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瑟琳·爱泼斯坦】美国媒体上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的文章，那些文章认为华为公司正努力在高端通信设备市场上取代美国供应商的地位并打算用自己的5G网络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文章在分析中国所采取的战略时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商业和地缘政治霸权——中国人偷窃了美国技术然后再把他们的山寨设备以低价销售出去。更加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人正在谋求建造一个对于既有网络来说具有替代性的、由中国来主导的全球电信基础设施网络，这使得北京可以对网络用户实施监控并借此获得更多美国商业信息。

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凯瑟琳·爱泼斯坦2019年3月19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评论文章：《若要理解中国，应先研读美国历史》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我深感震惊。有两个关键的方面是那些分析文章并未提及的。

首先的一点在于，全球电信基础设施被某一方掌控所带来的威胁，并不会只是局限于网络间谍或者所谓“网络珍珠港”的隐喻（指美国担心外国黑客或组织对其网络安全发动攻击，导致国家电网被破坏、交通失灵、水源被污染、金融系统和政府网站无法运行等重大问题，可能成为网络版的珍珠港事件。“网络珍珠港”的概念由美国网络安全专家里查德·克拉克于2010年在《网络战争》一书中提出——观察者网注）。这种潜在威胁也许将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关于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在一战爆发前，与今天的状况相似，全球经济已经高度融合，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发达的工业生产和丰富的城市生活都对国际贸易形成了依赖，这要求维系国际贸易的众多基础设施的运转不能受到任何影响。那些基础设施发生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经济混乱，而且这种混乱很快会波及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对基础设施的控制不仅意味着商业利益，而且这种控制权还可以被当做一种武器来使用。

100年前的大英帝国对此心知肚明。除了对敌国和世界上的一般性通信活动展开监听之外，英国政府还特别针对对维系全球贸易活动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英国公司加强了监管，这些英国公司涉及全球通信、金融服务（包括商业信贷和海事保险）以及跨洋海运等行业。通过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控制，英国不仅可以对敌国的活动进行监控，还可以对敌国经济发起系统性的攻击。用21世纪计算机行业的专业术语来说，英国可以借此对敌国的社会进行一场大规模的DOS攻击（DOS即Denial of Service的简称，意为“拒绝服务”，造成DOS结果的攻击行为被称为DOS攻击，其目的是使目标计算机或网络停止响应甚至崩溃，导致其无法提供正常的服务——观察者网注）。

回到今天的时代，无论以刺探敌对国家机密信息为目的的网络间谍活动，还是体现出某种传统军事色彩的“网络珍珠港”行动，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体现出利用通信基础设施展开进攻的系统性和社会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俄罗斯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对美国大选进行干预的。我们先不涉及俄罗斯在这件事情上的党派倾向性，该事件的结果显示，俄罗斯用相对低廉的成本成功地削弱了美国人之间的互信，而且还令美国人对自己的选举程序产生了质疑，可以说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心理战。俄罗斯的这一行动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并非体现在物质层面，而是体现在社会信心层面。

这一事件说明，其他国家有能力通过全球通信网络操纵信息从而在美国社会散播互不信任的种子。如果此类心理战的规模升级到更高水平，美国会受到怎样的损害呢？如果是中国通过自己主导的全球通信网络进行这样的攻击，结果又会怎样呢？

下面我们谈一谈受到诸多分析文章忽视的第二个方面。很多文章提到，中国“偷窃”了美国的技术，而且在谋求建造一个对于既有网络来说具有替代性的、由中国来主导的全球电信基础设施网络。可是那些文章的作者并没有意识到，美国100年前面对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以及其他大国所采取的做法。很多美国人应该是忘记了，在一战爆发前，当时英国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与之相比美国是很弱小的。

为了在世界上取得自己的地位，从19世纪到20世纪，窃取外国技术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一直是一种惯常的做法，而且美国通过这种技术偷窃行为取得了可观的战略优势（in its drive for world status, America routinely pilfered foreign technology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gained considerable strategic advantage from its theft）。19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Crozier v. Krupp案就与一项德国炮架设计被美军仿冒有关；同年，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偷走了被英国海军列为最高机密的远程鱼雷设计方案；一战期间，华盛顿还没收了德国在美国持有的化学技术专利，这为美国化工产业发展提供了极大助力。

二战期间，美国从英国那里获得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随后美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防止相关学科在美国获得进一步发展后那些学科的新知识再流回英国。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科技史料中找到很多例证。从历史角度来说，美利坚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模仿的民族（historically, it might be said, Americans are an imitative people）。

英国在一战期间曾对德国发动经济战，这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附带影响。美国开始意识到控制全球经济基础设施的重大意义。此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等很多美国公司与美国海军就构建全球通信网络展开了合作，也许华为公司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与RCA等美国公司曾经扮演的角色有某种相似之处。

此外，为了让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还与美国政府展开合作打造出了现代金融服务业，也许中国推出自己版本的SWIFT（即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意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该组织运营着世界级的金融电文网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它与同业交换电文来完成金融交易——观察者网注）支付清算系统也是出于相似的动机。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自1913年至1921年担任美国第28任总统——观察者网注）政府曾致力于打造一支远洋运输船队，如此一来美国便可以摆脱对英国航运力量的依赖，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努力加强自身对全球远洋航运的控制，这与威尔逊政府当年的做法是非常相似的。

简而言之，今天的中国与100年前的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生机勃勃的对既有大国提出挑战的“修正主义国家”，两者都尽己所能引进外国技术并加以模仿，两者都搭既有霸权国家的便车，而且两者都坚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不禁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是否比美国人自己更加深刻呢？

在谈论中国时，我们美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之上。可是为了找到应对中国的最佳战略，我们不需要进行太多的道德说教，我们应该多一些想象力。崛起中的国家对控制全球经济动力源泉、获取外国先进技术有着强烈的战略动机。美国及其盟友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是愿意生活在一个被美国主导的世界上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被中国主导的世界上呢？他们对此能做些什么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3月1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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