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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上古史成绩乃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考古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近代中国的上古史重建工作伴随着史学研究视野的极大提升，考古学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没有殷墟考古，商代的历史就得不到承认，就永远也不可能从疑古学派的否定声音中解放出来。
两个史前时代可能的瘟疫事件为考古学留下了保存完好的遗址，让今天的考古研究者能够一睹史前时代瘟疫的影响，也由此可以了解瘟疫产生的条件。瘟疫的传播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
景帝父子与窦绾均有食鼠癖好，吃老鼠是当时个人习惯还是普遍风气？抑或传统习俗？除个人口味偏好的因素外，不同自然环境下的经济形态与饮食风俗造成了汉代食鼠现象的地域差异。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不少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与贵族墓，出土食材种类繁多，远超当下。
我们现在谈到西方考古学，好多人觉得西方人好像是过来人，我们搞的这一套都是他们玩儿剩下的。其实也不然，大家走的是共同的路。中国文明足够伟大，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东段的中心绝对是中国。但是，西方的亚述、埃及研究都很发达，一提到中国却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大家都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而我认为，中国要从二里头开始，这样中国就只有三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这不是有问题吗？关键是你怎么看中国。如果从现在的中国追溯，中国既是政治实体，也是文化实体。但如果作为政治实体来说的话，它的诞生肯定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一百四十多年前，大批波兰社会科学的实践家们纷纷卷入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年轻的学科——史前史考古学。穆尼科夫是波兰克拉科夫市行政区内的一个村庄，在此地爆出的考古造假案，是整个欧洲19世纪末考古造假狂潮中的一瞥。
关于鲧禹治水的具体地域及范围，学界曾有争议，现在一般都认为仅在黄河流域。关于鲧禹治水的具体方法，则一直模糊不清。笔者认为，对于这个古老的论题，我们或许可以利用多学科、跨领域的学术成果作些集成研究。
在当时，箭与弩机是需求量最大的兵器，在战争中被广泛地运用，而秦所生产的任一弩箭，安装在任何弩机上都可成功发射，并且相同的弹射力和空气阻力可以保证最终的射程和命中率相近，从而使之发挥出巨大的战斗力和战场威慑力。
秦末农民战争时期，里耶城弃守，正因为这口井被废弃了，当时人才把这批简当作垃圾往井里面扔，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存简牍留下来给我们看的。这批简牍跟垃圾混在一起，它们处于一个潮湿密封的相对恒定的环境内，经历2000多年没有太大变化，因此得以保留下来。
达尔文的表弟佛朗西斯·高尔顿便坚信，天才自带基因，由此提出优化人种战略计划。在此氛围下，当时欧洲列强均大力推动考古研究，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种族，在猿人阶段即气质非凡，远比别的民族更古老，脑量更大。这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压力。
器物上人的形象非巫觋莫属，象征他正在动物的协助下完成沟通两个世界的旅程。上溯至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张开的兽口可能就已经作为一种原始图案了。但在时代背景相似的古代中国，张开的兽口或许还代表着动物的呼吸。
许多其他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同良渚的命运相似，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止步不前、倒退，甚至消亡的迹象。反倒是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后劲十足，在广泛吸收了长江流域、黄河上游、山东半岛、江淮流域和北方地区诸种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史籍典册，中医文献，甚至礼仪经典中，都留有对家犬的种种记载。古人用狗来看家护院、守卫边疆、驱邪避魔、祭祀神灵，又用狗肉、狗皮毛、狗骨乃至狗屎等治疗疾病、抵御严寒、补充营养等，有时狗甚至还被用于外交和政治场合。
今天的人们凭借有限的材料，想要从神话传说中找出史实就更加困难了。但历史是神话的原型，出于一种文化本能，我们往往对这些神话中所包含的信息，有一种谜一般的执着。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何处，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的呢？古代神话中又包含多少可以被证实的信息？
如果我们看地图，可以发现良渚古城就在绕城公路的外边一点。曾有人批评说，良渚古城和杭州城没有关系，良渚不是古杭州。确实，从文化传承而言，良渚文化的后裔可能是消亡或迁往外地了，并不是直接传承到钱唐和杭州的。
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是必须有的一种朴素思想，我们要建构国族认同。但作为一个学者，在追求史实复原和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是百年以来中国学者纠结的地方，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国族认同建构在真实的——相对真实的、破解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结论见仁见智。
通过考古挖掘和对各种遗址的断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中华文明大约有5800年，我们走了一条语言学和生物遗传学相结合的路子，认定结果是汉语出现在5900年，和考古的考证基本差不多。这个工作的意义很大，可以说，它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细化。
杨泓先生所谓“传统礼俗的关隘”是怎么突破的？在哪些地区先突破的？又是在什么人群中先突破的？进而是怎么传播开来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传统的文献资料无法满足，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去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
就铜奔马来说，单独放一匹空马在骑兵队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根据两汉时期墓葬出土的各种陶俑的形象，我们可以推测，武威铜奔马当初不是一匹孤马，马上应该有军官，但是这军官不是用铜做的，因为年代久远，都腐朽毁坏了。
埃及工人们的工作很卖力，工头跟我说：他过去跟法国考古队干活，人手比这次多一倍还要多，一个月没干完。而中国考古队所用时间很短，却把这么大的工作量完成了。
过去在国外开会与欧美学者交流，每当欧美同行说起他（她）们在埃及哪里挖掘的时候，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中国的埃及学落后，不惟我们起步晚一个原因，还因我们没有自己的“阵地”。现在好了，我们有“阵地”了。孟图神庙，我们来了！中国队来了！
无论是中亚、西亚、北非流行的烤羊肉串和烤羊肉丸子，还是欧洲独具特色的美食，在公元6世纪时中国已有详尽的菜谱，并有考古实证。那么，分布于亚、欧、非部分地区的这两种美食，是民族自创？ 还是相互之间曾经文化交流的结果?
任何学术研究，在现代意义上其实都不是一种高度抽离时代的“纯学术”，而是带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表现形式各有高明与拙劣罢了，刻意强调自己是“纯学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伪装。这在史学研究领域尤为明显。
随着民族融合程度的深入，匈奴受汉族文明之影响越来越深刻。比如生产方式上逐渐由游牧向农耕转变，匈奴单于号的末尾都加“若鞮”二字，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的集会不仅祭祀天神，还开始“兼祀汉帝”。
明末渐已凸显高涨的“中国意识”进一步影响到了后来的清朝，这不仅表现在清朝入关后在汉满文献中继续以中国自居，并且还体现在其处理对外事务时同样继承了将“中国”一名顶格书写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