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世界各国对这场疫情的管控和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从各国在维护其民众健康、维持经济运行上的成效看，还是从其各国的不平等程度来看，都是如此。

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有很多：现有的卫生保健状况和医疗资源不平等；国家对疫情的准备程度和经济的韧性；公共部门反应措施的质量，包括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依赖程度；公民对政府指导的信任度；公民如何在追求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之间实现平衡，包括能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外部效应，等等。

至于上述各种因素其强度分别如何，研究人员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剖析清楚。

新冠疫情给不同群体带来的机会并不均等：它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健康状况不佳者以及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有更多接触的人。

这就意味着，贫困人口受到的伤害更大，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和一些医疗保健服务得不到保障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美国之所以是感染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至少在本文付印时是这样），一个原因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是平均健康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这表现在预期寿命较低（现在甚至比7年前还低）和不同人群健康差距最大这两点上。

美国疫情期间（图源/新华网）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两个国家一窥其中的经验教训。

如果美国代表一个极端，也许新西兰可以代表另一个极端。这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依靠科学和专业知识来做决策的国家，一个社会团结（公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以及信任（包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很高的国家。

新西兰已成功控制住疫情，目前正在使用一些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来重建经济，并使其具有疫情后的世界所应该有的特点：

一种更加绿色、更加以知识为基础、更加平等、更加团结同时具有更高程度的信任的经济。这其中有一种自然的动力。这些正面的特性可以相互促进。同样，一些负面的、具有破坏性的因素也会使一个社会不堪重负，导致包容性下降、两极分化加剧。

新西兰奥克兰（图源/新华网）

不幸的是，尽管新冠疫情之前的不平等已经非常严重，而且这场大流行病尖锐地暴露出我们社会当中的不平等，但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不平等问题在疫情之后的世界可能会更加严重。

原因很简单：新冠疫情不会很快消失。

人们对另一场大流行病的恐惧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更有可能的是，无论公共还是私人部门都将认真对待其中的风险。这意味着某些活动、某些商品和服务以及某些生产过程会被认为具有更大的风险和成本。

虽然机器人也会感染病毒，但它们更容易管理。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机器人很可能会取代人类，至少在边际上是这样。远程办公将至少在边际上取代航空旅行。新冠疫情将加剧机器人对某些工作的威胁，这包括从自动化属性较高的工作到低技能的、人与人之间的服务岗位（例如，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某些服务人员），而此前的观点一般认为这些人员受到的影响较小。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某些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减少。这种转变几乎肯定会加剧不平等，或者，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会加速推进当前业已存在的一些趋势。

新的经济，新的规则

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就业市场变化的同时，加快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为其提供培训。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全面的计划来减少收入不平等。该计划首先需要认识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主导经济学家思维的竞争均衡模型（即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价格由竞争市场决定，而竞争市场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并不能很好地描述今天的经济，尤其是在理解不平等现象加剧上，甚至是理解创新驱动型增长方面，它的表现都欠佳。

我们的经济充斥着市场力量和剥削，游戏规则很重要。公司权力的限制措施遭到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压至最低，保护消费者、借贷者、学生和工人免遭剥削的监管规则遭到侵蚀，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经济表现变差，主要特征是寻租现象日益严重，不平等现象加剧。我们需要全面改写经济规则。

例如，我们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多关注确保所有群体的充分就业，而不仅仅是关注通货膨胀;我们需要更加平衡的破产法，以之取代那些对债权人过于友好、对从事掠夺性贷款的银行家追责过轻的旧破产法；与公司治理有关的法律需要认识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十分重要，而不仅仅只有股东才重要。

与全球化有关的规则不能仅仅服务于企业利益；劳动者和环境必须得到保护；劳动法需要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并为集体行动提供更大的空间。

但即使所有这些都实现，也无法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平等和团结，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我们不仅要改善以市场为基准的收入分配，还要改善收入的再分配方式。比较反常的是，一些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比如美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累退税制度，即相对于社会中下层劳动者，高收入者缴纳的税收在其收入中的占比更低。

在过去的十年中，IMF已经认识到平等对于提高经济表现（包括增长和稳定）的重要性。市场本身并不关注分散型决策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决策导致了以外币计价的过度借贷或过度不平等。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没有人关注到政策（比如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如何加剧了市场波动性和社会不平等，也没有人关注其他政策变化（比如从固定收益制到固定缴款制退休/养老金计划的转变，或从公共养老金到私人养老金的转变）是如何弱化了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从而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造成了更严重的宏观经济波动。

这些规则正在影响各经济体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而且涉及其中的许多方面。在一些国家，这些规则鼓励短视行为，加剧了不平等；所有未能出色应对此次疫情的国家都表现出了这两种特征。

这些国家对新冠疫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的全球供应链韧性不足。

例如，当疫情暴发时，美国公司甚至无法向公众提供足够的口罩和手套等简单消耗品，更不用说病毒检测试剂和呼吸机等更复杂的产品了。

（图源/新华网）

国际层面

新冠疫情暴露并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国际层面，它同样暴露并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卫生条件较差，卫生系统对新冠疫情的准备不足，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更容易受到传染，而且他们也不像发达经济体那样拥有充足的资源去应对疫情的经济后果。

只有在所有地方都得到控制之后，疫情才能得到根本控制；同样，只有在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之后，经济低迷才能得到遏制。这就是为什么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提供所需的援助既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涉及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没有这种援助，全球新冠疫情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全球不平等将加剧，国际社会将出现分化。

虽然二十国集团宣布将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向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提供抗疫援助，但迄今为止它们做的还不够。特别是2009年曾使用的一种易于获取的工具尚未被使用：发行5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美国或印度对此始终缺乏热情，这一点目前尚无法解决。

特别提款权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将有巨大的帮助，而发达经济体的纳税人也不需要或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代价。如果这些经济体将其特别提款权捐给一个信托基金，供发展中经济体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各种紧急情况，那将是更为可取的。

同样，游戏规则不仅影响国家内部的经济表现和不平等，在国家之间也同样如此；在这个领域全球化的相关规则和规范居于核心地位。有些国家似乎在追求“疫苗民族主义”；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正在尽其所能确保所有与应对新冠疫情有关的知识都能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就像流感疫苗每年的更新一样。

联合国泛美卫生组织为圭亚那的实验室专家提供2019冠状病毒测试培训（图源/UN News）

新冠疫情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债务危机。鉴于这场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规模之大，当前的多种因素，包括低利率、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鼓励贷款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肆意借贷，已导致一些国家的债务超出其偿还能力。国际债权人，尤其是私人债权人，现在应该懂得这样一点：人无法从石头里挤出水来。债务重组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是，它将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

新冠疫情不仅揭示出世界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事件本身可能还会导致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并留下持久的伤疤，除非全球各国和各国国内更加团结。

以IMF为代表的国际机构以身作则，发挥了全球领导作用。部分国家内部也有着优秀的领导者，他们遏制了疫情，成功应对了其经济影响，防止其导致新的不平等。

但是，正如某些国家的成功引人注目一样，另一些国家的失败也同样引人注目。可以说，那些疫情应对不力的政府拖了全世界的后腿。不同应对方式产生不同的结果，而随着局面的逐渐清晰，希望情况会有所转变。新冠疫情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其经济影响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

现在改变路线还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