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库尔特·坎贝尔、拉什·多西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亚洲空前崛起的半个世纪中，亨利·基辛格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策划了1970年代初美国的对华开放，此后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略和世界秩序的著作。但是，在亚洲当前这个过渡时期，基辛格对其最相关的评论却可能出现在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地方：一篇关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博士论文，基辛格在成名前写作了这篇论文，此后数年都没有找到愿意出版这篇论文的出版社。

《重建的世界 : 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一书探讨了欧洲两位政治家（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奥地利人）是如何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修复欧陆列强关系的。他们的辛勤工作为欧洲大陆的所谓长期和平奠定了基础，即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达100年的和平与繁荣。这本书的见解对理解今日印太局势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该地区也面临着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关系紧张的问题。

《重建的世界》对当代的最重要启示不是印太地区需要本地区版本的欧洲列强共管或当代的中美协调一致，而是地区秩序要想发挥最大作用，那它本身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并能起到维持力量平衡的作用，美国政府应努力在亚洲推动这两方面的发展。基辛格认为，正是因为卡斯尔雷勋爵注重力量平衡，再加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注重秩序在成员国眼中的合法性，一个稳定的体系才能被建立起来。

当代的印太战略将受益于这段欧洲历史给出的三个经验教训：需要力量平衡；需要一个该地区国家承认合法的秩序；需要一个由盟国和伙伴国组成的联盟去应对中国对力量平衡和合法性发起的挑战。这一策略可以确保印太地区的未来是力量平衡的并能在21世纪继续保持开放，而不是一国独霸的和重走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的老路。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期刊载本文

欧洲的过去，亚洲的未来？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曾在20年前说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欧洲的过去是否会成为亚洲的未来”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印太地区都具有如下的特点：有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有互相竞争的各大强国、有多种方式能引发冲突、有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有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间的冲突、还有脆弱的地区机构。

但差异也很显著。与战前欧洲不同，印太地区并没有经历过革命动乱和毁灭性的大国战争，而是享有了本地区长达40年的“长期和平”。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金融和技术上的相互依存度也远高于19世纪的欧洲。例如，印太地区的大部分贸易是在本地区内进行的，该地区本身也对促进美国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美国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像19世纪欧洲领导人那样去拨乱反正，而是要现代化和加强现有体制中的各个要素。

印太地区的另一个独特要素是，与战前欧洲形成的秩序不同，印太地区发展出的“运行体系”既要促进商业，又要防止冲突。该地区体系是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它是法律、安全和经济安排的结合体。这种经济安排已使数亿人脱贫，促进了无数的商业进步，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居于该体系核心的是一些久经考验的原则：航行自由、主权平等、体系透明、和平解决争端、契约精神、跨境贸易和合作应对跨国挑战。此外，美国长期信守军力前沿部署的承诺也有助于保障这些原则。

然而，两大现实挑战威胁着该秩序的力量平衡作用和合法性。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现在仅中国一家的GDP和军费开支就占该地区全部GDP和军费开支的一半，而且这一差距自新冠疫情以来还有所扩大。和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一样，中国也谋求重塑本国周边环境，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威胁。北京追求这些目标的方式，如建设南海岛礁、“侵入”东海地区、与印度发生冲突、威胁入侵台湾地区等，已破坏了现存地区体系的重要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再加上中国倾向于采用经济“胁迫”的方式对待别国，其最近针对的对象是澳大利亚，意味着该秩序的许多组织原则都面临风险。

第二个挑战更令人惊讶，因为它来自于目前体系的最初设计师和长期捍卫者美国。尽管特朗普政府的亚洲问题专家做出了极大努力去减轻损失，但特朗普本人却仍然实质上损害了该地区运行体系的几乎每一个要素。他向日韩等盟国施压，要求重新谈判美军基地和部队的费用分摊协议，并威胁说，如果他对新条款不满意，美国将从该地区全面撤军。这些举措损害了用以保持印太地区力量平衡的联盟体系，特朗普也一般不参与地区多边进程和经济谈判，让位给中国去改写规则，这些规则对该地区秩序的内涵和合法性至关重要。最后，他在支持民主和人权方面也表现出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这将削弱美国那些天然的伙伴，并鼓励了中国。

中国的坚定自信加上美国的举棋不定致使该地区处于变化动荡之中。当代的印太地区感觉像是战前的欧洲，力量失去了平衡，地区秩序支离破碎，且没有明显的联盟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想要维护这个带来持久和平与空前繁荣的地区运作体系，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依次应对这些趋势。

恢复平衡

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写道：“权力平衡是经典的历史教训，如果没有现实保障对抗侵略，任何秩序都是不安全的。”将这一历史教训应用到印太地区，基辛格的警告是有先见之明的：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确实破坏了该地区的脆弱平衡，并助长了北京的领土野心。如果不加制止，中国的行为可能会终结该地区所享有的长期和平。

中国与该地区其它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物质失衡是需要加以关注的。北京的军费开支超过其所有印太邻国的开支总和。中国投资研发了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包括超音速导弹和“智能”地雷），这威胁到了美国干预该地区事务的能力。中国还投资建设远洋、两栖和力量投射能力，北京可以利用这些能力对印度、日本、台湾地区、越南和其它国家发动进攻。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美国需要有意识地遏制中国的冒险主义倾向。华盛顿首先可以不再只关注自己的主导地位和那些昂贵且脆弱的平台，如专为保持美国优势而设计的航空母舰。美国应该转而学习北京所长期采用的策略，使用相对便宜又不对称的能力去优先遏制中国。这意味着美国要投资研发远程常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无人舰载攻击机和水下航行器、导弹攻击潜艇和高速打击武器。这些新武器将使中国有更多的顾虑，迫使北京重新评估自己的冒险挑衅行为是否会取得成功。

