主义的一边，抵制基民盟、自由民主党、社民党、绿党和左翼等其他所谓”进步”的旧政党。他说，当前移民政策的目的是将所有人连根拔起，以符合资本主义全球主义者的理想类型。这种连根拔起导致文化同质化和民族特性的侵蚀，最终为不受控制的全球化铺平道路。

随后，德国联邦议院前德国新选择党议员乌尔里希·欧姆（Ulrich Öhme）发表了讲话，他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德国另类选择党萨克森州执行委员会成员。在2024年4月访问莫斯科期间，俄罗斯爱国主义学术界成员建议我寻求与欧姆的联系。因此，我特别高兴能在爱国者会议上亲自见到他。

乌尔里希·欧姆(Ulrich Öhme)

在讲话中，欧姆令人印象深刻地强调了德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造成的严重不利。他指出，德国人民自己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美国利益的附庸，而不是奉行为德国民族利益服务的外交政策。欧姆强调了制裁的无意义，他令人信服地解释说，俄罗斯经济去年实现了2%的可观增长，甚至预计今年的增长率将达到3%。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制裁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受制裁国家造成的损害。

演讲结束后，我立即找到欧姆，向他介绍了我自己，并向他解释了我打算为中国新闻网站观察者网写一篇文章的计划。这导致了一场极其有益的谈话，我问他德国爱国者心目中对中国的评价，以及他们对可能的合作采取何种态度？

欧姆最初强调，他不能代表德国的整个爱国运动。然而，他明确表示，对他个人而言，中国是全球舞台上具有决定性的三个大国之一。欧姆说，与欧盟各党派主导的短视外交政策不同，他非常清楚，大国会毫不妥协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管较小的国家或世界其他国家可能在争取什么。在这场地缘政治力量游戏中，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核心角色，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所未有。因此，中国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也是德国极具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其潜力远未枯竭。

欧姆还强调了金砖国家的巨大重要性，他认为金砖国家是多极世界秩序中的新兴力量。在他看来，金砖国家不仅代表着全球贸易的未来，而且也是一个能够长期打破美元统治地位的地缘政治联盟。他认为，这种以金砖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和货币区的战略调整，对未来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欧姆的说法，德国可以从与中国和金砖国家加强合作中受益匪浅，特别是如果它想要摆脱对美国霸权的依赖。

当我问他，为了促进德中两国爱国力量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需要克服哪些误解和障碍时，他强调，成功合作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是不要试图将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给合作伙伴。相反，中德关系必须始终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以相互尊重和自信的谈判立场为基础。文化差异不应被视为障碍，而应被视为相互尊重的交流机会。

他强调，德国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兴趣主要包括贸易、文化交流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德国有很大潜力从中国的经济活力、知识转移和创新实力中受益。与此同时，欧姆承认，在德国的部分爱国意识中，中国仍然被打上“工业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等错误、负面的标签。必须克服这种不信任，以促进信任合作。

在随后的对话中，我提及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核心思想——群众路线。我解释说，这一思想的基础是抓住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把它们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欧姆显然对此很感兴趣，并立即将其与自己在德国“Wendezeit”（“转变时期”，大约在1989年代东德末期期间）期间的政治活动相提并论。

他回忆说，这一阶段是发展未来社会愿景的时刻，也是赢得人们对这一愿景期待的时刻。对他来说，这反映了群众路线的本质：领导是人民期望的一面镜子。他回顾说，即使在当时，正如在群众路线的概念中一样，成功的关键是准确地了解德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未来社会。这也是德国另类选择党今天所关心的，该党认为自己是老牌政党的真正反对派。

在与欧姆的谈话结束后，德国传统乐队“德累斯顿民歌团”开始演奏，该乐队以在爱国活动中免费演出来保护德国歌曲进而保护德国文化为己任。他们演奏了德国国歌的作者法勒斯莱本于1842年创作的歌曲《思想是自由的》（Die Gedankensindfrei）。

德国传统乐队“德累斯顿民歌团”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青年选择党（JA，另类选择党派的青年团）代表保罗·泽勒（Paul Zeller）随后走上讲台，将演讲重点放在了另类选择党派应当作为年轻一代的政党的作用上。在谈到目前的民调数据时，他强调，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年轻选民中特别受欢迎，这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转变的迹象。

就在5年前，很大一部分德国年轻人还追随着绿党的脚步，但时代在变。街上的刀枪，校园里关于气候变化意识形态的激进宣传，以及目力所及的种族、性别狂热——这些痛苦显然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

