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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既然农民不种田，让资本来种不就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问题是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寄托于资本，这方法可靠吗？也有观点认为小农生产是落后的，应该消灭。这种逻辑站在资本角度上，它忽视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条件。
某些自媒体的报道聚焦在世界多国宣布粮食禁止出口上，却忽略了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的两个本质现象。中国对于进口农产品的依存度并不高。并且，在进口部分农产品的同时，中国还大量出口谷物粮食。这便是目前部分媒体报道中所经常忽略的事实。
村社是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第一经济主体，今天中央提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可惜又被很多人污名化，质疑成“复旧”。其实无外乎生态资源不可分割，而村社是生态资源的定价主体。所以今天的乡村难道贫困吗？不，是你没把定价权给它。何为乡村社会的自主发展？当它可以自主对生态资源定价时。
种养结合的生猪生产模式，既有助于农业去过密化，还能吸纳中农群体。一方面满足乡村猪肉市场需求，使农村作为猪肉市场稳定器的功能继续保持，避免出现社会性恐慌；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基层秩序，中农群体通过养殖获得不低于打工的收入，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有助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地方政府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政策设计中，特别需要掌握好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警惕一些工商资本打着盘活闲置宅基地的幌子变相开发“小产权房”。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其重点集中于程序性措施，也就是填写各类表格文件，容易流于形式。对于村干部而言，极其不愿意接手扶持资金，资金审计也严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群众层面讲，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与自身关系并不大，而且相比务工收入，分红所得可忽略不计。
原本设计的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的电商体系也并未达到其初衷。高额补贴使得低于市场价格的农药、化肥等工业品迅速占领了农村市场，挤垮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小商店，但是农民所期待的农产品上行却由于种种原因未取得实质进展。
我并没有查到最近几年的暑期三下乡具体人次，但如果从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2831万人（这还没统计中专学生）这个基本盘出发的话，三年时间动员1000万人次大中专学生参与暑期的三下乡活动，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