然而，真正的地区平衡也需要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国协调行动。美国需要帮助印太各国发展自己的不对称能力以遏制中国的行为。尽管华盛顿应该保持其前沿部署的态势，但它也需要与其它国家合作，将美军分散部署到东南亚和印度洋更广泛的地区。这将减少美国对东亚少数脆弱设施的依赖。最后，美国应鼓励该区域各国之间建立新的军事和情报伙伴关系，同时继续深化那些美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关系，这就给传统的以美国为中心、以盟国为轮辐的区域联盟体系装上了“轮胎”。

恢复合法性

然而，仅靠军事和物质平衡是无法维持一个新的地区秩序的。基辛格写道，任何国际体系的稳定运行最终都要依赖于他所说的“普遍接受的合法性”。任何国际框架都需要得到其内部各大国的认可。在这方面，美国将再次需要发挥核心作用。

与战前欧洲不同，印太地区的合法性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贸易、技术和跨国合作也至关重要。正如埃文·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所说，有“两个亚洲”共同构成了该地区的秩序：一个集中于政治和安全，另一个集中于经济。中国的领土冒险主义破坏了前者，其胁迫性经济政策则破坏了后者，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举棋不定则破坏了两者。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印太地区国家会开始否定当前秩序的合法性，它们可能会逐渐没入到中国的阴影中，将该地区推向19世纪而不是21世纪。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就可能会分裂成几个势力范围：外部势力被排除在外，通过武力解决争端，经济胁迫成为常态，美国联盟被削弱，小国没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和纵横捭阖的自由。

扭转这些趋势将具有挑战性，需要美国决策者施展外交手腕，促进商业创新和制度建设。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想要加强当前秩序的合法性至少需要美国重新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停止敲诈盟友，参加地区峰会，展开经济接触，进行跨国合作。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一新姿态将使美国扮演更重要的地区角色，赋予印太国家更多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强化现有秩序意味着确保该体系继续为其成员国带来物质利益，即使中国能越来越老练的挥舞经济胡萝卜和大棒。与战前欧洲注重边界划分和政治承认的谈判不同，发生在印太地区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地围绕供应链、标准、投资制度和贸易协定展开。即使美国在努力重新恢复本国的敏感产业并寻求与中国“可控脱钩”，它也可以安抚紧张的本地区国家——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往往意味着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本地区的其它经济体，可以创造新的增长空间。此外，考虑到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别国提供基础设施融资，美国应该设法提供融资和技术援助的替代方案。

商议北京在这一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是整个尝试中最复杂的部分。尽管在中国崛起之际，印太国家求助美国以维护其独立自主，但它们也意识到，将中国排挤出充满活力的未来亚洲是既不现实也无好处的。该地区的国家也不想被迫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队”。

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及其伙伴要使中国明白一个激烈竞争但和平发展的地区是有好处的，该地区应围绕着以下几个基本要求组织起来：北京在地区秩序中拥有一定的地位；中国在维护该秩序的主要机构中拥有成员资格；如果某国遵守规则，它就会拥有一个可预期的稳定商业环境；并有机会在抗击气候变化、建设基础设施和抗击新冠疫情等方面与别国一同享受到合作的好处。迄今为止，中国有限接受这个地区秩序对促进该地区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在其它领域，北京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和亚洲对印太秩序的设想发生冲突。作为回应，华盛顿将不得不与其它国家展开合作加强这一体系，鼓励北京建设性地参与到地区事务中；而且，如果中国决定采取威胁地区秩序的行动，那美国应和本地区国家一道对其加以制裁。然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这样做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此，维护该体系的力量平衡和合法性需要盟国和伙伴国组成强大的联盟，以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和接受这一秩序。

锻造联盟

尽管美国应该“与盟友合作”的想法几乎已是老生常谈，但这样做仍具有重大的挑战性。维持现有的印太地区秩序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而可能加入的成员国在现存体制被不可挽回的破坏掉前是看不到这一合作措施有何价值的。对盟友和伙伴的渴求往往只有在现状被颠覆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基辛格在19世纪的欧洲局势中观察到了这一态势，而这一态势也可适用于今日。远在天边的欧洲领导人肯定比近在咫尺的印太国家领导人更不担心中国是否强硬。因此，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沟通欧洲和本地区协同制定应对中国挑战的策略。北京的经济实力加大了这项任务的难度：上个月，中国采用“最后一刻让步”的策略，成功将欧盟拉入一项重要的双边投资协议，现在已有人担心该协议将使拜登政府更难以联合欧洲共同采取行动。

鉴于这些限制，美国需要身段柔软、富有创意地去建立伙伴关系。美国不应去创建一个事无巨细都加以关注的大联盟，而应寻求创建一个针对个别问题而定制或特别设立的机构，例如英国提出的民主十国（七国集团成员国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想要解决贸易、技术、供应链和标准等问题，创建这些联盟将是当务之急。

不过，其它形式的联盟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军事威慑上，如扩大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所谓四国集团，印日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

这些不同联盟和这一更宏观战略的目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创立平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凝聚各国对地区秩序某些重要方面的共识，并发出一个信息，即中国目前所走道路具有威胁性。这一任务将是近代史上美国治国方略所需解决的最艰巨任务。

两个世纪前，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担心那个处于紧张状态的体系。然而，尽管他们怀疑国家和凡人的野心更加黑暗，这两位政治家还是成功建立了一个持久而灵活的体系，使由此而生的和平与繁荣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美国及其在印太地区和整个欧洲的盟友今天也需要怀有类似的焦虑和野心。如果他们能有这样的意识，那他们就能让这个拥有全世界约一半经济体量、一半温室气体排放和一半核武器国的地区保持繁荣、和平和开放，使所有人受益匪浅。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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