与此同时，18岁以下的选民已经完成了真正的180度大转弯，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18岁以下选举令人印象深刻：在即将到来的州选举中，图林根州37.4%的选民和萨克森州34.5%的选民将投票给德国另类选择党。年轻人不再想知道关于绿党和他们疯狂想法的任何事情。

保罗·泽勒（Paul Zeller）

泽勒还明确提到了不受限制的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并表示“德国年轻人正在投票给蓝色，因为他们正在受到移民暴徒的安全威胁”，这里的蓝色指的是德国另类选择党的蓝色党派。他将德国的年轻人描述为迷失方向，在背井离乡的文化中陷入了身份和生存危机。

因此，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年轻人唯一的希望，因此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年轻人就像一棵没有根的树，无法发展到更高的地方。因此，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青年选择党的任务是吸纳这些人，教育他们成为真诚和正直的德国人，因为年轻人希望被正确地引导。

在这场被美国流行文化和享乐主义、没有身份认同的娱乐机器麻痹的青年所进行的斗争中，他提到了建立民间舞蹈和民歌圈子，作为重新获得文化霸权的一种方法，因此他得到了“德累斯顿民歌团”音乐家们特别强烈的掌声。他还谈到了年轻人陷入亚文化的危险，以寻找脱离娱乐社会的方法，他称之为“来自右翼的朋克”。这尤其成问题，因为这些是建立在孤立原则基础上的，因此永远无法触及群众。

在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中，他还提到了数字领域的新机遇。数字领域最适合作为接触年轻人的渠道，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TikTok上吸引了数十万年轻用户。数字政治家兼绿党议会副党魁甚至呼吁采取政治措施，限制克拉的人气，结果TikTok不再向用户推荐他的视频。克拉太成功了，整个德国当权派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并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来打压他。泽勒关于TikTok是年轻人的新“Volksempfänger”【“人民收音机”（希特勒时代的一个普遍宣传工具）】的说法也在这方面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因为掌握影响年轻人的媒体广播力量的人，也就是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未来的人。这对整个爱国主义反对派来说是战略性的突破。

泽勒的演讲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随后乐手们唱起了歌曲“MärkischeHeide, MärkischerSand”【“马克地区的石楠荒原，马克地区的沙子”】。这首歌是由古斯塔夫于1923年创作的，被认为是勃兰登堡的非官方国歌，因此经常被人们传唱。这首歌在民主德国被禁。2009年，出现了想要废除这首明显与政治无关的民谣的声音，因为这首歌过于国家社会主义。左翼党在反对这首歌的鼓动中尤为突出，他们还呼吁举行一场“新”官方国歌的比赛。可以假设，这首新歌将成为政治正确或多元文化内容的载体。然而，在我那天参加会议的时候，大厅里的人群高唱着传统版本的勃兰登堡的非官方国歌。

我利用随后的休息时间认识一下坐在我旁边的人，了解到他此前曾在德国一个州议会担任德国另类选择党议会党团的经济政策顾问。前一段时间，我也已经发现了他有几次以好奇的眼神看了我的手写笔记。当我向他解释了做笔记的目的是向中国观众介绍这个会议的时候，一段有趣的对话就随之而来。

坐在我旁边的人认为，在多极世界秩序的背景下，中国是未来希望的重要来源。然而，他将德国对美国的依赖描述为一个必须在各个层面上消除的主要障碍，这种依赖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增长，例如通过基民盟等老主流集团政党及其跨大西洋关系。为了重新获得国家主权，他认为有必要发展与美国之外重要国家的合作，比如与中国或金砖国家。但是，这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正如欧姆已经强调的那样。

当我问他需要做哪些具体的事情才能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时，他首先指出了克拉等人也指出过的困难。

当克拉寻求深化德中两国关系时，由于这些努力，他成了一场有针对性的诽谤运动的受害者。他被德国亲美当权派指责策划了一场间谍活动。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宪法保护办公室”（Verfassungsschutz）在他身上安插了一名特工，据称这名特工为中国开展了间谍活动。这些行为在德国民众中造成了错误的形象，使德国反对派更难在德国建立中国可信的国家形象。

