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29日，由上海百事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主办的“2017 ‘法律+科技’领军者国际峰会”在杭州举行。超过600人参加了这场汇聚了全球顶级法律科技人脉的思想盛宴。美国法律科技企业Neota Logic亚太区总裁朱利安·于博尔冈（Julian Uebergang）先生也莅临现场，在主论坛环节中做了演讲，并且在分论坛结束后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以下为演讲内容节选和采访内容。】

AI（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法律界的应用也不适合笼统地讲。我们可以结合一下公司的具体工作，用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AI对目前法律工作的影响。

我们从客户那里获得的这一部分数据其实完全可以是公开的，整个的流程所有律师都可以自行应用，过程也并不复杂。一旦我们获得进一步数据之后再加以分析，反馈到客户那里，这算是形成了一个交互环节。

Julian Uebergang在现场演讲

我们可以通过电子屏或者电子邮件的形式和客户沟通，将生成的新的数据也放到自己的系统之内，这就相当于回到第一个环节，算是一个闭合（closed circle）流程。刚才有学者也谈到了这一点，更具体来讲，就是引擎和工具合理性分析的模式建立。

对此我们很可能会遭遇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维持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因为每一个环节在它其中的变化会引起整个系统的改变，比如某个系统的数据库专家离职，他带来的空缺就算做一个系统变量，另外一个就是系统的逻辑性。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的用户需求，在这个需求之上我们可以通过专家教授的云基础运算建立一个平台。

比如在合同或者并购的案子中，一些律所能够将不同的合同收集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合同其实是处于同一个数据或同一个架构的，我们在这个数据之内进行阅读，将这些数据和信息进行收集，然后再做各种各样不同的风险分析，甄别整个的并购案子之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

再比如，如我们可以让AI起草一份保密协议，确保所有的这些在整个起草的过程当中相关方的利益都在协议内且不会受损。

另外，有这样一个网上的服务平台，能够给大家展示一系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应用，了解北美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公司的架构。比如说，对于这个公司的员工而言，他们想要了解请病假的程序，或者HR人力资源团队需求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到这个平台上了解相关的数据。所以在这个网站上有多样化的的顶尖律所提供不同的法律服务，我们就负责提供非常顶尖的IT服务。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会跟他们收15美元或20美元不等的费用，那对于小机构、中型机构甚至是一些大型机构，他们都非常适用于这种法律服务。其实这种解决方式就能够让你在最快的方式之内接触到最适合你的专家，同时又能够帮你节省费用。

我们现在确实有各种不同的法律机构，现在我们要解决或者能解决什么问题？想要使用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进行科技的落地，这样的未来一开始起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不知道提供这些网上解决方案在未来还要分多少步要走。所以，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是从零开始，不过我们希望能够从小开始，即便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短期利益，这样也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

观察者网：Julian你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你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在昨天的主论坛会议上，你对法律AI提供技术支持的网上服务平台，以及智能商业风险评估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能否谈一下在这个领域中，中国学界和同行做到了什么程度？

Julian：虽然之前我经常在香港和澳大利亚两地飞来飞去，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很有幸和业界最顶级的同行坐在一起交流，这个会议办的非常棒，而且我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印象也很深刻。

几个月前我在英国的《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上偶尔看到一篇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的，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在这个领域确实进步神速，而且我对熊明辉教授昨天下午用的那个“蛙跳”（frog-jump）这个形容AI在中国的进展的词印象很深。

会议主持人

今年上半年我在悉尼还参加过类似的一个研讨会，不过与会的嘉宾都是和高校联系紧密的学者，而不是职业法律工作者。但我不懂汉语，看不懂汉语文章，所以我坦诚对中国目前“法律+科技”这一块了解甚少，甚至可以说很模糊。所以就无法准确判断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深度，我甚至都无法确定欧美国家在此领域还是否领先中国。

至于亚洲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或者印度，那就了解更少了。但是从过去这些年我参加的各种论坛和会议来看，中国学者出现的身影是比日本要更频繁的，当然这只能算我一个很主观的感受。

观察者网：昨天的演讲中，你和萨斯金教授、库恩先生等都共同关注了一个听众很关心的话题，就是如何降低普通民众的法律咨询成本和律师费。之后陶景洲先生当场有个回应，说法律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在中国的热度反而超过美国。我想问的是，西方的法律界同行对你们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特别热心，或者会认为你们在砸这个行业的锅？

Julian：人工智能在法律界的应用看似有着3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引起同行们大规模关注的时间并不长。法律界，确切来说律师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有着不同的判断和评估，是很正常的事情。

谨慎（prudence）和理性（reason）是这个行业的特点，所以我很理解那些对未来科技对律师界造成革命性颠覆性这一论断持悲观态度的同行们。在这里，我想引用萨斯金教授谈到的AlphaGo这个类比，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能在某个前沿技术环节得到突破，它的应用会超过你的想象，就在几年前，还有大批围棋界人士认为做出一个能战胜人类的围棋软件还为时尚早。

