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西·吉尔西南】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普遍看法是把他们送回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这句话出自大西洋理事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官之口，大致描绘了华盛顿智库对两位来自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员的反应。卡托研究所是一家反传统的自由主义研究所，经常活跃于与美国外交政策相关辩论的前线。此前，大西洋理事会曾公开否认了这当中一位研究员与其搭档的研究成果，按华盛顿智库圈的标准来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场备受瞩目的风波。

如果把美国比作一所高中，把外交政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比作读书的孩子，这当中最受欢迎的孩子早就厌倦了和这些所谓的“克制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新人友好相处。最近这些年，外交政策机构在资金上迅速充裕起来，开始有能力进入那些过去排挤自己的圈子：专题研讨会、专栏文章、知名报纸的引述，甚至是智库，如大西洋理事会，就是在提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的目的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的。

更糟的是，他们不得不忍受一些问题的重复拷问，比如说：为什么美国要为那些富裕的盟友们的安全背书？为什么美国还在阿富汗？为什么美国非要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提出异议？

当大西洋理事会的两位“克制主义者”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和马修•伯罗斯（Mathew Burrows）撰文称：美国在俄罗斯应更多地“关注利益，而不是人权”时，智库当中的“国际主义者”被激怒了，22名研究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与阿什福德和伯罗斯的文章划清界限，并对他们文章的论点和价值观都进行了谴责。这一举动是史无前例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匿名撰文表达自己的担忧：智库在资金和人才上的独立性该如何保证？极具戏剧性的是，这篇文章正是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新项目——“新美国参与倡议（New American Engagement Initiative）”的支持下编写的，该项目依赖于亿万富翁、自由主义者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的支持——科赫同时也支持卡托研究所——如果在卡托，这种担忧可能就被掩埋了。

查尔斯·科赫

随后，这场激烈的争吵转移到美国的《政治》（Politico）杂志上继续进行。

从某种层面上，三月中旬这段插曲的确很愚蠢，这是学术界特有的不体面的内部冲突。在学术界，由于争吵的成本很低，每次争论都能发酵得异常激烈。但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推动当今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对美国的全球角色，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所谓的“克制共同体（restraint community）”的影响力的迅速增长，这是一个由外交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从“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者到反战左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促使这两个几乎毫不相关的群体联合起来的因素，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诉求，那就是：“当权者们克制住冲动，少做一点！”

其次，是谁为这一切买单。

“克制”这一说法可能源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一本名为《克制》（Restraint）的书。在这本书中，波森对美国自冷战以来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行动与其推行自由价值观的努力适得其反——除了挥霍掉美国的财富和在一些不痛不痒的议题上取得优势外，对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不旦毫无益处，从长远看，甚至会损害美国安全。

除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例子，波森还指出，北约在冷战后的扩张和对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预也是不必要和无益的。最近，华盛顿最重要的克制主义支持者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指出美国打的“徒劳”之役还包括“9•11事件”后对阿富汗的入侵，“美国的后冷战战略已经失败”。

“克制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初确实是在学术界被提出的，但客观地说，它已经进入了智库界。”从学术界转行进入智库界的韦特海姆如是说。他告诉我，“克制主义”这一观念植根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主张国家将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民主和尊重人权等国内价值观问题。不过，“克制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完全相同，它更像是一个具体的建议，影响着美国大战略的制定。

对“克制”的重要性的认识目前已经在华盛顿的主流智库中风行，这主要是基于一个重要原因：智库能影响政策。智库的专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先于国会进行社会“审判”，影响力还能深入到联邦政府，在一些情况下，智库专家的甚至权力与内阁成员齐平，或者作为内阁成员的参谋存在。不过，如果你是一位有“克制主义”倾向的学者，希望进入智库界，你的选择可能仅限于卡托研究院这样的地方。

像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大西洋理事会这些声望较高的组织，通常会持有比较主流的外交政策观点，如：倾向于支持美国以强大的联盟体系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

此外，他们还对促进和保护自由贸易表示大力支持，尽管像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说的：“其实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原则并不完美。”一般来说，美国的两党支持者都倾向于认为，这种“国际主义”的姿态能阻止冲突发生，维护了冷战以来的全球繁荣，促进了民主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传播。

这就是华盛顿，两方观念相争，但任何一方都难占上风。克制主义者倾向于夸大美国在海外的“干涉（engagement）”或“行动（action）”导致“战争（war）”的可能性——而“战争”一词，在“9•11事件”之后，意义几乎等同于“无休止的战争”。那些建制派的国际主义者则会就此指责克制主义者奉行“孤立主义”，尽管现实是，克制主义者十分支持积极主动的外交。

这场辩论在真实地上演，不过，双方都认为这种辩论是有益的。

的确，那些明白局势的人不能不正视克制主义的这些争论。毕竟，过去四任美国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诺了美国的“脱身（disentanglement）”政策。“9•11事件”之前，小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时曾说，他认为美国的军队不应该被用在所谓的帮助他国进行“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上，并表示自己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过度的军事投入”感到担心，支持美国推行更加“谨慎”的外交政策。

