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肖克】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的世界变了，世界终将变成什么样？尽管现在还无法断言，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疫情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个人判断，这些变化从长期来看中国是受益方。病毒感染的目标不分种族和肤色、社会地位，面对疫情，人们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前中国又回到了各国新闻头条的位置，疫情之后，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也将与疫情之前大有不同。

每个国家应对疫情的手段和措施差别非常大。全球半数以上国家无法做到严格的隔离，不少国家的人民因温饱问题而无法承担隔离的代价，如同在叙利亚⽣活的朋友与我分享他们的情况，“隔离？今天不出去工作，明天孩子就没有饭吃。”疫情给太多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从中产生了大量负面情绪，难免被有些政客利用和发挥，一些政客甚至采取更激进的方式，在各种公共场合、各路媒体上公然挑衅说疫情来自中国！

许多普通民众无法辨别政客的言论，认清孰是孰非。单纯说“此次疫情在武汉先爆发并不代表疫情来自中国”这样的⾔论很难引起各国普通⺠众重视。最近，中国是很多政客攻击和诋毁的第一对象，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政客从疫情爆发之初便开始指责中国，最近又有一些提出向中国索赔的案例。

在中美对抗、关系紧张的局势中，美国政客的这类声音源于他们对中国的敌对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言论，中国在他们看来是竞争对手，会挑战美国一国独大的地位。然⽽最近，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类似⾔论，尼日利亚前教育部部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Obiageli Ezekwesili女士4月17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中国对疫情的处理并要求中国向非洲赔偿，提出中国至少取消借给非洲国家的1400亿美元借款。

尼⽇利亚前教育部部长、世界银⾏前副⾏长Obiageli Ezekwesili⼥⼠4⽉17⽇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

面对其他国家政客对中国的指控，我接受尼日利亚媒体的采访，回答了一些尖锐问题，旨在表达不同见解、发出不同声音。

采访持续了45分钟，以下是简短记录。

问题一：如何看待非洲一些政客要求开展调查，要求中国赔偿疫情给非洲带来的经济损失？

我作为独立人士，不为任何一个政府发声，实事求是发表我的看法。 首先来说这样一个索赔要求，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这样的索赔要求在现实层⾯，理论层⾯有没有任何逻辑？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据我所知，人类历史上并没有过类似的法律、案例，先例，要求任何一个国家因为疫情而承担责任、赔偿损失。如果我们要打开这个门的话，那要从哪儿开始？要从COVID-19 这次开始？还是之前的H1N1？Ebola？Mers？SARS？HIV艾滋病开始？如果说要为经济危机的原因索赔，那美国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对世界所带来的灾难是不是也可以算？

很难理解来自非洲的这些类似声音的背景和目的。客观来讲，要求中国赔偿的根据是什么？赔偿什么？这些人是否确定未来没有新的疫情？下一次疫情先爆发的国家也要承担责任、要赔偿世界？这些说法很危险，今天世界需要展开的话题是如何团结起来应对人类共同的敌人，难道这些非洲政客不会想一下他们这些指控的后果？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些话对他们所在的国家，对非洲有任何好处吗？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尼日利亚作者担任过重要国内职务和国际组织高级职务，难道她不清楚，等中国人看到她所写的内容，心里是什么感受？当过世界银行副行长，她应该很清楚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非洲的投资和慷慨国策在中国国内⼀直承受着压力，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把民意，民众的情绪和感情放在第一位，我不是特别清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对非洲有什么好处。

希望节目听众朋友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中美关系现在处于紧张甚至对抗状态，这些文章除了让一些西方政客、一些媒体人心里舒服之外，对非洲人民有没有一点好处？这些声音属于在为两个老大之间的斗争，选边站队。我认为对非洲应该照顾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让世界各国为了非洲竞争起来，这样非洲才可以受益。

另外文章里面提到，就像2008年经济危机一样，疫情将给非洲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将抹掉自从08年危机以来非洲经济所实现的发展红利，在这里我想问作者，既然她曾是世界银行⾼管，应该最了解中国是为2008年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最大的国家，从上次危机到现在，非洲总体经济、GDP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拉美国家，非洲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中国对这个增长是不是贡献最大的非洲之外的国家？

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贡献是改变其他世界大国之前对非洲傲慢的态度，逼着他们拿出和中国类似的⽅案对非洲进⾏有实际意义的投资和贡献。去年年底我在南非演讲曾提到非洲很多人十年前会拿土耳其、巴⻄、印尼、俄罗斯作为发展的对标，现在情况变了，非洲本土已经出现了几个发展比较好的示范国家，⽐如卢旺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几个国家的共同点是和中国进行深度合作。

从另外一个角度，很多国外媒体只关注中国在处理疫情阶段性的成果，忽视到目前为⽌，中国为取得胜利付出的高昂代价。西方媒体喜欢报道中国在近两个⽉卖了多少防疫相关物资、赚了多少钱，忽视中国许多行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压力。中国在面对疫情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在付出成功者的代价，不能只关注中国成功的方面，却忽视中国承担的巨⼤损失。