Richard Susskind教授在演讲中用了国际象棋AI做了类比

不管怎样，这个行业的弊病和缺点是大家都了解的，只不过是你想不想去面对它，有信心去面对它。我不想预判人工智能取代律师工作的时间表，也不会评判同行是否在抵触这个“革命”，但我明显可以觉察到，一些中小型的法律客户处于成本考虑，是很乐于看到人工智能对工作流程和法律文本处理的优化。

观察者网：你在演讲中用了一个PPT，阐述了一个法律语言演绎的逻辑模型（logic formula），你能否具体谈谈，这个模型目前还有哪些关键性的障碍需要克服？

Julian：限于时间，我这里只想谈谈法律人工智能的理性拓展（reasoning expansion）问题。第一步，这个涉及到最基础的关键词分析和文本检索，金融服务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险和不可控因素，他们与律所进行合作时，就需要我们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对风险进行实时的评估。

Julian Uebergang做的PPT

但这个评估的基准（benchmark）还是法律语言分析的逻辑程度问题，因为这直接决定了评估误差的大小。在昨天的演讲中我还提到一个法律逻辑的回路（circle）问题，如何对未知的变量也建立一个可控模型，也就是“逻辑地”预知未来，这是一个难点，Kuhn先生之前也谈到这点，他的这个Watson产品也需要克服这个难点。

观察者网：你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到，要让AI让律师更加的专业化，但萨斯金教授、库恩先生还有对演讲做出回应的孙远钊先生、何帆先生这四位都提到“专业”律师未来会面临AI的挑战，即平民百姓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质量更高的法律援助，这和你的观点是不是有些矛盾？

Julian：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有矛盾之处，我强调的是律师在未来要有更高的专业性，而另外几位好像着重谈的是人工智能如何去“摧毁”这个专业性。

我想，这里有一个概念是区分归类（classification）。也就是把原属于律师低层次的，相对来说的“无意义”工作剥离开来。现在低水平的AI也已经开始做这一点，比如对诸多案例分析（case-study）的检寻对比，找出有价值的数据等等，律师们可以从这些工作中解放出来。

未来的专业性，我指的是更有效率的那种树状思考结构和推论，让你提供的法律产品和你的司法效率相匹配。比如说一个巨额亏损的公司要走法律破产程序，你提供的法律服务如何在短时间内准确把握到这个公司的内部财务结构，就直接决定了这套程序走的路向是什么，包括事后的赔偿也能让各方都能接受，创造一个更为理性的法律服务模式，减少客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最原始的文书阅读上。

会议现场：汤姆森路透法律市场情报部总监David Curle（左）；Julian Uebergang（中）；腾讯研究院未来科技中心高级研究员曹建峰（右）

当然，这只能算是第一步。比较高级的阶段是法律人工智能可以自我深度学习去预判自己的谬误，避免陷入到昨天主论坛中那个讨论的热点即AI的“自我谬误”（self-fallacy）中。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对未来的法律界的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观察者网：我这里想问您一个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不知道你对律师行业和警察合作打击犯罪有没有研究。其中涉及到测谎仪（polygraph）的应用，个人认为测谎仪也将会是未来司法界人工智能需要突破的一个热点。但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测谎仪还完全不能被当做认定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甚至在刑事侦查环节，也只是辅助手段。在未来，测谎仪如果有突破性的进步，用来打击犯罪的前景会不会更好？

Julian：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但很遗憾我对刑法这一类缺乏专业的深度了解，目前我工作的重心是商法、合同法和国际法中有关经济纠纷的案例。我有些同事确实接到过刑事案件的辩护任务，不过你提到的这个测谎仪问题我还真没认真考虑过。如果我有机会下次再来中国参加法律与人工智能论坛，可能会严肃考虑一下这个议题。

观察者网：前一段时间中国网民们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为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治安和犯罪率方面做得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好。你对中国社会的安全度印象如何？能否从法律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Julian：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大了。未来法律人工智能面对的客户，肯定是全球性的，也就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如何处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司法体系（legal system）下的客户需求？这个我也在思考。

我有点冒昧地把问题拓展到文化这个概念下，也是觉得中国的犯罪率比较低，恐怕不仅仅是法律的原因。很遗憾，我对中国法律的历史和目前进行的司法改革都知之甚少，但如果你观察一下东亚的周边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犯罪率也是很低的，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中，各个族群中，亚裔这个群体相对来说犯罪率是最低的，这恐怕不是偶然。

我刚才也提到，刑法和犯罪问题不是我的专长，不过我可以大胆做一个判断，犯罪率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或者说中国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成因超出了从法律角度所能解释的范围。

观察者网：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期待我们有进一步的合作。

Julian：很荣幸有这次谈话的机会，你的几个问题确实对我很有启发性，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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