随后上任的每一位总统，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宣称，自己要把当年小布什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撤回。2008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建制派思想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呼吁美国“在国内建设国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入主白宫后，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不过在卡托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你可能同样能经常听到类似的观点。即便我们不是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美国在阿富汗待了这么久？那些在‘9•11事件’之时出生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到能去阿富汗站岗了。”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到现在，反恐战争已进行了20年，柏林墙已倒塌了30年，克制主义者赚得如此狼藉声名？助长对他们的敌意的，可能不止是他们的思想，还有帮助推行这种想法的资金流。

政策研究并不是免费的公益事业，世界上的非营利智库背后，其实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曾在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研究智库资金问题的本•弗里曼（Bend Freeman）曾说：“智库实际上是学术界和政界之间的中间地带，像一座供政策研究的‘呆子’们栖身的象牙塔——许多伟大的呆子由此汇聚在一起。”

“情况的确如此”，他说，“即使那些看起来像是公正的辩护的活动，背后也有资金的支持。”智库学者不旦在国会作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为国会议员们起草法律、撰写讲稿或谈话要点。弗里曼还记录了这些工作在许多情况下是如何依赖于外国组织和政府、国防承包商和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进行的。虽然智库并没有公示资金情况的法律义务，但许多智库自愿进行公开。

比如大西洋理事会就对资金来源进行了公示，弗里曼在对此进行分析时发现，大西洋理事会有30个不同的外国资金来源渠道，涉及的资金总量达1200万美元，这些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在欧洲的民主盟友国。

实际上，根据弗里曼的研究，挪威给予美国智库的捐赠最多。更让人费解的是，包括大西洋理事会在内的许多智库都接受着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富裕的威权国家的捐款，这一事实在一些卑鄙的事件中得到了印证。如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考虑到阿联酋与沙特的结盟，有意软化了谴责沙特杀害美国持异见者卡舒吉的口吻。

但另一方面，智库们也热衷于宣称并努力证明自己独立于这些资助方。例如，在卡舒吉遇害后，布鲁金斯学会终止接受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捐款——这可能使布鲁金斯协会的另一位资助者——沙特阿拉伯在海湾地区的竞争对手卡塔尔——心情大好。

卡舒吉和未婚妻哈蒂斯 图自社交媒体

大西洋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肯佩（Fred Kempe）曾说：“毫无疑问，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用钱达到特定‘效果’的现象发生。” 肯佩还跟我们分享了一句话：“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涉身其中，必将损害我们的声誉。”肯佩对这种现象感到失望，并随后在《政治》（Politico）杂志上发文称“这种匿名报价的行为‘不可原谅’”。

在推进“新美国人参与计划（New American Engagement Initiative）”时，他向资助者袒露了自己的真实看法：“虽然我们是一个没有财务支持就不会存活的组织，但我们也努力寻求建立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诉求的工作伙伴关系。”

在肯佩随后发给我的邮件中，他表示：大西洋理事会在签订每一项合同时，都十分注重保持机构本身的独立性。他认为那些将大西洋理事会出版现实主义者作品视为受外部资助的结果的想法十分可笑，因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已故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本身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的万神殿人物，而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其实，推动“克制主义者的崛起”的资金也有其自身的污名，这要从科赫家族品牌说起。科赫对智库界的资金捐赠并不是新鲜事，但近些年，他捐赠的资金数额急剧增加。在海湾国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和雷神公司（Raytheon）等国防承包商的巨额资助泛滥的情况下，科赫家族的捐赠还能如此突出，这在恰恰证明了科赫的捐款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作用。

2010年，《纽约客》（New Yorker）作家简•梅耶（Jane Mayer）撰文揭露了亿万富翁工业家兄弟查尔斯（Charles）和戴维•科赫（David Koch）如何利用炼油厂和其他产业的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茶党运动。她详细描述了科赫家族如何通过激进的非营利组织将政治捐款悄无声息但合法地输送给目标政客和活动家。这些政客和活动家在政策偏好上与科赫公司十分一致——尤其是在反对环保法规方面。

后来，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回忆称：科赫兄弟“花费大量金钱误导各级政府”，是“进步的敌人”，他指责那些接受科赫兄弟俩支持的共和党人患有“科赫瘾”。

从那以后，“科赫”这一品牌在某些政治圈子里就具有了政治“毒害”的色彩。以至于当大卫•科赫（David Koch）在2019年去世时，一篇左倾的讣告公然以“大卫•科赫的可怕遗产”（David Koch’s Monstrous Legacy）为题。但据曾为政治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追踪科赫的资金支出的专家安娜•马索格利亚（Anna Massoglia）所说：自大卫离世的那一刻起，科赫的策略已经改变了。她告诉我，科赫不再在暗处活动，而是开始光明正大地接受自己作为赞助人的影响力和名声，并在支持各种自由主义事业的重大拨款上以自己的名字冠名。