总的来讲，中国现在为它在世界软实力的弱点而付出代价，对它在世界引导舆论的能力不足付出代价，毕竟中国是世界舞台的后来者，这些软实力建设还需要时间和更多努力才能完善。

问题⼆：对中国疫情处理方式、公布数据的透明度的质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透明度不是中国的土特产，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中国医生在去年12月底开始观察到一些异常，今年1月中旬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过几天中央政府采取了其他国家很难做到的果断决定，把中国国内交通枢纽、有1600万人口的武汉封城，这样一个痛苦决定，其他的国家很难做到，纽约到现在没有封城，因为这个决定难度太大，代价太高。

就我个人经历来说，我们的业务也涉及中国出境旅游，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春节放假之前收到中国政府通知要求取消所有出境旅游团队，国外当时没有疫情，国外合作伙伴拒绝承认不可抗⼒因素，导致我们损失惨重！从这点看，毫⽆疑问的是中国在想⽅设法遏制当时的疫情蔓延到国外。我在北京基本上三个⽉没出门，周围的人也都如此，中国的零售，餐饮，娱乐，服务，出口行业损失惨重，春节期间的销售对很多行业来讲占全年销售非常大的比例，中国经济压力之⼤，可能生活在国外的朋友很难理解。

我在这里分享我个人体会，告诉你中国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付出重⼤代价。没有任何国家有一个完整的预案应对如此大的疫情，中国地方一些官员也不一定知道疫情的严重性，任何一个国家官员也一样，疫情爆发2个月后好多发达国家的官员的表现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总的来说，中国面对疫情有没有问题？肯定有。是不是在一些方面可以做的更好？有提高的空间，但是现在评价中国最客观的答案是中国尽力了，在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下中国已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

4月15日，最后一批回撤的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向火神山医院敬礼告别。新华社记者费茂华摄。

问题三：这次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

我认为这次疫情起了加速器的作用，到目前为⽌最⼤的该问的问题是美国在哪⾥？美国一贯的世界领导力在哪⾥？比起之前世界一些大事，包括H1N1、Ebola， HIV，前几年东南亚海啸，许多国家在问美国去哪儿了？美国在世界的“退群”和空间肯定会被其他的国家填补，中国是这些国家之一。

问题四：针对新闻爆出中国国内一些针对非洲的种族歧视和错误的行为如何评价？

作为一名在华的居住二十年的外国人，我没有感受到中国人有种族歧视的表现。同时我作为一名学者，天天关注各种新闻也没有注意到相关的报道，就是因为今天的采访我搜索中非关系而看到相关的报道，因此这样的事以前没听说过，引起我的注意，所以花了一点时间了解了一些情况。

首先就像我跟你说的，中国国内没有对外国包括对非洲种族歧视的表现，中国⽂化的核心是友善和包容，“歧视”恰恰是和中国⽂化背道而驰的产物。疫情期间任何群体选择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尤其是中国人，居安思危是⼀个文化特征，我⾃⼰感受和亲身体会的，疫情期间对不带口罩不遵守相关规定的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民众会非常肯定地提醒违反者。你所说的事件发生在南方一些城市，一些外国人爱热闹因为安全意识程度关注度不⾼，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的抗议，另外一些外国人对相关的规定理解不透产生了一些误会，还有部分外国人拒绝去指定场所隔离，也有部分外国人因为经济原因没有能力继续续租他们的房子，⽆法承担隔离期期间的费用。

中国政府如何面对这些事？中国政府搞度重视了这些影响中非关系的个别事件，中国主席习近平和多个非洲国家通电话高度肯定了中非友谊，虽然中国自身情况也不容易，但还是派了各种医疗队伍、捐助物资，分享应对疫情的干货经验，中国外交部王毅为了巩固中非关系同许多非洲同行打电话重申中国对非洲友好立场，这是从高层方面我看到的消息。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政府处理的情况呢？我看到新闻里，当地政府出面协商解决一些来⾃非洲人员的租⾦问题，甚⾄让地方中介公司帮忙解决问题，对隔离期间有经济困难的外国人，政府替他们⽀付费⽤，注意我说的“替”他们⽀付，因为法律规定所有的人要承担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样。据了解，在国内有近十万非洲留学生（⽇本只有3000人），这么受非洲年轻人欢迎的国家如果像一些国外媒体所说的“歧视非洲人”，他们还会选择继续来中国？

采访到最后，我还要请大家关注，此次疫情除中国政府之外，还有许多来⾃中国的民间⼒量，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去援助非洲国家。中国非常在乎自己的国际形象，任何损坏这个形象的行为都会受到认真的对待。从这些事实来看，可以反问“有几个世界⼤国可以如此地关注和在乎非洲国家和非洲人的感情？”

采访结束。

（作者Karim Alwadi，中文名肖克。2001年定居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硕士生，中国外交学院博士。在华企业家，先后国创办了不同领域的几家企业，近几年专注于“一带一路”领域的投资及项目开发事务。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特评研究员、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成员、中国和亚洲问题研究中心理事、美国阿斯本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总裁会(YPO)会员、一带一路儿童救助计划联合发起人。著有《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China Phobia 》即将出版。多次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及媒体节目 ，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和中东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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