坐在我旁边的人也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和儒家对民族认同的推崇，希望德国也能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回归，德国人也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文化根源。当被问及这种观点在德国另类选择党内部有多普遍时，他表示，德国东西部的分歧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该党的西德代表通常是跨大西洋的，对北约持积极态度，但在东部，也受到民主德国过去的影响，对与东方合作的态度越来越开放。但与此同时，他补充说，人们对中国仍持保留态度，这往往是由于人们认为中国企业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休息后，德国另类选择党巴伐利亚州执行委员会成员托拜厄斯·泰希发表了演讲。在我与坐在旁边的人前一次谈话中，德国的东西部文化分裂已经被展示出来。托拜厄斯·泰希一样对德国的文化精神分裂表示遗憾，并在这方面强调了本次爱国者会议的重要性——这次会议的口号就是“东方与西方相遇”。

他还概述了奥地利自由党（FPÖ）目前和过去的发展情况。与德国另类选择党一样，奥地利自由党在奥地利国民议会中也是一个保守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就像上次谈话中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一样，托拜厄斯·泰希哀叹“体制的肮脏伎俩”，试图用媒体策划的丑闻来损害公众舆论或个别政客【如克拉（Maximilian Krah）或彼得·拜斯特隆（Peter Bystron）】的声誉，比如奥地利的伊比沙岛事件，或者波茨坦会议上德国另类选项党讨论移民实施的丑闻（主流媒体试图把波茨坦会议与希特勒时代的万湖会议进行对比）。

德国选择党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安·克拉 资料图

然而，对于每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来说，除了为我们的祖国而战别无选择。这种有趣的丑闻最多只能暂时阻碍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斗争，但绝不能阻止它，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

最后，泰希恰如其分地用一个比喻结束了他的演讲：就像一块肥皂躺在一股温暖、稳定的水流下，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但肯定地融化了。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在人口统计数据中清楚地感受到，而且在访问任何德国城市时也越来越明显：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陌生人！

接下来的茶歇中，我与另一位来自爱国光谱的独立活动家进行了一次对话。在他看来，与中国成功的双边合作的基础是确保安全，特别是经济合作。目前的德国政府未能在各个领域保证持续的法律稳定性，这导致了目前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不良关系。中国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帝国主义野心，而是追求经济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德国和中国的利益从根本上是相容的。因此，爱国主义反对派与中国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一旦获得国家领导地位，就可以依靠这些联系。

德国和中国经济之间的欧亚网络可以将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地缘政治专家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著名概念）地区的经济潜力，与一个充满活力的亚洲超级大国的经济潜力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战略优势。这种合作可以促进海上贸易路线的独立性，并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确保稳定。

他还提到，德国和中国作为新的多极世界秩序的主要两极，可以作为外部世界的成功蓝图，为对抗西方霸权的长期战略平衡创造动力，从而加强这种联盟。具体来说，应该提到的是，德国正在展示前所未有的研发水平和由此产生的创新，而中国正在展示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这两方面的政治催化共生可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经济潜力。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德国另类选择党引发的当前体制的政治变革发生时才有可能实现。

当我问他德国爱国反对派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时，他回答说，在保护民族认同和文化溯源方面，德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中国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了解国家认同受到威胁所带来的危险，因为它看到自己的文化生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主义的严重损害和侮辱。面对日益加剧的文化异化和精神殖民，德国爱国主义反对派也可以从中国回归尊严和自主本源的道路中获得宝贵的启示，从而停止身份丧失的进程，重新获得独立的民族意识。

当最后一位发言人走上舞台时，晚会接近尾声，这位发言人是一位德国另类选择党代表，他以一件个人轶事开始演讲，讲述了他与一群阿拉伯移民的对抗。从统计上讲，全德国每天至少有两起年轻移民造成的强奸案。犯罪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这些人不是技术工人。因为2015年，来自北非和中东的未受教育的年轻难民仍被媒体诬称。毕竟，熟练工人不会乘小艇来，也不会杀人和强奸。

事实上，技术工人目前正在离开德国，而掠夺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庇护诈骗犯正在大量涌入。尽管德国法律规定，这些人都没有资格获得庇护。如果寻求庇护者从安全的第三国进入德国，必须将他们拒之门外。因此，纯粹出于地理原因，这必须适用于所有不乘飞机抵达的人。他在演讲结束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德国必须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并使其政策与自身利益保持一致。在许多听众的掌声中，他以一句充满活力的“老美，回家吧！”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晚会后，我们在返回附近的一个东德小镇的路上，经过了许多古老的小村庄。路上很安静，周围笼罩着薄雾。当我们经过一座古老的乡村小教堂时，教堂的灯不知为什么还开着，在黑暗中微微闪烁。一位乘客看着教堂前的士兵纪念碑，说几代人曾在这里为保卫家园而战。这是一个每一厘米都浸透着我们祖先的血泪和汗水的家园，而我们现在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地濒临失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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