其中的一个拨款目标领域是外交政策，这在当今科赫的捐款中占数千万之巨。

科赫基金会于1977年成立了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但至少自2014年以来，查尔斯•科赫研究所一直在向其他主要智库、资助项目和学者渗透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的“自由主义封地”的范围。卡内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和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内部皆设有科赫基金。2019年，科赫基金会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偏左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一起建立了名为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的偏向克制主义的智库，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至今仍在该机构。科赫与索罗斯的合作本身就是一出吸引全美的大戏，加上后来有关两人“同床异梦”的报道，昆西研究所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如果说科赫家族在茶党时代对自己的资金流向讳莫如深的话，他们今天对此则是津津乐道，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是这样。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查尔斯•科赫研究所的领导人威尔•鲁格（Will Ruger）将卡内基基金会和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列入曾接受科赫捐款的名单当中，他还指出，这两个组织的前领导人现在都在拜登政府的最高层任职——卡内基的前领导人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际危机组织的前领导人罗布•马利（Rob Malley）现任伊朗问题特使。

鲁格并不认为自己是非干预主义者（noninterventionist），事实上，在美国出兵干预阿富汗之时，他曾担任海军军官。不过，他觉得冷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现状”已经走不通了。对于自己的终极目标，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就是希望引入一些“反精英”的克制主义群体去质疑美国当前外交政策的现状。要实现这一目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通过提供更加丰厚的薪水，将有克制主义思维倾向的学者吸引到传统的智库当中，从而给他们的工作打上诸如大西洋理事会这样的标签。如此一来，这些学者可以在建制派信条的外衣之下，继续对当权派进行批评。

鲁格对迄今为止的进展感到满意，他认为像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争论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体现了“克制主义者”越来越被重视，且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甚至会使一些人心生恐惧。

像鲁格这样拥有“克制主义”偏好的人们，并没有因为拜登总统决定在今年9月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而受到赞扬。但鲁格真诚地称赞“克制主义者”创造了许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条件。他补充说，“我们可以在评论文章和引用文章的平衡中看到这一点……我们在阿富汗政策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者和克制主义者。事实上，如果你是一名外交政策记者或希尔（Hill）的工作人员，在推特（Twitter）上搜索阿富汗局势，经常会看到克制主义者的发声。”

这让人想起早期茶党时期由科赫资助的激进主义活动，这场运动还伴随着大量电子邮件运动：自2019年9月以来，与科赫相关的一些组织，如关爱美国退伍军人（Concerned Veterans for America）、美国繁荣（Americans for prosperity）以及与他们合作的左派组织，如共同防御和老兵投票（Common Defense and Vote Vets）向美国国会及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发送了大约100万封电子邮件。

关爱美国退伍军人还斥资数百万之巨购买广告，在包括2020年大选前的摇摆州在内的地区呼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克制主义者喜欢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站在公众舆论一边——查尔斯•科赫研究所2020年主持的一项舆情民调显示，将近70%的人支持将美军撤回美国。但不排除财力雄厚的科赫塑造公众舆论、干涉公众与意见领袖沟通方式的可能性。

巴格拉姆军事基地外，阿富汗人在成吨的垃圾中“寻宝”。  图自社交媒体

虽然像科赫这样以克制主义为取向的资金仍然仅占外交政策智库的一小部分，但克制主义者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钱的分配方式也很重要。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告诉我：只要美国的大战略正在施行，在国际主义者眼中，科赫的资金分配就没有真正的公平。因为捐赠给国际主义者的钱倾向于资助那些更加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而不是美国在海外的总体行为，而后者正是像韦特海姆这样的人所要处理的议题。

怀特认为，一些克制主义者的观点并不像传闻中的那样具有破坏性。他告诉我，呼吁美国从中东撤军是克制主义者的重要议题，也是“中间派当中十分普遍的政策诉求”。”他解释道：“我所批评的点在于，在中东以外的地区，他们还没有真正拿出一套替代方案，来取代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他认为批评美国在全球布兵和对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是可以的，“但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打算怎么做？”

韦特海姆（Wertheim）则表示，克制主义的政策框架“表明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过度承诺，美国并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在军事上投入如此之多，千方百计地想在军事上主宰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

此外，在美国试图摆脱反恐战争之际，“克制”也为美国就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的战略提供了指南。”他认为，“在美国国内有未被回应的诉求，在全球范围内，有诸如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威胁，这些挑战都应优先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胁。”

可以说，智库学者们被“委派”到地球上的使命之一就是为这些事情争论不休——这也是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些争论令人费解的原因所在，因为它似乎会根据资助方的立场，将一些观点排出可接受的辩论范围。

如此一来，那些签署“划清界限”声明的大西洋理事会学者们无疑使那些克制主义者确信：他们是被当权者孤立的孤独的真相讲述者——尽管他们实际上接受着亿万富翁的支持——更不用说大多数智库饱受诟病的点：谁给你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